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国藩的工资（清末官场有多腐败）

谈及清末，落后、腐朽、贫弱往往是人们的第一印象。

但周育民所著的《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却提供了一个违背直觉的数据。

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财政收入高达3.9亿两银子，而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年，其收入不减反增，达到了4.2亿两白银。

要知道，哪怕在乾隆盛世，在其收入最高的乾隆三十九年，国家财政收入也不过7390万两，连清末收入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一个以贫弱著称的王朝在遭到入侵以后竟比历史上有名的盛世还要富有，这是很违背直觉的事情。

那这样一个收入充足，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为何反而走向了终结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末以廉洁著称的曾国藩身上以小见大的找到原因。

贪腐成风

“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十，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了上述的话。

这话意思简单，讲得是曾国藩昨夜梦见有人得了意外之财，自己在梦中特别羡慕，醒来后曾国藩特别自责，认为自己好利心太重，以至于影响到了梦里。

仅因为一个梦便能痛斥自己，反思己过，曾国藩作为清末名臣，其道德修养可见一斑。

但即便是如此追求德行的曾国藩，在清末这个烂到根上的朝代里也不得不和光同尘以便施展抱负。

谈及历史上的曾国藩，清末四大名臣、湘军首领、荡平太平天国都是他的荣誉，但在其未发迹前，廉洁的曾国藩甚至是个需要四处借钱度日的官员。

“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帐，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与祖父书》

“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曾国藩家书·理财篇·禀父母·在外借债过年》

“孙在京已借银二百两，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顾家耳。”——《曾国藩家书·理财篇·禀祖父母·要叔父教训诸弟以管家事》

借钱买炭、借钱过年、借钱回家等等事迹在曾国藩家书中屡见不鲜，乃至于有人调侃曾国藩的为官史就是一部借钱史。

穷到需要频频借钱生活的曾国藩绝非是个大手开销之人，而是每年收入数亿两白银的朝廷给得实在太少。

27岁才考中进士踏入仕途的曾国藩初入京城当官时，作为从七品翰林院编辑的他其年俸仅有四十五两白银，禄米四十五斛。

那时的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换算到如今约为300块，这也就是说，在天子脚下生活的曾国藩一年收入仅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多块钱，平均下来一个月一千多点。

虽然为官者还有程仪、炭补等收入与朝廷下发的生活用品，但曾国藩大多数日子实在拮据，乃至于出现连仆人都嫌弃他穷，转头就跳槽了。

曾国藩初为京官的窘境在当时是普遍情况，在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底层官员们还要给上面做孝敬，大多数官员怎么可能不想着法子去为自己谋财谋利？官员大肆贪腐可以说是必然的。

相较于底层官员的微薄收入，清朝上层官员的收入却极为骇人。

曾国藩在初时日子窘迫，但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其收入却比之前高出太多。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得到了两江总督的委任状，在江苏、安徽、江西、上海这几个地方做军政一把手。

作为正二品官员的曾国藩此时的标准年俸依旧很低，只有一百八十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5万多块钱，平均下来一个月五千不到。

但他却额外有了一笔“养廉银”与各类地方“规费”。

“养廉银”起于雍正时期，在乾隆年间成为定例，一般为标准年俸的十倍到百倍，贵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每年有一万八千两的养廉银收入，相当于如今的五百四十万元。

这笔收入已经足够高了，但相较于各类地方“规费”、“孝敬”等灰色收入却显得不值一提。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清朝督抚级别官员的平均“规费”达到了骇人的十八万两，足足是“养廉银”的十倍。

需要借钱度日的底层官员，却得变着法为上层官员提供巨额“规费”，这样离奇景象在清末却是司空见惯的惯例。

曾国藩以廉洁著称，个人吃穿用度极为节省，甚至于身为封疆大吏还穿着补丁衣服，但处在那样的贪腐环境之下，依旧得和光同尘，否则便无立锥之地。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离职前，他拿出一万四千多两白银为两江官员包了红包。

同治十年（1871），去往京城的曾国藩又拿出6000多两白银为近几年新任的京官们买礼物。

曾国藩以追求圣人之道为目标，但在那个时候，不收钱、不给钱就是破坏了为官的默契，他若是敢坏了规矩，无论他再怎么圣人，大清也绝容不下他。

可笑自救

相较于曾国藩的恪守底线，其他清朝大官们可不懂什么叫客气，捐官卖官，收受孝敬都是清末官场上的常见现象。

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一年的“孝敬”、“规费”收入在二十万两以上，兴办洋务时，张之洞甚至曾按一字千两收过润笔费。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刚到任就花费二十万两银子盖豪华署衙，山东巡抚杨士骧任一上任就瓜分十万两漕银，盛宣怀向载泽行贿六十万元购得邮传部尚书，这类高级官员贪腐事迹在当时屡见不鲜。

至于八旗子弟则花样更多，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赝品古玩挂到古玩店，然后再让有所求的官员按真品价格买下，自称“雅贿”以为聪明。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绝非夸张之语。

俗话说上行下效，在上层官员如此贪腐的局面下，清朝从最底层的官员自然会迎合上意。

夏冬季得给冰敬与炭敬、考核前要打点各方、想升任职务得亲自上门送礼，连门房、丫鬟都不能落下。

想要升官，就得给钱，在这个坚如铁石的潜规则下，大量底层官员通过压榨百姓来获取钱财，并用这笔钱财换取另一个可以大肆收刮的职务。

贪腐过于严重，乃至于出现了集资买官的现象。

浙江山阴人蒋渊如在发现做官有利可图后，直接伙同唐文卿等五人集资捐得一个肥缺知县。

购得肥缺后，五人直接包揽全县事务，开始贪赃枉法，压榨百姓，区区正七品知县每年收入竟然高达20万两白银，可以想象当地百姓遭到了怎样的迫害。

为官三年后，五人因贪腐罢官，但此时他们也如愿以偿的携财回乡，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

这般腐朽而富有的清朝自然引来了外国的觊觎。

1840年，英国以虎门销烟为借口，依靠区区47艘军舰与陆军4000人的远征军，打得人口足有3.7亿的清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抢夺焚毁圆明园，打得清朝统治者落荒而逃。

在战争之后，随着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和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割让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也将魔爪深入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虽然清朝已然贪腐成风，但朝堂之上绝没有一个不是人精。

在遭到重大挫败后，清朝统治者们开始试图自救，可这场自救已经救不了从根上彻底腐烂的清朝了。

1861年1月11日，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试图以此自救。

但在“中体西用”的落后思想下，清朝的失败是可以预料的。

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之一是北洋水师的覆灭，可以说，从北洋水师的建立过程看，便可知晓为何年入数亿的清朝最终会走向灭亡。

在初时，为了建立一支可以对抗外敌的海军，清朝统治者们也算下足了功夫。

当时由于民智不开，许多人对大海十分恐惧，为了组建海军，清朝统治者一边选用留学人员担任高级军官，一边开出了超高薪水招募水军。

《北洋海军章程》中写道：“海军为护国威远大计，不宜过从省吝也。”

在这样的思想下，海军官兵的收入足是陆军的两三倍。

如丁汝昌这样的北洋水师提督级别，一年官俸加船俸有 8400 两，是当时陆军同级别提督薪俸的 3 倍以上。

水军的总兵，即舰的管带（舰长），年俸总数是 3960 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总兵的 2 倍左右。

在这些明面收入外，行船费等暗账补贴也是北洋水师官兵的收入来源。

可在如此付出下，从根上腐烂的清朝依旧没能培育出一只能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部队。

谈及北洋水师，炮管晾衣的故事广为流传。

虽然这个故事在历史考据中被证实为假，但这一说法的流传从侧面印证了北洋水师绝非什么纪律严明的队伍。

这种纪律的不严明也正与清朝腐败密切相关。

派系内斗是清末常见现象，所谓贪腐，大多也是基于利益的派系博弈。

提督丁汝昌是合肥人，虽非李鸿章嫡系，但也是淮军序列。

而北洋水师占据多数的中高层军官多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以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和刘步蟾为首形成了实力最强的闽帮，对不谙水军的丁汝昌看不上眼。

邓世昌、林国祥、程璧光等广东官员，则形成一个广东圈子。

军队最重纪律，上下不和乃是大忌，这意味着军令难以顺畅下达。

更糟糕是，在北洋水师内部圈子横立的同时，大清朝廷上也分成派系，试图染指北洋水师带来的巨大利益。

作为光绪帝生父的奕譞，是大清海军衙门的一把手，可谓是北洋水师的第一责任人，但是为了让儿子尽快亲政，奕譞直接拿海军经费来修缮颐和园以此讨好慈禧。

作为北洋水师缔造者的李鸿章，自然不愿意看到海军经费另作他用，但是作为官场老手，李鸿章自然不会为国废私出面得罪利益一致的慈禧一系。

同时，在李鸿章态度不坚决的情况下，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则因厌恶李鸿章处处与他作对，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成为了海军建设的强力阻碍者。

这般出于私利的派系斗争带来的后果便是，本来初时迅猛发展的北洋水师在之后陷入了虎头蛇尾的局面。

1888 年 12 月 17 日，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宣布正式成军。

此时北洋水师包含定远、镇远两艘在巨舰内的大小 25 艘主要军舰，辅助军舰 50 艘，运输船 30 艘，官兵 4000 余人。

按当时《美国海军年鉴》的排名，北洋水师在那时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九，这对20多年前还被外国军舰打得割地求和的清朝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北洋水师的光辉也就仅有成军的那一刻而已。

两年后，撤旗事件爆发，主管纪律的英国军官琅威理辞职，自此北洋水师官兵开始在岸上花天酒地，严重时甚至有超过半数官兵不在舰上。

三年后，户部尚书翁同龢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而这一年北洋水师在访日时发现，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过自身，李鸿章增加速射炮等军备奏折石沉大海。

在北洋海军停滞不前之时，作为对手的日本，则依靠大举发行国债来筹款造舰，自天皇以下全国各阶层都以战胜清国海军为目的开始捐款。

从在北洋水师成军后六年里，日本添置大小军舰 12 艘，新增军舰吨位近 18000 吨，形成对比的是，这六年里，北洋水师未添一舰一炮。

1894 年，日本海军主力舰达到了 13 艘，总吨位超过 37000 吨，而北洋水师主力舰的总吨位不到 30000 吨。

更关键的是，日本的主力舰全是最新建造的新式舰艇，在养护、航速、火力、射程等方面全面碾压北洋水师。

就此，在北洋水师因贪腐停滞发展六年后，甲午中日海战爆发。

亡国在即

毫无疑问，在贪腐之下，清政府组建的舰队沉入了大海，与它们一同沉没的还有清政府最后的生机。

讽刺的是，这个结果早在10年前便被日本人料中。

1885 年，清政府成立统筹海防事务的海军衙门，下定决心组建强大海军，此事在引发了当时日本的恐慌。

但熟知清政府情况的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却说了这样一段话“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

清朝的官说话厉害，规划厉害，可他们做事不厉害，不足为虑，这是种极大的蔑视。

遗憾的是，这样的蔑视却正好切中了清政府的软肋，贪腐成风的清朝，自统治者而下已经没救了。

在清朝已经处在悬崖边缘之时，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们却丝毫不知收敛，亲手为自己掘了坟墓。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慈禧最为出名的话。

这般卖国以图自身安稳的慈禧在生活上自然不会考虑国家分毫。

在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慈禧却有着专门的“御衣库”，其中但是春末夏初的衣服就有两千多件，衣料都是当世顶尖。

其平日吃穿用度也是奢侈至极，御用胭脂要消耗上百斤玫瑰花瓣，每年购置数万斤苹果只为摆在屋子里闻味。

在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订立后，同年回京的慈禧却没有丝毫收敛，随行队伍足有3000多辆马车，插着彩旗，披着艳色布料，以至于惹来英国记者莫理循的吐槽。

至于其备受诟病的万寿庆典更是令人咋舌，挪用国资耗费上千万两白银只图一乐，以至于时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感叹道：“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唱《爱民歌》者。”

1904年，70岁的慈禧再次举办寿宴。

这次寿宴，慈禧表示为了新政要带头节俭，但却依旧暗中收受贪腐进贡。

奕勖等人通电各省督抚，以廉俸二成报效；军机大臣世续进奉一万两零星银票，为慈禧预备零赏之需；盛宣怀则准备了宋元名人字画、如意、珊瑚等物在半夜三更贡进。

即便收受如此寿礼，“带头节俭”的慈禧还嫌不够，依旧让内务府向汇丰银行借款二十万两以供挥霍。

与这些大张旗鼓的寿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子少保马玉昆请拨三千枝枪以作京都防御用，户部却答以无款。

极为讽刺的是，也正是这种上行下效的贪腐风气为清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1882年，两度名落孙山的袁世凯凭借在朝鲜壬午军乱立下的军功正式踏入清朝官场。

熟知清末官场规矩的袁世凯，很快凭借贿赂打点在朝堂上拥有了一席之地

直隶按察使、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靠着贪腐贿赂、告密取信、练兵实绩，袁世凯一个非科举正统出身的军人迅速成为了一方大员。

1901年11月，随着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成为了新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成为直隶总督后，贪婪成性的袁世凯更是将清末官场贪腐习气发挥到了极致，大肆以国财行私情。

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时，直隶存银上千万，但三年后这笔钱财便“不翼而飞”了。

在得知奕劻即将进入军机处后，初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直接让心腹杨士琦送上十万两银票，并在之后按照“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的方式为奕劻送去无数钱财，连奕劻儿女成婚，所有开销都由袁世凯负担。

依靠着大散国财与收受贿赂，袁世凯以古玩、白银等物大肆结交权贵，被称之为“债帅”。

直隶国库空了，袁世凯名声坏了，可与各个权贵交好的他开始彻底获取清朝权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借着东三省管制改革，袁世凯靠着贿赂奕劻以及其儿子载振，将自家心腹安插进东三省。

徐世昌拿下了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拿下了奉天巡抚、朱家宝拿下了吉林巡抚、段芝贵拿下了黑龙江巡抚，袁氏人马彻底取得了东三省的实权。

马克思说，资本家会出卖绞死自身的绳索，在贪腐之下，清政府也干了同样的事情。

当袁世凯走上权力巅峰之后，武昌起义、协商谈判、逼迫退位，袁世凯盗窃革命果实，一步步勒紧了清王朝脖子上的绞绳。

最终，依靠贪腐贿赂一路高升的袁世凯亲手终结了腐朽不堪的清朝，很难说这是一种讽刺的巧合，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贪腐，求圣如曾国藩也得参与其中和光同尘，因为贪腐，救国为任的北洋水师沦为了虎头蛇尾的货色，因为贪腐，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靠着贿赂上位终结了一路扶持自己的清王朝。

当贪腐成为一种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一个年入数亿两白银的富有王朝倒下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信息来源：

聂立申. 论腐败对清末新政的影响[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2007（4）

邵勇. 清末新政时期吏治腐败论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0, 12(1)

戴鞍钢. 清末改革中的腐败细节[J].人民论坛,20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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