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出名的食人虎（恶虎吃人）

中国是老虎的故乡，虎的足迹曾遍及中华大地。自黑暗的蒙昧时代以来，虎的形象便存在于华夏先民的原始文化中，在中华民族的漫长的历史上，充满了对虎的记忆。而如今，除了偏远的中俄边境还偶有发现外，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上，虎已经难觅踪迹了。

在当代人们的印象里，虎是一种美丽而害羞的大猫，它们是行踪诡异的隐士，它们因为害怕而远离人类，只要不遭到人类的侵犯，它们是绝不会攻击人类的。人们认为，是人类的自私和贪婪导致了虎的悲惨境遇，人们感到深深地自责，发自内心地渴望老虎归来，并愿意为了还老虎一个公道而付出努力和代价。人们虽然知道老虎是一种猛兽，但情感上却并不厌恶，更多的是敬畏，甚至感到可爱。

然而历史上，人们对老虎的认识和情感却不是这样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虎带给人们的是恐怖和伤害，是直达心灵深处的颤栗，以至于诞生了一个成语——谈虎色变。在圣人抨击时政的论述中，也把虎作为黑暗残暴统治的参照和象征，所谓“苛政猛于虎”。

虎是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也是进化最完善的食肉猛兽。虎有八个亚种，最大的西伯利亚虎，成年雄性体重可达300公斤，体长3米以上。虎的上犬齿长度可达15厘米，恰如两把锋利的短剑，每只前掌上还拥有可以收缩的五个长达10厘米的钩状利爪。虎的咬合力可达498公斤，可轻易咬碎野猪的头盖骨。虎爪的一拍之力可以砸断野牛的脊柱，甩动的虎尾犹如一条铁鞭，可以抽断动物的腿骨。虎的舌头上长满了锐利的倒刺，一舔之下，可以撕扯下一大块肉。虎的跳跃能力很强，一跃可达7米远，一蹦可超5米高。虎的视力和听力也很敏锐，夜间视觉是人的六倍。所以老虎几乎全身都是武装，在力量、机动性、敏捷性方面对人类占有绝对优势，在冷兵器时代，即使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无力单独对抗老虎，只有成群的士兵才能有效吓阻虎的侵害。从远古时代起，虎凶恶残忍的形象就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记忆，无论在商周青铜器还是在汉画像砖上，这种恐怖印记比比皆是。而这种记忆并不遥远，仅仅在几十年前，虎还是人类在自然界最凶恶的敌人，是可怕的“四脚土匪”。

在七十年代，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山东快书《扎义打虎》讲的是西双版纳一位勇敢的民兵队长扎义，单身一人，凭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打死两头吞噬耕牛的凶恶老虎的英雄故事，可见那时老虎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还很多，消灭老虎还是人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更早一点，在五十年代，中国曾经爆发过老虎大规模攻击人类的严重虎灾。从1952年到1963年十年间，湖南全境发生老虎伤人事件，先后有两千多人丧命虎口，牲畜损失更是不计其数。1952年，耒阳县一年间有120多人被老虎残害，更发生过老虎一天连吃32人的惨案，尤其骇人听闻的是1957年发生在雪峰山脚下的“百虎围村事件”。

据当年亲历了这一恐怖事件的谢耀宗叙述，他当时是一个货郎，常年在雪峰山一带收山货。195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走进湖南通道县雪峰山南麓一个叫高坪村的只有80户人家的小山村，就在他进村后不久，放牧在村外的牛突然都疯狂地逃了回来，狗夹着尾巴瑟缩着不敢出声。村口有人拼命敲锣，人们惊叫着躲回家中。原来是老虎袭来了，而且是一大群。随后村子就被上百只老虎包围了，无论燃起火堆还是敲打铜锣，老虎们就是不肯离去，这种骇人的情况持续了三天。惊恐的村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有人在山上捡到了几只虎仔并带回了村里，于是赶紧将虎仔放回，但得到虎仔的虎群非但没有离去，反而像是没了顾虑，猛然冲进村里，把牲畜全部咬死拖走，还叼走了母女三人。

这种大规模的虎灾虽不是经常发生，但在湖南，老虎威胁人类的情况始终存在。毛泽东年轻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一年暑假，他和好友萧乾外出旅行。一天夜里，他们在野外露宿，结果发现在不远的山头上有一只老虎凝视着他们，紧张得一夜未眠也不敢动。天亮后再看，老虎已经不在了，他们觉得可能是看错了，把一块石头当做了老虎，但最终也不敢确定是不是真遇到了老虎。可见，当时人们对老虎的防范和惊惧心理是很严重的。

自秦汉以来，老虎伤人事件就屡有记载，东汉王充的《论衡·遭虎》就提到，“虎时入邑，行于民间。”老虎都经常跑到城市里来了，在民间游走，这种情况有多可怕！

唐朝的长安是世界级大都市，人口百万极尽繁华。可是在近郊就有老虎肆意横行。张籍的《猛虎行》真实描写了这种情景，“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年年养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在热闹的京都附近老虎就这样猖獗，而且连“五陵少年“这帮当时最牛的古惑仔都不敢惹它，只能看看它的足迹而已，可想当时普通百姓受老虎之害有多深。

唐宋以前，因年代久远，关于虎患的记载比还较粗略，到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的记载就更加丰富而详实了，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感受当时老虎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危害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在明清鼎革之际，四川经历了大规模战乱，田园荒芜，人口极度减少，当时的四川地方志常用“糜有孑遗”来形容战祸过后人烟稀少的景象。由于人类活动严重减少，给老虎的滋生提供条件，数量暴增的老虎需要大量食物，在山林里其它动物被捕食殆尽后，它们把目标瞄准了人类，于是可怕的虎灾发生了。而当时劫后余生的人们为了获得安全，就尽量抱团居住在城镇中，野外几乎没有居民，所以，四川虎灾的重灾区不在野外而在城镇。

清顺治年间，饱经战乱的江津已成为“虎狼之穴”，老虎甚至可以“翻屋登梯，号为神虎”。而道光《綦江县志》卷１０载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　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群虎于白日出没于城乡，而且敢袭击手执器械的一群人，这种虎灾情况在重庆府属的荣昌县也有所见，光绪《荣昌县志》卷１９载，张懋尝率８人赴荣昌县上任，入城后竟然看不到人的踪迹。天将暮，一群老虎突然窜出，其中的５人当即丧生虎口。

营山县“顺治七年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凡耕作必会集方敢偕作，然其来疾于掣电，往往攫人于广众之中，同榻之上”。

与重庆府接壤的叙州府也是虎患多发区，乾隆《富顺县志》卷５记载，该县至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县城北门玉水井街一带，“久成虎穴，寥寥居民，无一人敢从此采樵。”可见当年老虎数量之多，行为之猖獗，原因就是“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

虎本是独居动物，但虎灾发生时，虎却成群攻击人类。由于老虎成群出没，所以即使民众集体持械外出，也难以抵挡虎的袭击，《蜀难叙略》中记载：自顺治五年至八年春的三年多时间里，“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人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可见冷兵器时代连武装士兵都难逃虎口，何况普通百姓了。

当年的川北地区也是虎患重灾区，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清初川北人口十分稀少，社会状况是“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虎种滋生，日肆吞噬。”可见是人口减少导致虎的数量剧增，然后吞噬残存的人口，而非如今所认为的是人口过多侵占了虎的领地才逼迫老虎攻击人类。顺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员向朝廷奏称，顺庆府“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

战后，地方官员积极从事招徕户口，重建家园的美好计划，但却屡受到“频年以来”虎患的严重干扰。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５０６名，虎噬２２８名，病死５５名，现存２２３名。新招人丁７４名，虎噬４２名，现存３２名。”虎患成了影响四川战后重建的最大障碍之一。作者感慨到：“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嘉庆《南充县志》卷６载：“县治、学宫俱为虎窟”。这种据城为害的虎患，在清人文集中也有记载。彭遵泗《蜀碧》卷４载：顺治初年四川“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虎能白昼入城市，究其原因还是仅“遗民数十家“，人口太少根本不能吓退老虎。

与顺庆府毗邻的保宁府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后，也是虎患多发区，史称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数以千计的老虎进入城区的情景，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成都地处平原，素称天府之国，清初也发生了虎灾。康熙初年费密将其耳闻目睹的事编成《荒书》，其中有顺治四年清将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不久张为其部下杀死。“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则史料告诉我们，在顺治四年的时候，四川首府成都已被全面大破坏，守将等也只能“辟草莱而居”，后来的内乱又加剧了整个成都地区的破坏度，以致发生长达５～６年的虎患。

清初四川虎患持续的时间比很长，直到康熙十年以后，全国已基本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但四川仍多有老虎出没。康熙十一年王士祯自川北进入成都，他将沿途见闻著成《蜀道驿程记》，内载：闰７月２６日抵（潼川府）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　敢行”；２６日至（夔州府）云阳“北十里遇虎，众列炬噪逐，久之乃去。馆人云：此地至宜城最多　虎害，日暮无敢行”；２５日到成都双流县，人城后见“虎迹纵横”。可见，当时四川各地的虎患依然相当严重。

三藩之乱爆发，四川再次成为主战场之一。战后的四川“所存惟兵”，虎患之灾卷土重来。康熙二十一年陈奕禧运饷银入川，把在四川沿途见闻辑为《益州于役记》，内载：１0月８日在广元县“仆役拔刀斩棘而人，茅中有虎，野不识人，骤见乃惊遁去，……至于沙岸，虎豹之迹交错”；２４日在盐亭“见虎……归秋林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鸣声绕床不绝”；２９日入（成都府）汉州“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这里没有具体介绍虎患情况，但虎多应是事实。

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试入川，著有《使蜀日记》载，一日经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虎迹遍街巷。”康熙初年欧阳直著《蜀乱》（又名《欧阳氏遗书》），记述了四川虎患情况，“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内江奔溃，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之口。”

康熙时赵彪诏编著《谈虎》亦云：顺治时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清人刘石溪在《蜀龟鉴》卷５对清初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　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作者将虎特别标出，可见虎患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是何等触目惊心！

四川因为多山，而历史上又多战乱，所以虎患频发，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有老虎闯入闹市的现象发生。有一天夜间，四川军阀唐式尊在重庆的府邸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猛虎闯入厅堂，众人大惊失色，唐式尊的卫队连忙拔枪，将老虎乱枪打死。戒备森严的军阀府邸中都有老虎闯入，当时老虎在市井间活动的猖獗可想而知。

清初，为了打击台湾郑氏，清政府强制推行禁海，在福建人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结果导致老虎大量滋生危害人民，情形之惨烈与四川极为相似。据时人余扬《莆变纪事》记载，“自截界后，禽兽迫人。”守备钱龙言：“巡界出外，见猛虎五、六只衔尾而行，与兵马隔山相望，了无顾惧。又有十余人出界，数虎尾之。诸人浮水避小岛山，虎亦乘潮渡而吃之，仅一人归。又出界者无房屋可居，多借草处粪窖中，覆石以避患。虎每发石以脚搂出而吃之。此犹日在荒郊而肆虐也。癸卯(1663)，寿乡有朱姓者，上元夜虎闯门而入，毙其夫妇。是岁除夕，埔头一子入店买物，方及门，虎曳其足而去。塘头一人在门外灯火辞年，长庚一人从邻舍回家，俱被吃去。人烟稠密处而暮夜深入如此，若单居野外，则不可胜计矣。”

乾隆年间福建人陈鸿、陈邦贤所著《清初莆变小乘>记载清初福建莆田的社会情况，内载康熙九年(1670)首次展界，迁民回故土，“白沙众人逐虎。长基有一家，俱持素。午候，虎奔入其家。咬死男妇四人，被咬未死共十四人。”从这些记载看，人类在面对凶残的老虎时是何等地无助何等地悲哀啊，如今的人们在为保护老虎动情呼吁时，更应该庆幸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恶虎肆虐的年代！

自人类从树上下来后，虎与人类同行了一路，斗争了一路，人类最终获得了胜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的胜利是自然筛选的结果，是天道而不是罪恶。作为万物的灵长，拥有高度文明的人类也应该拥有博大的胸怀，更要有一颗悲悯的心。我们理应关注其它生命的生存状态，对老虎这个已经被打败了的对手，也应该给予关爱，给它们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这既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将来。人们应该为此多做公益宣传，但这种宣传应该基于事实和逻辑，不能把虎濒临灭绝的现状完全归咎于人类的贪婪，更不应杜撰老虎不吃人的谎言。虎是食肉猛兽，捕猎是其本能，人类这种最容易捕获的猎物又怎能不出现在虎的食谱上？虎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吃人的。“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老虎吃人早已是人类最深刻的历史铭印，说老虎不吃人，那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也是对事实的无视，更是对历史的遗忘。而那些由于过多的人口侵占了老虎的领地才导致虎灾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虎灾大多发生在战乱过后。人口急剧减少，田园城镇荒废，使虎有了大量滋生繁衍的条件，而数量庞大的虎群需要更多的食物，人类理所当然地成了虎的食物。

因人类活动致使老虎数量大幅度减少，已经沦为濒危物种，这是事实，也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万物都要努力争取生存繁衍的机会，一个物种成功的背后必然是其它物种的失败，正如哺乳动物的崛起背后是恐龙的失败一样。人类是有着高度智慧的生物，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万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不希望自己孤独前行。人们正在反思过往的行为，并用实际行动努力保护其它物种。人虎之争结束几十年了，但与老虎威胁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在为挽救老虎这个物种做出努力献上爱心的同时，也不应忘记那些血腥悲惨的故事，因为这有利于人类今后与老虎的相处。

注：清初虎灾资料部分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