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考古的发掘故事（99岁考古泰斗石兴邦）

2018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授予石兴邦先生。石兴邦先生是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设立终身成就奖后，我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考古学家。对于95岁高龄的石先生来说，对于一位穷尽全部心力勤谨研究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崇高荣誉，石先生的获奖没有悬念，实至名归。年事已高的石先生，当初三十而立从半坡遗址走出，这超越一个甲子的攀登，他登上了顶峰。

“误入”大学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学都搞“会考”制。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每所中学在每年这个时候也十分重视这件事情。

石兴邦记得那年的会考地点设在三原北城那个职业学校里，省里来了个督学，带了一批人监考，闹得气氛很是森严。一直考了两三天，试卷都要送到省城判卷。最后，陕西省教育厅还得把成绩报到重庆的教育部备案。

那一年，石兴邦的会考总分成绩是陕西省第一名、全国第九名。

按照这个成绩，在选大学志愿的时候，石兴邦愿意进全国哪所学校都可以免试去挑拣的。

当时，石兴邦在大学的志愿表上填的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还有一个是新疆学院民族系。在读高中阶段，也不知是啥原因，石兴邦突然对张骞通西域，马援和班超的那些英雄故事很感兴趣，觉得男儿就应当“马革裹尸”，做一番大事情。所以，认为选学这个专业，将来毕业可以到边疆去建功立业。

为了这个志愿，还闹了一点小笑话。那时候国民党的教育部设在重庆，人家把全国“十大状元”的志愿表挑出来一看，石兴邦这个“陕西状元”居然填的是毫不起眼的冷门专业，那些老学究都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这个“陕西冷娃”脑子肯定有啥问题。放到现在，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已经被“清华”“北大”那些名校热门专业录取的状元，却自主放弃录取，选了个一般专科大学的烹饪专业。

也难怪，“边政系”也是那年全国才设立的新专业，许多中学教师都闹不清楚这个系究竟是教授啥课程的。当时，全国（除沦陷区）成立“边政系”的高等学府只有两个。一个是西北大学边政系，主要管西北和东北；再一个就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主管东南。当时苏联人在新疆那一块支持的地方民族活动已经闹得相当厉害。国民党当局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战后解决边疆问题已经着手培养干部，在高等教育这个环节设立了这么个“新”系。

其实，所谓“边政”，也就是中国古代边疆的管理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这些内容。开设这样的专业，主要是当时中国政局稳定的需要。开设这些边疆民族文化的课程，目的是培养“治边”人才。“边政”这两个字，就字面来看好像不完全和政治沾边，其实讲的才是国体安危的大“政治”。它是关于边疆的民族、历史、文化及相关民族的知识研究学科。

石兴邦是陕西会考状元，按照本人志愿，可以同时报两个志愿。结果，一次性取得了两个大学的入学资格。一个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政治系。而且呢，开学后还可以自己来挑。最后，石兴邦决定到中央大学的边政系去深造，因为石兴邦受到中学时代爱国教育的影响，对边疆的事情已经很热衷。说穿了，在陕西一中短短的半年时间，“关学”那一套理论对一个知识青年的人生影响太大了。当时，石兴邦一门心思都想到边疆去建功立业。那个时候的学校，也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有许多乡土文化教材。石兴邦记得校歌上都有歌颂英雄的内容，印象最深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经历的千辛万苦，还有后来的班超在西域几十年间游说各国归附汉朝，直到终老才回到长安。这些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做的贡献，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后人踏着他们的脚印去建立人生功勋。

第一代考古学家

石兴邦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陕西耀县人，南京大学边政系毕业后，进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1950年起随夏鼐先生一起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年后在陕西考古研究所工作，1976年又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数年后再回到陕西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会揭示石先生的获奖成就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石兴邦先生主要负责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等田野考古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史稿》第一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主持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在陕西工作期间，他重点发掘了秦咸阳、凤翔和周原等周秦遗址和李家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遗存，建立了铜川耀州窑、汉阴、绥德等十数个工作站，开展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的发掘研究、秦始皇陵的勘探研究等工作，完善了全省的考古体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石先生著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法门寺地宫珍宝》等专著，重要学术论文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等，这些论文都收录在几年前出版的个人研究文集中。

众所周知，石先生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他对史前史及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考古、史前信仰与传说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发挥出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引领作用。

担纲发掘兵马俑

临潼县杨西村为找水源浇地，一群农民在村南打机井，没想到却挖出了“瓦人头”，那是 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的事情。

随后，新华社在内参上发表《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文章。国务院于六月三十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一号坑的东北方又发现了二号坑。同年，在二号坑以西一百二十米处还发现了三号坑。

那时候，石兴邦刚刚离开了陕西。当时，全国大“形势”正在搞那个“批儒评法”。有人要为秦始皇这个“法家”人物树碑立传，苦于一直在文化思想和艺术领域找不到这个“大法家”在这方面的“贡献”。秦陵周围一下子发现了兵马坑，能不能找点有用的东西为政治服务，那些很热心搞运动的人自然十分重视这个事情。按照他们的初步估算，原计划在“两周内”完全可以完成这个“简单”的兵马坑发掘任务。结果，这次发掘从第一铲下去那个时候算起，“秦陵陪葬坑”这个作业持续发掘了三十多个年头，今天依然还没有完成。

当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管辖的文物管理委员会自己组织了个“秦俑考古队”。尽管当时有几个专业干部，但主要人员是些“亦工亦农”的学员，还有二百多名解放军官兵携带九台工兵用的翻斗车支援发掘。

陕西地方官员当时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想尽快建成一个秦俑博物馆做“国庆献礼”。所以，督促当时那支考古队加快发掘进度，越快越好。在政治高压下，加之那个摊场铺排的太大，有些一般规程都顾忌不到，他们把那个俑头先刨上来摆在那儿，要么放到库房里。让当时那些不懂考古发掘的媒体都能看出问题，形容他们那一套做法为“刨土豆式的发掘”，可见有多么的无序混乱。至于出土后的修复工作，那简直更是胡整的厉害。用一些现场人员事后的话讲，就是“凉水浇，热水烫”，总之，只要把那些土麻古董的“瓦儿爷”洗干净、粘起来，就是他们最大的任务。

他们这些做派，都是石兴邦后来代表国家文物局返回陕西对一号坑重新展开回填、再发掘时才知道的。至于技术层面，划探方的坐标点究竟在哪儿？当整理考古报告时，为确定文物的位置，可见的坐标量法竟有六、七种之多，如“北墙下*厘米”、“南墙下*厘米”。谁能明白这指的是“隔墙”，还是“探方”之边？即使你认定了这个“墙”，但量出来的是一条“线”还是一个“点”？另外，记录中还有“在第*过洞中由北向南数*厘米”、“由南向北数*厘米”、“由东向西数***厘米”、“在由北向南第*号陶俑*厘米”……等等十分含混的字眼。

这个事情上边咋知道的呢？这还得提到夏鼐。

一九七九年四月份，夏鼐带领国家考古所里那些人来陕西，专门听取秦俑坑的工作汇报，并亲自到发掘现场参观。一进工地，他看见翻斗车进进出出的闹出那么大的场面，当时，他和专家都吓傻了，接着越看越不像话，就引发了十七位专家联名上书华主席、国务院、全国人大“告状”事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挖掘。他认为，假如用这样的方法全部挖开兵马俑一号坑，那将是秦陵发掘史上灾难性的大破坏！以当时那波人的那种发掘态度和技术，挖肯定是都得挖出来，出土后，一些相应的文物资料都无法整理不说，一堆瓦块是不是能对整起来都是个问题！

就这样，一号坑被叫紧急停了。只留了东部五个探方可以进行发掘清理。但是，国家不准陕西地方那个“秦俑考古队”自主发掘，必须等上边来人指导。

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指派石兴邦代表国家文物局专门来陕西指导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的工作。

一到陕西，石兴邦就扑着身子进了地坑。经历大半年时间，石兴邦指导并组织挖掘队先搞了些填埋。大的填埋，石兴邦来之前王学理他们已经做了些工作。

这次，石兴邦并没有采用大型机械，同样也用了八个月时间，但工作量就抵过前头“秦俑考古队”过去四年半工作量的总合。而且质量完全按照规范做，没有一丝马虎。发掘面积达两千平方米，特别是为秦俑建馆展览考虑，取掉了位于一号坑正前方妨碍观瞻的大土台子。计出土陶俑七百零四尊、战车遗迹十一处、陶车马四十四匹、战鼓遗迹三处、铜铎三件、长兵器十三件、青铜残剑四把、弩迹二十四处、束箭遗迹四十九处、器柄十二根，还有多个手工工具等文物。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石兴邦把秦“车兵”和“步兵”这个不同兵种协同作战、兵器配备原则、金鼓兼有的指挥系统等军事学术问题，一下子很清晰的呈现在了世人面前。特别是“双车编组”这个“有前有后”的关系，更是增进了人们的新认识。石兴邦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些俑人刚出土时，那都是有着很鲜亮的颜色的啊，可惜一见风，都掉色了！

按照石兴邦当时的推断，这些兵俑以前上边都盖着方木棚子，遭遇人为的火烧之后，这些俑人原来身上那些矿物颜料遇见高温，当时已经有些变质变色，加之长期的泥土粘结，已经无法保存。局部没变的，遇见氧气也很快就会氧化。现在看来，在科技手段已经进步的今天，即使这些经过火燎的兵俑都是可以达到保色的。如果一号坑历史上未经那个火焚的话，用上现在的保护手段，我们今天看到一号坑的那些兵俑，肯定有一些应当是彩色的，而不是现在这样黑灰色的。至少，有些兵俑身上局部的那点彩保留着，也是个很漂亮的对比色。

在一号坑内，那些兵俑全部皆全副武装，奇怪的还有些“绿脸俑”。有人说这可能是工匠们的“恶作剧”，与其他陶俑呈粉色或肉色的脸孔不同，该俑脸呈淡绿色。

石兴邦觉得这不会是戏作。是不是秦时的“虎狼之师”出阵交手涂鬼怪面具威吓对方用的，或者是为了在乱阵中怕被自己误伤专门闹的“辨认标志”。也有人说，这些俑应为军中傩人，当时军中应有傩礼。傩舞在夏、商、周代纳入礼制，并出现“国傩”“天子傩”“大傩”等不同规模级别的傩祭。傩礼应当与军事性质有关，而秦俑坑是秦军阵的现实模拟。自周代，“傩礼”成为五礼之一军礼的一个项目。傩礼主要任务有定期驱傩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此说听起来更合理。

“半坡考古范式”

上世纪50年代，三十岁的石兴邦先生通过半坡遗址发掘的历练，创立了半坡考古范式，很快成长为中国一流的田野考古学者。这个半坡考古范式，并没有什么人用力倡行，却一直引领着中国田野考古的行进方向。

半坡遗址的发掘意义深远，它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当现在已经拥有了数十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时，才发觉我们依然没有违越这样的模式。

半坡范式，即是“半坡考古范式”，这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半坡的发现，有文物本体的目标意义，也有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显示了中国考古学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半坡范式首先是大型聚落址发掘范式的创立。半坡遗址揭露面积大，参与人员众多，田野工作时间较长，发掘组织有方。对于复杂遗迹现象的处理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半坡为大遗址发掘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次是史前考古报告编写范式的创立。发掘报告《西安半坡》，信息量大、方位广、研究结论富于启发性，创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报告范本。报告的结构、主要章节内容、插图编排、表格与附录样式，都是后来学者必仿的格式。报告中的遗迹与遗物线描图，都是考古绘图的经典之作，从那以后，很可能在今后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第三是考古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对半坡所获资料的解释，有考古年代学的，有文化人类学的。对聚落布局问题，生业方式问题，农业起源问题，氏族制度问题，墓葬制度问题，灵魂崇拜问题，鸟崇拜问题，彩陶纹饰的演变及意义的解释，当时的研究都走在了前面。引进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开创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先河。半坡考古报告对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为重构半坡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做出了巨大努力，而这正是后来西方新考古学所追求的目标。

第四是大型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范式的建立。在遗址发掘现场建立博物馆，大面积保护重要遗迹，将考古成果直接展示给公众，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半坡遗址博物馆，是遗址类博物馆的领头羊，后来正是在这个样板的启示下，又陆续建成了许多遗址博物馆，还有一些大遗址公园。

还有考古学育人范式的创立。许多著名学者当初都是从半坡走出来的，如俞伟超、张忠培、杨建芳、黄展岳等老一辈学者，先后参与半坡发掘的有200多位专业人员，都接受了半坡的洗礼，他们心中都有半坡的位置。半坡考古成就了许多考古人，我们在谈论半坡中成长，成名成家，成就学业，他们也将半坡范式推向更广泛的实践。

半坡的发掘使学者们有了重新全面细致认识仰韶文化的内涵可能。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这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的仰韶文化的开始，1959年石兴邦先生就提出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意见，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确立。

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半坡的发掘过去了60多年，半坡是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半坡同时也因为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而深入到公众的知识结构中，许多国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半坡遗址的发掘生发出许多的课题，也成就了许多的学者。

这就是半坡的高度。

考古三分说

20世纪70年代之末，在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进行数次系统考察，石兴邦先生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提出一种以考古为依据的三分说。

早年曾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过中国文明形成二元说（两大板块说），如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有的考古学家起初也将中国远古文化分成西北、东南两大板块，这是最初建立起来的系统，也是后来研究的基础。

徐旭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明确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说法。华夏集团包括传说中的黄帝、炎帝、颛顼、帝舜、祝融等，商族也包括其中，其活动地域主要在西北和华北地区。东夷集团包括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山东地区。苗蛮集团包括传说中的三苗、伏羲、女娲、獾兜等，一直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这三大集团的分野，是徐旭生对文献中古史传说的勾画。另外一些考古学家也曾试图由考古学文化进行比符，但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

石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他将这个体系分作三个系统：一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成长，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一时间激起中国史前考古界极大的热情。学界呈现出夏鼐先生的四分说，还有苏秉琦先生的六分说，前者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后者更是经过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的力挺而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佟柱臣、严文明及张光直等先生随后都发表了相似的认识，区系划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不同生态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结果却惊人的相似，众多学者的努力可谓是殊途同归。

如果将这些学说模式作一下比较，觉得石兴邦先生的三分说，更概括，更切实，更无遗漏。石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他强调由自然环境史和大经济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文化史，重视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重构信仰传统，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样的史前史研究思路与实践，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论，是石先生在学术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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