民族手工业问题对策 论坛手工业考古

2017年11月4日至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手工业考古·首师大论坛”。该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钱益汇教授主持。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近12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学术讨论和交流。

手工业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冶金、瓷器、漆器等多个手工业门类。本次论坛围绕“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手工业考古理论与方法”、“手工业技术与生业经济”、“手工业综合研究”、“手工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等五大主题进行讨论。以下选取部分报告稍作介绍。

全体与会代表

手工业考古需重视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先生报告的题目是《产业链：手工业考古的另一个纬度》。他认为学术要发展，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探索，而目前的手工业考古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

最近十多年的研究中，手工业考古应用最多的是从西方引进的“操作链”理论，用来描述某种特定原料所经历的所有文化改造的过程，如石器生产的操作程序。其最早是由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提出并逐渐风靡欧美，九十年代经译介后传播到中国，并在旧石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操作链理论对研究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很有帮助，尤其是旧石器、新石器、磨制石器、制骨、制陶等主要的史前时期的手工业领域。

白先生近几年一直在思考，对于手工业来说，技术、产业、社会这些基本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三者联系紧密，相辅相成、互为依托。这里面技术是核心，但技术需要“产业”这个平台，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所以，在手工业考古研究中技术很关键，但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这就需要我们换一个维度来看问题。

他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操作链’理论来研究技术，但‘操作链’理论对于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产业链’理论的提出背景。”

产业链理论本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指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基于技术、经济的联系而形成的一个链条式的产业集群，在这个产业链中存在大量的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有技术和价值的交换。从手工业发展史来看，越往后产业的分化越来越细，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用产业链理论来解释整个手工业的发展，可能就是另一个维度。

举例来讲，关于冶铸手工业的研究，按照其本身的产业机构来说，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产业阶段：冶炼、铸造和成型。采矿在古代有时候和冶炼在一起有时候独立进行。产业的分化越细，就越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把它组织起来。而与此相关的，如果没有商品交换，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就很难建立起来。

因此，白先生认为从宏观上研究古代手工业的时候，用“操作链”理论研究工艺、技术、流程没问题。但研究不同手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手工业的时候，“产业链”理论可能更为适合，且对研究产业结构或者说大产业布局非常有指导意义。

手工业考古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学科建设中仍处于起步阶段。本组报告提纲挈领地展示了目前手工业考古的现状，并表达出强烈的理论探索的愿望，正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王昌燧先生在点评中所呼吁的：中国考古界要建立自己的考古理论。文明有共同的规律，但我们更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不能总是套用西方的理论，重视理论研究是有利于整个学科的发展的。

手工业遗产保护，见物也要见人

中央民族大学袁凯铮先生《成本疾病诅咒下的传统手工技艺保护——西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匠的调查》的报告，引入西方理论来解释传统手工艺发展的内在问题。他首先解释了“成本疾病”这一概念。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研究一些文化和技术机构时发现，这些机构总是财务吃紧，他把这种原因归结于“成本疾病”。

袁凯铮先生介绍“成本疾病”理论

这些机构的工作者实际上是与工厂工人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内竞争的，工厂生产效率的提升会带来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这些文化部门也需要提高工资待遇以避免员工流失，但它们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因此鲍莫尔推断，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会推高整个市场的成本，而相对停滞的部门对这种成本的增长无能为力。

袁凯铮发现在非遗保护行业也存在成本疾病发生的情况，如西藏的传统铜佛像制造业。西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主要为砂型铸造，工序包括制作砂型、融铜和浇铸，然后再进行精细的加工。过去十年，藏族传统铜佛像制作技艺成为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给这项技艺的传承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2005年，袁凯铮在拉萨东郊的达孜县调查时发现了一批工匠群体，他们来自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且存在亲缘关系，手艺的传承以家庭的亲缘关系为纽带，舅舅传艺给外甥的情况较为常见。其中，报告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工匠罗布占堆和尼玛洛桑师出同门，但十年间他们的命运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十年前，罗布占堆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匠，他的作坊就在拉萨市内他自家的院子里。十年后，他已经是得到政府认证的全国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获得了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建立了一个专门生产铜器、铜像的工厂，并且和职业教育合作，共同培养手工艺者，很好地保持和传承着传统的工艺技术。。

而尼玛洛桑的作坊还在原来的村庄里，采取兄弟协作的模式。并没有获得政府扶持的他们，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强调子承父业，而是尝试引入新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且更强调艺术的创新，而不像罗布占堆那样可以从容地保持传统的工艺技术。

在非遗保护推行的的十年间，整个工匠群体在昌都和拉萨完成了代际的转换，有的作坊崛起也有的衰落，而传统的砂型铸造几乎绝迹。成本的提高带来了很多影响，传统工艺的面貌无法维持不变，铜匠手工艺的质量在下降，铜匠内部的竞争加剧并且地位开始分化。而且，工匠对手艺传承的态度也出现明显变化，为了获利甚至过度依赖某一种工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工艺就被淘汰。

袁凯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赋能”的过程，就像给一个虚弱的肌体注入能量，使其能够存活。但如何赋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管是学者的研究推动还是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政府主导还是民众的参与，关键是把能量赋予这些手工业者，让他们的手工艺能够维持。

在提问环节，北京大学张剑葳指出，过去的生产力比较低下，艺术品的制造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力的浪费，如古代的礼器。西藏的这些技艺，为何不干脆让它差异化发展，以更新生产力。

袁凯铮回应说，关于工匠群体，我们应当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去研究——见物也要见人。现在，西藏的文化保护活动正在有意识地吸引一些普通工匠参与到文物修复的工作中，通过购买他们的服务帮助他们维持生活，也希望能帮助他们把技艺保存下来。

手工业技术与经济，经验的凝聚

手工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贯穿了整个古代的方方面面，如经济、祭祀、社会生活等，凝聚了深厚的传统经验。“手工业技术与经济”就是本次会议一个重要要议题，又细分为石器、瓷器、冶铸、玉器和陶器、骨器五个子议题。首都师范大学朱光华先生报告的题目是《从“凹雕工艺”与“金筐宝钿”看汉唐时期中亚、西亚宝玉石技术传统对中原治玉手工业的影响》。

朱光华首先对凹雕工艺制品在中国的出土情况进行了介绍。目前，在中国大概发现有十几处，年代大约在公元1-10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汉代到唐代，其特点是以阴线或凹面来构建图案，凹雕内容大体以人物、动物、文字为主，与中国古代传统玉雕有明显的区别。而学界在论证这些器物来源的时候一般都把它们追溯到中亚地区。

新疆巴楚县出土过公元4-5世纪的玛瑙凹雕制品，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与古波斯盛行的印章戒指有关。山西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金戒指上镶嵌上的碧玺有凹雕人物图案。宁夏固原史可耽墓，出土过一个类似圆形印章的水晶制品，有凹雕狮纹和文字。

另外还有“金筐宝钿”，指在金属器表面采用金丝焊接图案轮廓，以宝石或切片宝石镶嵌的装饰工艺。洛阳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石函和金函表面就用了这个工艺，外部镶嵌有红宝石和绿松石切片。

这两类文物的出土地点多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墓葬或窖藏，其墓主人或为西域的粟特人、塞人，或为掌管西北要地的重臣贵戚。朱光华认为，这些器物大部分是从中亚、西亚地区流传到东方的。与此同时，它的加工技术也来到了中原并影响了中原传统的玉石器加工传统。

支持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是金刚石工具考古的发现，1970年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了一件镶嵌金刚石的金指环，是迄今国内发现最早的实物。发掘报告推测它是一件工具而不是饰品。金刚指环传入中国，也可以找到史料印证，《南史·西南夷传》记载：“天竺伽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这里讲的就是金刚指环可以刻玉。

实际上金刚石最早发现于古印度，而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金刚”一词始见于汉代，“金刚石”最早见于东晋，但有关记载东周时期就已出现，且早期文献多以工具言之。《列子·汤问》记载：“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火浣之布，剑长有咫，切玉如泥。”这里“昆吾之剑”就是说的金刚石，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可以推测此类工具传到中国较早，但“金刚”之名则是随佛教东传而来。

伴随着工具的东传，还有西域的玉工来到中国。东晋《拾遗记》卷四：“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西域玉工的到来，也带来了他们的宝玉石加工工艺。

而且，综观中国传统的玉器，恰从东周开始，中原玉器有了一些变化，可以总结为器型规整、线条犀利和抛光精良，这三个方面都与玉器切割、雕刻、抛光工艺密不可分。

王昌燧先生在评议中认为，对宝玉石加工工艺的探讨很有意义，虽然是一个细节的问题，但涉及到中西方文化交流，还可以再深入研究下去。

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展望

王昌燧先生在大会最后点评时表示，本次的“手工业考古”论坛把考古工作向前更推进了一步，报告中涉及了很多新方法和新手段，非常细致。而且参与人数众多，手工业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规格很高，工作水平出色。

王昌燧先生在大会最后点评

另外王先生也提出了本次会议的一些缺憾，他注意到讨论的手工业材料基本都是围绕无机材料，没有涉及有机材料。青铜器里面“寻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未有报告论及。同时，王先生希望年轻学者应该胆子更大一些，多研究一些重大的考古学问题。如陶瓷器中关于原始瓷产地的问题，所谓的原始瓷就是青瓷，青瓷与“China”是一个概念，对它的研究可以把中国的文明往前推很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