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赵氏孤儿讲的是什么（戏曲赵氏孤儿中）

长大成人的赵氏孤儿，是前一悲剧性事件中人物行动的结果，但孤儿作为下一个行动的主导者，有两种行动可能:复仇或不复仇。只不过在“赵氏孤儿”的本事及纪君祥依本事所结构出的杂剧之中，孤儿选择复仇，是出于孝和顺，其本质是尊重和服从一一他不得不如此。

他的行动所依附的价值立场为“三纲五常”之中的“父为子纲”。孤儿的复仇行为使得符号系统内部的运行逻辑得以完满:他的成功复仇确证了赴死义士牺牲的有效性，义士们的“杀身”此刻才真正“成仁”。

何为孝?

中国是有着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国家，“到原始社会后期，对偶婚制固定下来，人类才分离出关于自己祖先的观念。才有行孝的对象，才会有‘孝’的观念”。“原始社会末期，男子成为财产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丈夫在家庭中占据了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最终促使父权家长制家庭形成。这种家庭形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由于继承人把继承来的钱财和权力视为己故家长的福荫，加上对己故家长威权的敬畏心理，就形成了祖先崇拜并发展起相应的崇祖规范”。

同时，封建社会初期“由于‘孝’所含的道德要求，有利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特殊作用，有利于维系宗室和整个宗族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巩固天子、诸侯、宗子的统治地位，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推广”，有了如此的社会基础，“孝文化”才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及至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借此确立了皇权的威严，即“不仅是要臣民孝敬父母，更主要的是对皇帝的忠”，“忠”此时变成“孝”的高阶样态。

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将“以孝治天下”作为基本国策，唐代将孝道纳入法律，对不孝行为予以惩治；宋明时期，三纲上升为“天理”，“孝”的合理性变得不容置疑，同时自汉以来的“孝”皆以“忠”为最终指归。

如何孝?仁与孝的内在关系

在这样的生成基础和推广之下，以先祖崇拜为主的“孝文化”的稳固性就这样被夯实了:基于家族内部对权力的继承，权力的传递有了父权和实权的双重意义，获得继承权的权利继承者即要感谢父亲让他成为了权力的所有者，其次又要以后辈的身份对权力的曾经拥有者继续保持崇敬。这也正是孔子所认为的“孝”的生成机制:“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孝”是基于对父亲行为和志向的学习，这就基于祖先崇拜预设了一个完满的父亲形象。这种预设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男性一方面需整饰自身以合乎“礼”，并借此回溯性建构“仁”，另一方面要为自己的下一代作榜样，以承递合乎“礼”的志向和行为，确保自身和下一代对“仁”的共同建构。如此，在各安其位的基础之上强调父为子纲，是为“君子务本，本立道而生，孝J涕者也，其为仁之本予”。“仁”是道德的总括性词汇，“孝”以“仁”的根本样态包含于其间，作为符号系统运行的最为基础的规则。

除此之外，李泽厚认为“在动物界，母爱是一种生物本能。儒学虽以这种生物本能的感-陛为前提，却强调它的“人化”性质。即强调不但母亲而且父亲也应该爱子女(父慈)。更重要的，它强调必须是双向的爱，即子女更应该爱父母(子孝)。儒学强调这种爱不能只是外在的礼仪秩序或制度规范，而更应该是内在的情感态度的培育”。

即便如此，但在“父慈子孝”这个看似对等的关系中，还是蕴含着极大的等级差异，父亲始终被预设为一个完满的存在，出于对父亲实体权力的承继，儿子需要顺应父亲；出于对家族关系的维系，儿子需要孝敬父亲，因此即便父“不慈”，子也要认为他是“慈”的，必须孝、顺于他。

“因孝复仇”的生成机制

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孤儿，没有受到家族一点养育之恩，但仅凭血缘羁绊，就可以生发出动力为家族复仇。这证明，首先“内在地对于情感与德性的体验是支持一切外在行为与制度的基础，后者因前者才变得有意义，而围绕父子关系展开的情感德性线索，又是一切相关体验中最为基本的……对父子关系的强调为复仇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其次经由宋代对“三纲”天理式的高举，以及元明时期对“忠孝节义”的大力表彰，三纲五常己成为当时人们信守不移的最高政治伦理准则和核心价值体系，是此时符号系统运行的行为规范，所以面对父母之仇，儿子会发自内心地想要履行复仇的道德义务。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之中，父亲的身份符号在父亲(赵氏家族)死后以一种弥散性的状态被放置于每一个为赵家献身的英雄身上，更具戏剧张力的是，父亲的身份符号还被放置在了仇人的身上。父亲的“慈”与“爱”被碎片化了，孤儿先是被亲生父亲赐予了生命，随后众义士的牺牲为孤儿的顺利降生廓清了道路，共同为其搭建了生长的场域，随后程婴承担的是养的责任，屠岸贾承担的是育的责任。

这样一来，孤儿复仇行动的动机就不止是为了赵家，还有帮助赵家留存血脉的义士们(众父亲们)。所以在《赵氏孤儿》中，父亲就不再是某一位具体的父亲，而是“父亲”这一符号所指的散落。孤儿行动的张力在于他要为父亲们杀掉仇人，而这个仇人正是自己的父亲之一一一这一行动张力在被改编的过程中被慢慢放大。

虽在三纲五常之中，君臣纲纪先于在父子纲纪，但“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不可能盲目地用宋代理学所谓的臣绝对服从君的‘天理’之说来支配自己对元蒙统治者的伦理关系”，于是“在忠孝关系上，元人更重视‘孝’，二者发生矛盾时，‘忠’服从于‘孝’。君臣之义可以无，父子之情必须有。”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对于不知道真相的孤儿而言，的确是一个需要他履行孝、顺义务的父亲。

在元刊本第四折之中，孤儿开场则唱“待俺反故主晋灵公，助新君屠岸贾，既然父慈子孝，管甚主忧臣辱”。孤儿在屠岸贾门下生长，被屠岸贾教育成了一个信奉“常言恨小非君子，自古无毒不丈夫”的人，他自愿助力养父得到一切，使其成为新的君王，最大限度获得权力。

可怕的是这种言论基于“父慈子孝”生成，如此残忍的、血腥的“父慈子孝”不免让观者有些脊背发凉。紧接着孤儿观画，得知养父屠岸贾实为自己的杀父、灭门仇人，马上就对养父变了态度，愿杀掉他为家族复仇。他先说明了行动的道理依据，“不将仇恨雪，难将怨恨除，想俺横王爷囚死的生身母，我若不报泉下双亲恨，羞见桑间一饿夫”，又表明了具体又残忍至极的手段，“把那厮宛了眼睛，豁开肚皮，摘了心肝，卸了手足，岂支支抛折那厮腰截骨”。为什么孤儿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为什么他瞬间就可以做出决定“欲报横亡的父母恩”?即便他的父母什么实在的恩惠也不曾给过他。

究其本质，他的行动是基于他父权制序、三纲规则守卫者的身份，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到底是谁己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守住这套符号体系，即便父“不慈”也要坚持“孝道”，守住“父亲”的符号不倒下。他可以为了养父得到权力的最大值而反对晋灵公，也可以为了亲生父亲(包括赴死义士在内的父亲的延伸语汇)杀掉养父。

明代再次重申需将“忠”“孝”合二为一，正如朱棣所言“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盖事之忠，即事亲之孝也。人惟父生而君食之，故事之如一也”，并将“忠孝”与否作为审判标准与仕途发展挂钩。基于此明刊本被修改得稍微温和，孤儿开口唱的是“扶明君晋灵公，助贤臣屠岸贾，父慈子孝，怕什么主忧臣辱”。

可以看出，父慈子孝是主不忧臣不辱的基础，在孤儿尚未得知屠岸贾的奸恶模样之时，他基于对养父的崇敬，称其为“贤臣屠岸贾”，并且愿意辅佐明君晋灵公，认为先从父慈子孝做起，便可以达及君臣甚至国家的和谐。

虽删改了元刊本中篡位拭君的部分，但明刊本中的孤儿也和元刊本一样，并未承认屠岸贾的养父身份。他在得知真相之后，唱出了与元刊本并无太大差别的内容“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尚兀自勃腾腾怒怠消，黑沉沉怨未复，也只为二十年的逆子妄认他人父”。称自己为“逆子”的孤儿，自然是不肯承认养父屠岸贾对其的养育之恩的，他只对正确的父亲们履行他“孝”的义务。再加上第五折中魏绛班师回朝替君主设罚奸俊的驱力，他又迫不及待地对君主承担起他“忠”的责任，所以孤儿的复仇和元刊本一样都是瞬间完成的。

孤儿这种瞬间完成的行动，其本质是为第一个悲剧性事件中的行动的合理性做证明，即亲生父母所给予的血脉没有被切断，赴死义士的血没有白撒，忠臣的根没有被拔除，奸恶最终会被良善驯服；同时证明“求仁”的确能“得仁”，无需怨恨，符号系统尚能合理运行，漏洞己被填补，无需更新和填补。

所以在原剧之中，义士赴死、杀身成仁是《赵氏孤儿》这场悲剧的主要的悲剧性成因，而孤儿复仇、手刃养父这一行动只是上一行动的延伸一一给这场悲剧赋予了一个团圆结尾，以证明悲剧人物行动的有效性。需要强调的是，即便结局团圆，悲剧人物依旧是悲剧人物，基于对现存情感与德行的体验，他们确实做出了自认应该的主动性行动(虽然是被符号系统完全侵蚀的、去主体化的)。曾经杀身成仁的义士们以自己的身躯加固了符号系统，确证了父权秩序和由其规定的善恶是非的意义。

但如果并不承认屠岸贾的养育之恩，那么孤儿的复仇行动就会缺少张力，即他需要杀死的只是一个灭全族人性命的仇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悲剧性事件一一孤儿复仇、手刃养父一一只能是为团圆结局而生发出的延展性行动，是现有符号系统漏洞的解决方案。

悲剧的重点只能落在对义士赴死的歌颂之上。只有当屠岸贾的养育之恩被孤儿认可，他才会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他需要为亲生父母和家族复仇，另一方面他的仇人是把自己养大的养父，而需要他向仇人复仇的家族只是赋予了他生命而己。所以在后世的重译过程中，后一悲剧性事件的生成过程反而被放大，甚至盖过了前一悲剧性的光芒，促成了“赵氏孤儿”悲剧性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