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是项羽的第一谋士吗（项羽帐下第一谋士范增和刘邦的主要谋士张良谁更厉害）

范增身为项羽帐下第一谋士，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士，范增和张良谁厉害？

首先，从对所事君主的了解程度上来进行比较。

范增曾跟随项羽的季父项梁，为其出谋划策。项梁死后，范增便顺理成章的跟从项羽征战天下，在随项羽征战的过程中，范增理所应当的了解项羽这个人有勇无谋、自大轻敌、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既然知道这些弱点，那么在实际作战中就可以避重就轻，扬长避短，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范增一早便看出好酒色的刘邦入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便极力怂恿项羽“急击勿失”，两人合力设下“鸿门宴”，借宴请之名，行刺杀刘邦之实。范增知道这场宴会的重要性，但是他对项羽太过自信，没有料到项羽会改变初衷。项羽在项伯的劝说及刘邦刻意表现出来的谦卑下改变了杀他的想法，甚至诚意留他赴宴。范增在宴会上洞悉这一切后没有及时向项羽说明，纵使范增“数目项王，所举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王依旧只是“默然不应”。可见，范增虽被项羽成为“亚父”，而且并肩作战多年，彼此之间的了解和默契仍然是不够的。

反观张良对刘邦的了解，让我们深深信服。张良自投靠刘邦后，被任命为被任命厩将, 留在身边当谋僚。刘邦重武将，不喜欢谈经论道的书生，张良便向他不断谈论《太公兵法》，渐渐得到信任。他知道刘邦不像项羽那样骁勇善战，但是他善于权术、志向高远、知人善任，非池中之物。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有交情，连夜进入刘邦的军营，把鸿门宴这一绝密的军事情报告诉了张良，让他赶紧逃。张良不仅没走，反而告诉了刘邦。张良深知，此时项伯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向刘邦引荐项伯。劝谏刘邦用设酒款待、举杯敬酒、为他祝寿、缔结婚姻等手法笼络了项伯，为次日鸿门宴的虎口脱险埋好了伏笔。

其次，从鸿门宴上用人来进行比较。

“鸿门宴”上，范增等人准备严重不充分，深知连埋伏也没有安排，而且操之过急，临时找了一个不能担当大任的项庄来完成刺杀任务，结果刺杀失败。首先在安排上，考虑不周全，既然知道宴会的重要性，那就应该全面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假如项羽改变刺杀刘邦的主意，那么改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补救；刺杀失败了，又该采取怎样的计策进行下一轮的伏击；在沿途设下怎样的埋伏……这些都是应该在考虑之中的事情，然而范增却没有多加思考。其次在刺杀人员的安排上也是有问题的。范增深知“不者，若属皆为所虏”，却派了平庸的项庄担此重任，项庄没有杀人的胆量，几次攻击都不能成功刺杀刘邦，不知变通，丧失大好时机。同时范增只派了项庄这么一个杀手，失败后，没有人继续完成任务，最后刘邦成功逃脱。假如范增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委派几个有勇有谋的武士去刺杀，那么结局则会完全不同。

再看，张良这边，做了三大准备，考虑相对周全，连善后问题都想到了。张良在评估过项、刘二人的实力之后，明白单靠武力硬碰硬是绝对赢不了项羽的，所以只能采取自保的策略。他主动联系项伯，为刘邦、项伯牵线搭桥，项伯才能“具以沛公言报项王”言：“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是其一。其二，张良考虑到范增的老谋深算，特意带去了樊哙等百于骑精干人才，以防万一。在发现杀机后，立即召来樊哙，帮助刘邦逃去。其三，张良留谢，处理善后事宜，收拾尴尬局面，不卑不亢。

第三，从劝谏上来进行比较。

在劝谏这一点上，范增的表现远远不如张良。范增在很多时候不是对项羽进行劝谏，而是为他安排好一切，让项羽照着他所设计的蓝图去做事。项羽进入关中前后是他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项羽在政治上一次次的犯重大错误，如：坑降卒、屠咸阳、烧宫室、放弃关中、杀掉提建议的人等，暴露了项羽残暴，以及以杀人为快的狭隘的复仇思想。项羽的所作所为，“增皆亲见之”，但可惜的是，“未尝闻一言”，从未听到范增一句劝谏的话。在鸿门宴如此重要的宴会上，项羽改变心意，不想刺杀刘邦时，他也没有及时进行劝谏。最终使项羽在违背历史的方向、背离人民的要求上，越走越远，以致最后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西楚霸王的神话就此破灭。

虽然范曾在鸿门宴结束后有“唉!竖子不足与谋”的概叹，但他仍然不放弃辅佐项羽的大业。在项羽想和刘邦自荥阳东西分天下时，是范增及时阻止，他知道“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後必悔之”所以“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刘邦在此时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项羽，而是范增，于是“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此时范增已经七十四岁，项羽的怀疑，无疑伤了这位为楚国天下鞠躬尽瘁的老忠臣，于是，范增：“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糊涂的项羽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范增在回彭城的路上，“疽发背而死”。

范增死后，楚军中再无可于他比肩的谋士，所以，在和谋士如云的刘邦的战斗中节节败退。由此可见，范增一人之才，足以抵过刘邦帐下所有谋士。苏轼在《范增论》里面说“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说的确实很中肯。司马迁作为西汉的史官，能够客观的评价范增的才能和功绩，更是难能可贵。

纵观全局，我们看到，范增的政治观察力、才智谋略绝不逊色于张良，但是为什么两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则在于范增既不知人，也不知己，而张良却能做到知己知彼，始终明确自己的定位。范增、张良二人可说辅世奇才，乱世中必以兵治之，方定乾坤，但两雄相争，必损大将，既生瑜，何生亮，两者始终是不能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