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宰相于谦的评价（拯救大明朝于水火的于谦）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最后却被处死，是因为站错了队吗？

正统十四年，瓦剌骑兵大举南下，朱祁镇在王振的撺掇下，冒然亲征，明军在土木堡大败，朱祁镇被俘，明军二十万精锐毁于一旦。随后瓦剌骑兵一路挺进至京城脚下，国家危难之际，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定守卫京城的决心。

于谦升任为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军马，全面负责京城防御，可以说当时的于谦权力极大，他就是明军的兵马大元帅。终在于谦的合理调配下，明军顽强作战，击败了瓦剌，保住了北京城。

​如此民族英雄，本应受到厚待，加官进爵应不在话下，而于谦得到报答是斩决，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在崇文门外被处死。官场上站队问题很重要，就好比在先帝去世之前，大臣们都要押宝，有的归到太子队列，有的归到其他皇子队列，如果成功荣华富贵自不必说，但失败的后果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于谦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他只站在国家社稷之上，一切以国家和百姓为前提。集正直、果敢、坚韧、才华于一身的于谦，为何落得个被处死的下场？

于谦主动放弃生的权利

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镇已经被俘一年，众大臣皆上疏希望接回太上皇朱祁镇。朱祁钰临危受命，接受的皇位，真实情况朱祁钰是不想当皇帝的，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也体会了权力的滋味，便不想放手。

于是在接回朱祁镇的问题上，朱祁钰屡次敷衍或拒绝。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种做法也并没有什么不对，有哪个王朝会存在两个皇帝，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于谦是朱祁钰一手提拔起来的，可谓景泰年间第一权臣，如果换做旁人，是不会希望朱祁镇回来的，这无疑给自己找麻烦。偏偏于谦建议朱祁钰：

“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陛下皇位早已成为定局，不会有其他变化，我们应当尽快接回太上皇，如果对方有诈，我们就有说辞了。正是于谦的话，促使朱祁钰派人接回太上皇朱祁镇，作为皇帝，朱祁钰十分器重于谦，基本上对于谦的话言听计从。

精明老练的于谦必定清楚，朱祁镇回来之后，不仅是对朱祁钰的威胁，也是对他的威胁，当时的全国兵权基本都掌握在他手中，且由于战时的紧急情况，于谦可以直接调动部队，还设置了团营制度，保卫京师。

一朝天子一朝臣，于谦是明白的，不论朱祁镇能不能复位，只要朱祁镇回来，对他于谦没有半点好处。但于谦还是建议朱祁钰接朱祁镇回来，为了国家利益，于谦甘愿做出牺牲。

在石亨、张辄、徐有贞的策划下，朱祁镇得以复位，而他们入城的兵力只有千余人，而北京城的部队应不低于二十万，且政令通畅，如果不是于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夺门之变必定失败。

碍于朱祁钰换太子的荒唐举动，于谦也在犹豫当中，毕竟这是老朱家的天下，不论是朱祁镇复位还是朱见深继位，在此时此刻都比朱祁钰要好，况且朱祁钰还身患重病。于是在于谦的“纵容”之下，朱祁镇成功复位，可以说于谦亲自给自己打造了一副棺材，放弃了生的权利。

功高盖主

自古权臣基本没有什么好下场，除非叛变直接夺位，成为新的皇帝，于谦之所以能守住京城，也在于他手中的权力极大。

兵权是最敏感的权力，皇帝们对此十分谨慎，于谦掌控的就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权力，假如换个人，如果有异心，那么国家动乱势必不可挽回。

史料记载：

“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

基本上当时部队的调动，全部由于谦独自控制，亲自下达命令，口述奏折内容，属下则只按命令行事，是既佩服又省心。

京城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国运，同样让人佩服的是朱祁钰，朱祁钰在战后依旧重用于谦，放权给于谦，可见朱祁钰对于谦的信任。

史料记载：

“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

京城防卫被于谦调配得面面俱到，不论是国内叛乱还是边境敌扰，于谦都能妥善解决，这简直是上天派下来的救世主。如此大的功勋，朱祁钰可以接纳，但不代表朱祁镇可以接受。

如果权臣的功劳太大，置皇帝于何地，况且朱祁镇刚刚复位，而全朝廷基本都是于谦的拥护者，这让朱祁镇如何安心做他的皇帝。帝王心术就是如此微妙，在我看来，朱祁镇要杀于谦，也并非都是石亨、徐有贞的诬陷，朱祁镇本身也想杀于谦来立威信。

树敌太多

于谦有大批的拥护者，这毋庸置疑，而于谦的刚正不阿也得罪了很多人，官场之上，做得对不代表就好，如果权势太大，一方面树敌太多，另一方面也会遭很多人忌恨。

徐有贞曾建议南迁，于谦果断否决，徐有贞这个梁子早就结下了，自不必多说。

史料记载：

“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

于谦在政务处理上也比较执着，优秀的人就提拔，能力欠缺或品行不端的就不用，在潜移默化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动了不少人的蛋糕。所以就算于谦功勋卓著，也有人弹劾于他，说他功劳虚假，独断专行之类，好在朱祁钰力排众议，坚持重用于谦，这才让那些言官闭嘴。

石亨本是个优秀的武将，曾经犯过错误，却被于谦破格提拔，德胜门之捷立下大功，要对比功劳，于谦必定比石亨大很多，而石亨得到了世袭侯爵，这让石亨感觉惭愧。

理论上说，石亨是于谦亲自提拔，本应是很亲近的同事关系，而于谦并没有拉拢石亨，在石亨提议提拔于谦的儿子于冕之时，这本是好意，于谦则干脆得拒绝了，还说了石亨很多不是。这样的做法让于谦多了一个强敌，也正是石亨的不快，成了夺门之变的导火索。

只不过于谦的性格就是如此，他一直站在的国家利益之上，刚烈耿直是他的秉性，根本无法改变，想来如果出现时间机器，可能于谦仍会如此去做。

生得伟大，死得冤屈，仿佛是那些英雄不变的宿命，但后世人不会忘记站在北京城头上，那个意气激昂的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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