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代鸡娃妈妈（深圳第一代鸡娃自述）

百花，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深圳版的“海淀黄庄”——实验小学和初中，深圳外国语，荔园和百花小学，基本上深圳最好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这了。

按照时间溯源，王霏霏算得上是深圳的初代鸡娃——1985-1992年，深圳实验中学初中部、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部相继建立，1999年，王霏霏进入百花小学，随后入读深圳实验学校初中部。

王霏霏跟随父母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现在看来，就是一间“老破小”，却价值不菲。

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免费获取了这座城市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但身为百花的孩子，“鸡娃”和“内卷”，也从入住的那一刻开始。

补课的童年，同辈的竞争压力，这都是故事的另一面。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也一直试图和自己的平庸和解。

以下是她的自述。

“童年只有试卷和补习班”

大家都觉得现在深圳家长很卷，老鸡娃，我每次看到这些新闻，心想：

百花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吗？

作为在这个片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我也算是见证了深圳“鸡娃”的当代史。

住在百花都是哪些人？据我的观察，就是以银行人员和国企员工为主，基本上我小时候接触到的叔叔阿姨，工作都在这两个范围内。

家长们的背景也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很早来到深圳，白手起家。

无论哪种，对于孩子的教育，都带着往上走的渴望，要比自己更好，地位也要更高。

二十年前的百花，培训班就遍布各个角落，邦德和蓝天是最火的，当时在百花的门店就很大了，很多其他片区的学生都会过来这边补习。

除了机构，还有一些更隐蔽的。这些是从深中实验退休，或者跳槽，在外面办补习班的老师，一般这种消息都是学校老师透露的。

比如一开完家长会，家长们就会围过来，“数学这么差，才70多，老师咋办啊”，等到人群散去，老师就把妈妈拉过来，“上梅林有个老师不错，可以试试。”

我记得初二的时候，上午要在莲花北上两个小时的数学课，然后隔一个小时我就要去上梅林补英语。

中间太赶，来不及吃饭，我妈就会晚上提前做好饭，然后第二天带块餐布，上完课直接找个公园草地坐下来吃。

当时是06年吧，一节两小时的课下来也要100多，平时上完课也要去补，一周两三次左右，基本上我们家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补课上了。

我的课余时间就是辗转各个补习班，平时放学就去物质书吧写作业，跟现在的百花小孩没什么差别。老师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成绩没提高，就找下一个。

后来我妈学会了，专找班里成绩好的，跟着他补，上课听不懂了还能追着问，抱紧学霸的大腿。

我们学校甚至周末自己开了补课班，在隔壁一栋大厦，都是自己学校的老师，说白了，就是换个地方上课。

工作以后，我跟其它也是在深圳长大的朋友交流，他们的童年是漫画，是明珠台的电视剧，然后想了想自己的童年， 好像就是试卷和补习班。

百花整个氛围，空气里都弥漫着努力学习的味道。书包很重，压得整个人背都弯了，麦当劳挤满了写作业的小孩，全都戴着厚厚的眼镜。

初中的时候，我在家拿着电脑放日文歌，我妈听到突然在门口停下，“多听点英文歌，学英语。”

每天早上起床，我在睡梦中就会听到一串英语，“Good Morning!Linda!”然后就知道自己该起床了，我妈在厨房弄早餐，一边碎碎念，“跟着念！”

哪个小孩叛逆了，不爱读书了，家长们都一起着急，觉得这事不可理喻，凑在一起帮忙，“要不跟我儿子一起上，这老师教得还不错。”

父母对你的期望，自然而然演变成一种压力。有时候试卷发下来，我因为马虎做错了几道题，我妈就会挺生气的，“你太粗心了，中考也这样怎么办？”

后来每次考试，我总觉得自己哪里算错了，是不是漏题或者看错数字。

以至于高考的第一天，我躺在宿舍床上，猛地一下突然蹦起来：

“我是不是忘记写学号了？”

然后那一晚怎么都没睡着。

“失败者”

百花这个片区，有点熟人社会，就是基本上都认识，有点像大院里的感觉。

大家都是一个单位上班，经常在一起爬山啊吃饭什么的。所以基本上，谁家老公收入多少，孩子成绩怎么样，都是知根知底的。

像我妈，都会和阿姨们一起爬山，到了期末考，就互相问成绩，成绩最差的那个，慢慢就不去爬山了（回家辅导孩子作业去了）。

我的成绩一直属于中等偏上，体面地维持了我妈在这个片区的社交圈。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不会直接给我压力，但是总会无意中提起谁家的孩子考得怎么样，你就会了解，哦，原来跟我一起玩的同学这么厉害，学习这么牛。

回家的路上，阿姨看到我，也跑过来，“霏霏，今天语文考得怎么样？”

这种环境，让我感觉不努力学习，对不住我百花人这个身份。

在百花父母的眼里，优秀的小孩是初中在实验的重点班，高中考上了四大（最好是深中和实验），当然更好的，就是直接直升考考上了本部。

直升考就是优秀学校的内部选拔机制，学校自己出考卷，排名前50或100的可以直接保送，只要中考分不低于最低分数线。

这份卷子会比中考难很多，所以能考上都是特别牛的。

我当时非常想直升考进去，因为自己在普通班，有点“鲤鱼跃龙门”的感觉，用成绩来证明自己——成为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那段时间只要下课，就跑去老师办公室，遇到不懂的就问。后来发现，好多跟我住在一起的同学，都泡在办公室，我们还组了个学习小组，互相给对方解答问题。

我觉得，努力肯定就能成功。结果下来了，我差了两名。

我们班有三个同学进了名单，有两个都是我爸同事的孩子，然后老师说，“让我们祝贺这三位同学，大家要向他们学习！”

底下啪啪鼓掌，我很失落，不甘心，难受，偷偷跑去厕所了。

到后来中考，我也没考上本部，去了一个刚新开没多久的学校，最后考上了深大。

按照百花家长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度，我的升学路径性价比低，又极其平庸，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

“成功者”们的路径非常清晰明了——211985，然后美硕和英硕，在国外留下。

有次有个阿姨来我家，然后我妈就问，“女儿在美国怎么样了呢？”阿姨说，“在Facebook工作呢。”“哇，那工资很高吧”，“年薪20万美元左右吧。”

我在书房，对话听得很清楚，心里有根弦突然就绷起来了，果不其然，阿姨接着问，“你家姑娘怎样呢？做什么工作？”

“还在找呢，可能没合适的。”

“哦。”

其实我不是没工作，只是我妈不好意思说，当时工资也低，才6000多。

Google、Facebook、高盛……….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能听见这些国外大厂，或者谁又在西雅图和洛杉矶买房了，你能听到阿姨们谈起这些时上扬的语调，非常自豪。

在百花呆久了，我一直有种感受，优秀的人是隐藏的大多数，失败者才是幸存者偏差。

与平庸作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陷入某种自我“PUA”式的焦虑：

如果我一天什么都没干，我会非常内疚，会使劲地责怪自己。

就算现在工作了，周末休息在家，我总觉得得干点什么，练练口语，看点外刊，总而言之，我必须得学点什么，才能获得安全感。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这种努力可能是一种惯性——从小就被教育要上进，要努力，不断学习的人是值得被赞扬的。

这种努力，很多时候让你感觉到自己还在追赶别人，你还有机会能够超越，也许某一天，提到别人家的孩子，自己也能不那么紧张。

甚至要求自己什么事都做到完美。如果工作上因为一点失误搞砸了，能够抑郁两三天，似乎在我的基因里，粗心是件很可怕的事，犯低级错误是决不允许的。

一直以为只有自己会这样，后来跟一个也是深大的同学聊（之前也是百花的），他自己也有这种倾向，事事求得圆满，经常处于“我今天啥也没学的焦虑”里。

后来我问他，“到底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是因为你不甘心啊。”

强迫自己努力，也带来某种自卑感。之前有个高我一个年级的姐姐，在美国读书，QS排名前30的大学。

暑假回来之后，我妈特意跟我说，“你跟她交流下，看看人家在国外怎么学习生活的。”

我妈后来一直提到这件事，“当时姐姐跟你聊天，你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呢？怎么这么不自信呢？你看人家多大方。”

我记得当时有段对话的内容是，她问我在哪个大学读研，我的学校QS排名很后，我就支支吾吾，说忘记学校的名字了，气氛很尴尬。

估计自己看到优秀的人，觉得自己平庸是令人羞愧的，所以变得畏畏缩缩，觉得人家太耀眼了，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怕露怯。

我整个人最割裂的时候，是在刚回国的那一两年，找工作不顺利，最后找到的工作自己也不喜欢。

然后不断听到以前玩耍的伙伴，在国外奋斗拼搏，一步步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很快我就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努力考了高中，考了大学，为什么还是一塌糊涂？

“百花的孩子只有成绩了”

尽管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百花”两个字带给我的压力，但是说心里话，我已经很感恩了。

能够在深圳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片区长大，我觉得已经足够幸运。

我也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让我去看看世界，探索多元文化的广阔。

百花父母都是自己可以省着点，但对子女的教育，怎么花都不心疼。

那个从美国回来的姐姐，读的本科，四年下来也要七八十万吧，全家人也是过得很节俭，基本就是住单位宿舍，很少回市区。

作为中产家庭的小孩，肯定会有“鸡娃”的压力，但是就我的观察来说，百花的孩子自我驱动力很强，就是会把学习看作一件很纯粹的事。

之前同学聚会，大家聊到工作之外的生活，很多人都会拿出时间做点“无用”的东西——翻译一个期刊，学点编程，或者学个西班牙语。

这些都跟工作无关，纯粹就是一种探索的乐趣。就像学编程的那个同学，他也不是要转码，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怎么敲几行字就能让电脑自己运作，自己也想试试。

我一直觉得百花小孩，也带着某种小镇做题家的色彩，学习是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习也是工具化，目的化的。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的惯性，最终发展成为对智识的好奇心，而不是对它的厌恶。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自驱力，或许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世界的参差。

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基本上就两种学生，要么很有钱，要么就是一般家庭。

当时有个男生，整天逃课谈恋爱，上课坐在教室角落打瞌睡，我当时心里还想，“这人怎么不担心自己的学业吗，不怕考不上高中吗？”

后来我才知道，人家父母是某局的局长和银行行长，考不考得上有啥关系？

我的同班同学，家庭背景要么有权，要么有钱，那百花的孩子有什么呢？只有自己的成绩了。

有几次因为工作，回到百花，真的觉得从来没有变过。

物质书吧里埋头苦干的孩子，一下课人挤人的百花新天地，往上走的渴望，依然是百花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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