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汕头一旅店休息（周恩来在汕头一旅店休息）

1931年，汕头最繁华的金陵饭馆内热闹异常，煮点和吃饭的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中午时分，一名身穿大衣的高大魁梧的男性从楼梯上缓缓走下。

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其他人没注意到的是，在他走到楼梯拐角处的时候，动作忽然顿了一下，然后像是忘带什么东西一样，转身回了房间。

这名男子就是周恩来，回到房间之后，他当即下达了一条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地指示：这里不宜久留，现在马上撤退！

带着满腹的疑惑，相关人员只好跟随周总理一路撤退，直到住进了一家毫不起眼的小旅馆，周总理才稍微放下心来。

实际上，他是因为在楼梯拐角的地方看到了一张照片，才会下达这样的指示。

那这张照片究竟是什么？周总理又为何要转移得这么匆忙呢？

1927年，随着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开始大肆追捕共产党人，原本合作得较为愉快的两党就此陷入无止境的纷争，国民党的行为对我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我党的行动只能从明面上转到地下，周总理一手创建了中央特科，将全部的组织工作转到了暗处，可以说此时的周总理俨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骨干人员，正是因为周总理的力挽狂澜，才使得中央在这种关键时刻，有了和国民党斡旋的力量。

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周总理就将中央特科经营的有声有色，他将中央特科一共分成了四个部分，每个部门虽然职责不同，但是都是周总理直接领导的。

1930年，为了保证在中央特科出现意外之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撤退，周总理带领着自己一手组建的特科骨干人员，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交通线。

这条线路不仅仅是他们暴露之后的撤退路线，还是重要的情报信息和物资运输的路线，这条线路承担的职责，对于中央特科和党组织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其身上担负的责任是贯通中央和伤害中央苏区的生命线。

但是随着中央特科第三队红队的队长顾顺章叛变，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一夕之间，将近一半的特科队员遭到了敌人的逮捕，顾顺章的所有交通站几乎全部瘫痪，甚至一些和顾顺章单线联系的人也遭到了抓捕。

那段时间，整个上海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唯恐一个不慎就被当成共产党抓捕起来。

周总理当即带领着全部的部队开始进行转移，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毕竟还是周总理，并且周总理曾经和蒋介石一起在黄埔军校共事，不少人都认识周总理，所以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撤出上海。

但是作为主要交通站点的“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也在顾顺章的掌握之中，他们不能确定这个站点究竟有没有被发现，但是此时他们不能冒任何的风险，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经营了两年多的据点，动用了备用的站点——华富电料行。

华富电料行是周总理一手建立起来的据点，主要的人物都是周总理一手提拔上来的。

华富电料行的经理陈彭年早年间曾经在国外留过学，喝过几年洋墨水，做事颇有种洋人的做派，行事相当小心谨慎。

他懂得不少黑社会的生存手段和暗号，经常在各种场合出入，只要穿上一身西装，活脱脱一个敲骨吸髓的资本家的“嘴脸”，让人难以想象这竟然会是一名共产党的老党员。

凭借着出色的社会生存经验，陈彭年在汕头的码头混得风生水起，结识了不少当地人，在汕头这个地方，陈彭年的生存经验比任何人都要足，所以由他来担任华富电料行的负责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而另外的两个人顾玉良和罗昆贵两人的经历也是十分不简单。

顾玉良

顾玉良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她整日在商场中耳濡目染，很快就练就了一身经商的本事，只要是他出马，基本没有做不成的生意，所以他的能力就是维持华富电料行内部的运营。

再加上顾玉良曾经也是上海党组织重要的一员，所以他的对党的忠诚还是有十足的保障的。

相比之下，罗昆贵的身份就没有那么显赫了，他只是在队伍中担任翻译的角色，毕竟另外两个人虽然经验丰富，到底还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本地的方言，罗昆贵就在其中起着他们和当地人之前的沟通桥梁。

当然，这个沟通桥梁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罗昆贵需要经过重重的考验，保证对党组织绝对忠诚，政治信念绝对可靠，才能在这里工作。

事实证明，周总理选人的眼光是十分精准的，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他们及时挺身而出，承担起了保护周总理撤退的职责。

1931年，周恩来带着中央特科的骨干人员一路疾行，赶到了汕头。

陈彭年在此之前就已经接到了组织的通知，因此在周总理即将到达汕头的当天，他就带人早早地等在了汕头的码头附近，准备迎接周总理的到来。

或许是因为上海的局势混乱，不少人纷纷选择出来逃难，当天汕头海关门口人山人海，陈彭年只好站在高处，紧紧盯着人群的一举一动，避免错过周总理。

好在负责街头的肖桂昌等人一眼就看到了陈彭年，他急忙迎上去喊道：“陈老板，客人在这儿！”

顺着声音看去，陈彭年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那个熟悉的人影，早在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就已经见过了周总理，对于周总理身上独特的气质，陈彭年也是记忆深刻，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周总理了。

周总理也认出来了陈彭年，急忙走上去和他们打招呼：“陈老板，好久不见了。”

“周先生，好久不见，我已经安排好了住处，要现在就过去吗？”

周总理知道他的意思是想要带他们前往安排好的据点，当即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陈彭年等人的安排下，他们一路小心谨慎，七拐八拐地走到了金陵饭馆，这家饭馆是附近住宿条件最好的饭店，位于街巷的闹市区，陈彭年向来遵循大隐隐于市的做法，因此他十分轻车熟路地走进了饭馆中，选了两件最四通八达的房间。

周总理进了房间之后，先是四处观察了一番，确认没有任何异常，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放下了心。

他推开窗向外看了看，街头巷尾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好在并没有国民党特务的身影，这也让周总理放心了不少，早年间，周总理也曾来过汕头，因此对这里的地形也算熟悉，他在地图上标注了很久，终于确定了最安全的撤退路线。

正当他看得入神之时，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周先生，饭点到了，下楼吃饭吗？”

陈彭年的声音适时响起，周总理担心自己的行踪被外人发现，原本打算拒绝，可是一想到自己长时间闭门不出反而显得更加可疑，便同意了这件事。

在陈彭年的带领下，她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朝楼下走去，可是此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当即就改变了他的想法。

走到楼梯拐角处的时候，他发现在楼梯最显眼的位置有一副装裱好的照片，照片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总理1925年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参加的合影，当时他们刚刚参加完战斗，所以才拍了这样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周恩来身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学校中的声望极高，坐在一个相当显眼的位置。

此时虽然过去了6年，但是周总理的样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身上的气质更是独树一帜，十分出众，只要细心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个人和照片上的那个是同一个人。

这下周总理没有心思吃饭了，他当即转头回到了房间，独留下一群人满头雾水。

陈彭年第一时间返回房间找到了周总理，却没想到周总理正在研究手中的地图，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道：“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用最快的速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难道你发现国民党特务了？”陈彭年疑惑不解地问道。

周总理摇摇头：“楼梯拐角处的那张黄埔军校师生合影上有我，如果被有心的人看到就不好了。”

周总理做事向来谨慎，这才能一手创办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上做得风生水起。

所以周总理深刻地意识到此时的他们已经承担不起任何的风险，如果这条线路被发现，轻则自己被捕，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整条线路上的核心工作人员。

常年在敌军营地中混迹的陈彭年自然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当即将这件事通知给了其他人，然后开始安排撤退的事宜。

因为他们人多，外面眼又杂，又无法确保是否真的有人认识周总理，所以他们只能一再小心。

陈彭年当即召集人手，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旅店，最终他们重新定了一家旅馆，也就是国民党驻军的最高长官张瑞贵开的店。

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家旅店的环境相对来说更加僻静一些，再加上老板身份的缘故，鲜少会有人前来闹事，只要掩护好自己的身份，就不会出问题。

这一晚在他们的提心吊胆之下，终于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周总理就在陈彭年等人的护送下，顺利坐火车离开了汕头。

这一路上，肖桂昌都十分谨慎，有一次周总理在检票的时候差点被人发现，还是肖桂昌及时起身站在周总理身前，挡住了他，这才避开了国民党的眼线。

最终经过几天的颠簸，他们终于顺利到达了中央苏区，为了让陈彭年等人放心，周总理特意让人带信给陈彭年等人，告知这一好消息。

可以说正是因为周总理和陈彭年等人的小心谨慎，才使得周总理顺利从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

而此后汕头交通站这个生命线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依旧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名领导干部都通过这条线被安全护送到了中央苏区，保证了我党后续的发展。

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步步紧逼，我党不得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陈彭年等人也跟随着部队开始了紧急转移。

这一路我党的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和敌人斗智斗勇，甚至一度陷入泥潭，终于突破重重难关成功从这片困境中走了出来。

但不幸的是，这位党的老同志在过草地的时候，不幸深陷泥潭，再也没能走出来。

身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的家人并不知道陈彭年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在党内工作，自此之后，他们便没有了陈彭年的消息。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从政府那里得知，陈彭年早已经牺牲在了十几年前的长征中。

对于这位老战友，周总理也曾不止一次地缅怀过他，甚至感慨道：“如果不是陈彭年同志，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我。”

后来鉴于陈彭年在革命中做出的贡献，政府对他的家人进行了安抚，也将华富电料行进行了重新翻修，将这个作为一个革命据点供后人瞻仰。

或许对于周总理而言，这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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