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战火中的日本人有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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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4周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这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中不但荼毒了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同时也使本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总伤亡人数仅约300万人，但国民却饱受战争的摧残，对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而言，回忆战时的经历总是如梦魇一般的可怕。

除空袭等直接的战火摧残外，人们还饱受生活苦难与精神折磨，很多人出于对战争的恐惧与生活的清苦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1945年7月21日，一名18岁的女生在日记中写到，“我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宁愿在轰炸中一死了之”。

随着战火的临近，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导致了全国性的大混乱，整个日本的国民经济在1945年6月前后就已彻底坍塌，特别是1944-1945年冬季的严寒导致国内粮食严重减产，人民生活水平已降至最低点，最后的原子弹打击和苏军出兵彻底摧毁了主战派的顽抗决心，当局最终选择了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必会面临一场灭国的兵燹。

#1

不合时宜的战时婴儿潮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一直以人多地少需要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作为国策指导，开始用武力向外扩张。军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在未来占领中国与东南亚作为殖民地，进而大量移民实现有效占领的目的。

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此时的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1920年的36.1‰降至1937年的30.8‰左右，1938-1939年时人口出生率甚至降至26.8‰，很多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100多万侵华日军，但实际上这些日军的平均年龄仅22岁且经济能力不足，基本上无力成家养活妻儿。

为实现所谓的大东亚梦想，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生育率，甚至于1941年1月22日通过了所谓“人口政策纲要”，号召强迫育龄夫妇多生多育。纲要第四条规定：在今后10年内，法定结婚年龄提前3年，平均每对夫妻生育5胎，同时严禁避孕和堕胎。

对多子女家庭实行津贴制,在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予以照顾。对独身男女则课以重税。东条英机甚至不惜为此进行了一次婚姻改革运动，废除了之前制定的节育法并公然号召女性要在20岁之前结婚生育。

官方首先为鼓励早婚而开办了各类婚姻介绍所并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鼓吹生育的重要性，重点要使“女人们改变对婚姻的看法，要让她们把结婚生育当成国家大事，甚至要将生孩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各类名流学者纷纷为政府摇旗呐喊鼓吹多生育的好处，东条英机的老婆公然在广播节目里叫嚣“生孩子是一种乐趣”，同时一再吹嘘自己生育了7个孩子并鼓励妇女多生孩子。

其次是通过经济奖励方式鼓励生育，政府命令企业向雇员发放多子女奖金并承诺负担有10个以上孩子家庭的学杂费等，力争在短期内将出生率提高50%左右，达到每年增加300万人口的目标。

但上述各种行政与经济引诱的办法却基本没产生什么效果，在鼓吹民族主义最起劲的1941-1943年间，结婚率只从1935-1939年期间的8.1‰增长到10‰左右，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诱导军人们利用家属可以享受军饷和政府补贴的方式吸引女朋友或突击相亲的对象与之结婚。

其次是畸形的战时经济提高了就业率，从而使很多年轻男性有条件成家，最终通过上述办法暂时提高了生育率。但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战时经济的增长，就业率提高后使很多年轻男人具备了结婚的条件。

即使当局想尽一切办法暂时提高了生育率，但截至1944年9月30日，出生率仍几乎一直保持在1940-1941年的水平，即每年出生大约220万人，婴儿的实际出生率徘徊在30.2‰左右，1944-1945年的出生率则又在此基础上降低10%以上。还能维持如此高的生育率的另一个原因是生育妇女可避免被征召去工厂劳动，因此很多女性借怀孕躲避劳役。这些在战争时期降生的孩子马上就要面临饥饿与战火的洗礼。

#2

全国童工时代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据统计，1943年初时有99%以上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为了使学生们能及早参加战时劳动，政府于1943年1月制定了《紧急学生劳动紧急方策要纲》，关闭和压缩了全国数百所初高中学校后提前征用学生从军或就业。

文部省于同年4月下令大幅度缩减学校的教学时间后增加所谓劳动锻炼，学生们每次劳动的时间多达10天之久，实际已沦为免费劳力。同年5月，日本当局颁布的《勤劳报国整饬纲要》中规定中学生和部分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要与妇女们一同组建各种“勤劳报国队”参加各类繁重的劳动。

一名教师回忆她带领班上的同学步行2小时到神户附近的山里去开荒的情景时说：“600多名小学生在田里割野草、搬石头和刨树根，这种艰苦的劳动持续达13天之久……，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动了，我实在不知道干这些对赢得战争有什么意义”。

与此同时，新修改的教育大纲规定学生们必须参加各种旨在纠正以往“过分强调文化知识训练”的活动，同时上课的时间也更少了，中小学生们在劳动之余还必须参加各种带有军事色彩的体育训练，例如传统的棒球被队列训练、柔道和剑道所代替，政府认为这些可以强健学生的体魄使之及早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到了1944年3月，大多数日本学校事实上已基本停课，按照《根据决战非常措施的实施学生动员要纲》的规定，所有年龄在10岁以上的学生必须参加“志愿劳动队”到农村或兵工厂参加全日制劳动。这些学生被压迫的极为悲惨，他们的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为了表示“爱国心”还要再增加2个小时的无薪加班，劳动报酬却不按照工作量计算且远低于正式工人，甚至这点微薄的收入也不能直接发放到手，都被学校借口毕业后一次性支付而被强制储蓄保管。

上述行为引发学生们的极度愤慨，当局为此又增设了特别监察员负责监视学生们的一举一动。还有很多中小学生被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法制造航空汽油的活动中。由于缺乏燃油，日本科学家研究出一种土办法提炼飞机燃料，先用富含油脂的松树根熬出松根油，然后将其蒸馏后获取轻质油，最后掺入酒精合成“松根汽油”。

为此，日本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挖掘松树根运动。当局为麻痹人民还发布了“200个松树根就能使战斗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敌人”的口号。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与妇孺们成群结队的上山下乡挖掘松树根，但实际最终得到的却是大堆劣质燃油，这种油的黏度较高且杂质多热量低，作为汽车燃料使用时都会因积碳严重而导致车辆抛锚，即使勉强供飞机使用也会导致发动机寿命降低且输出功率不足，根本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

1945年6月8日，为抗击美军的登陆计划，日本御前会议确定了《今后应采取之最高战争指导基本大纲》，计划建立“本土决战”体制以“坚决完成战争”。随之公布的《义勇兵役法》规定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女子必须全部服兵役并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扛着竹枪与登陆的美军进行殊死搏斗。

军部甚至为了节省粮食还秘密下达了一个命令，一旦美军大规模登陆就将立即将国内14岁以下的儿童处死，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正值发育期间对粮食的需求非常大，同时他们的意志力不够坚定且缺乏作战与劳动的能力，届时将通过这些血腥的方式节省粮食供应军队。

#3

流离失所的儿童

1943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将动员大城市中的居民自愿地逐步疏散至乡间，仅保留兵工厂工人及其家属，但随即遭到百姓的无言抵制，人民用沉默对抗了政府的动议。

1944年6月30日，政府突然宣布因空袭的原因，城市里的学龄儿童必须集体强制迁居乡间躲避轰炸，政府对外解释称是想通过疏散和重新安置的办法保护学生，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减少城市人口和供应负担的办法，大批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后开始了流离颠沛的生活。

仅东京、神奈川、爱知、大阪和兵库这5个地区就集体疏散了31.4万多名3-6年级的小学生，他们以小组为规模被安置在乡下的寺院或神社内终日不得一饱，同时还要被迫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不久后，另有约30万名学龄儿童作为自愿疏散者也被安置在乡下，1945年3月，又有10万名1-2年级的小学生被送往农村。

日后很多学生回忆当时的情况称，自己宁可在家中忍受空袭带来的恐惧也不愿意与家人分开。随着70%的学生均离校参加志愿劳动队或被疏散下乡，学校已基本处于无生可教的地步，从1945年4月起，中学正式宣告关门，小学和大学则苟延残喘的维持到8月份放暑假时正式宣告关闭。

很多失学少年无所事事的在外闲逛甚至成为了少年犯，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4年，因犯罪而被逮捕的青少年人数与战前相比增长了约40%左右。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还有一千多万城市居民因此空袭和减少城市供应的原因被疏散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与就食，这些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

这些妇孺或老年人因不会干农活而被乡下的亲戚认为是不劳而获者饱受白眼与诟病，只能被迫学习各种陌生的农活，这些都对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使之自小就饱尝人情冷暖。

而对于身处海外的日本儿童而言，他们将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在整个二战期间，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儿童与青少年一直处于一种较为幸福的状态，首先他们吃喝不愁且可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其次他们也不用恐惧空袭。

但他们的美梦最终被彻底打碎，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苏军凌厉的打击下丢下侨民们后仓皇撤退，期间甚至发生了屠杀侨民的事件，大批儿童被走投无路的父母遗弃或全家自杀，少数幸存者则被善良的中国人民收养并在日后回国。

#4

饥馑的生活

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日本虽然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却只能保证小麦、大麦和蔬菜的供应量，每年大米需求量为1140-1150万吨，但本土大米产量仅930万吨左右，不足部分主要从泰国和越南及朝鲜进口。

作为副食品的大豆年产量仅40万吨，需求量却在100万吨以上。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开始逐渐增加，随后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下经济开始持续恶化。从1939年开始，日本国内的粮食供应量开始逐步降低，1940年，日本西部和朝鲜遭受严重干旱导致粮食歉收，只能被迫开始实施粮食配给制度。

最初规定必须保证平均每人每日最低定量350克大米，即平均每人每年126千克，配给量仅为战前的75%。但即使这个标准也不能满足要求，1940年12月24日，日本首次对制作传统新年米饼用的大米实施配给，1941年4月开始在6个主要大城市实施米谷配给制，规定11-60岁的人每天配售330克大米（2合3勺），随后就从纯大米变成七三米、五五米，从1943年1月开始甚至变成了二八米，大米越来越黑且掺入了碎米、高粱、玉米和麦片等杂粮，最后还掺入了红薯与土豆甚至野果等代食品。

与此同时，火柴和白糖从1940年6月开始也实行配给，每人每月只能给配给500克白糖，同时作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燃料的木炭也于同年12月开始实行配给。

从1943年开始，食物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本土产米不足1000万吨，进口也仅120万吨，绝大多数家庭的餐桌上已鲜见肉禽鱼蛋类等荤腥，海产品原本是日本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由于由于燃料短缺，导致大量渔船不能出海捕捞而使渔获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剩余的则还要优先保证军用。

粮食供应的紧张使人均摄入热量值远不能达到1941年日本厚生省科学研究所公布的“日本人营养需要量标准”的要求，其标准是人均日摄入蛋白质70克、脂肪20克、碳水化合物370克，总热量约2000卡。为了给国民打气，日本所谓的医学家杉靖三郎在1944年1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日本人只要330克糙米、少量豆酱和少量蔬菜就能解决吃的问题”，但就是豆酱和青菜的日配给量也仅为20克和217克，到日本投降前青菜的配给量仅剩75克，导致人均营养进一步降低。

按照这个标准仅可提供1400卡热量，最多只能满足成年人在不工作和不活动的条件下生存，与之相比，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陆自士兵的每天基本热量摄入为3000卡，海自水面舰艇士兵为3350卡，实际日人均在3500卡以上，由此可见战时口粮配给量的不足。

1945年初的寒冬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更导致大米供应量不足，从当年6月开始，东京居民的配给粮中出现了大量土豆等杂粮，数量之多已占口粮数的一半左右。为弥补粮食不足的问题，政府鼓励人民吃大蕉、艾蒿、繁缕（一种常见田间杂草，本草纲目中称为鹅肠菜）和蓟草等充饥。政府大量生产用土豆茎、桑叶、野草、豆饼、花生饼、苹果和葡萄等制造的粉状代食品作为补充粮，而种植在城市废墟中的南瓜此时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主食。

到1945年7月时，粮食配给量减至300克，而且其中约70%为麦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杂粮，其营养成分较低而导致人均摄入热量不足。据统计，日本在1937年前人均日摄入量为2265卡，1937-1939年时约为2100卡，1944年降至1900卡，到了1945年初骤降至1060卡，而按照正常估算，一个普通成年日本人每天需摄入2400卡热量，如果加班加点从事体力劳动则还需要增加食物，相比之下，1943年时的荷兰官方配给量为1705卡，法国是1300卡，德国为2000卡，作为参照，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士兵为4758卡，澳军约4000卡，德军也在3800卡以上，日军标准则在3500卡左右。

虽然表面上看欧洲国家的平民热量摄入不高，但这仅是日常配给，如果被征用劳动还可获得额外配给，此外还可通过各种黑市获取额外的食物，例如法荷等国都是传统的农业国，可以通过黑市获得乳制品等各类高热量食物，德国则不定期的向平民发放额外的食物。日本却是一个岛国且四面被严密封锁，基本已丧失海运能力，因此即使出再多的钱也不可能从外部大量获取粮食等物资，最终只能坐以待毙。

此时正忙于对美决战准备的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坚决不愿投放库存军粮，反而大规模发放南瓜子给城市居民在轰炸后的废墟里种植南瓜，不久后又紧急发放了2000万株白薯苗。但这些均缓不济急，穷途末路的当局甚至下令收购50亿升橡树子磨成粉用于食用。他们认为橡树子“与大米的营养价值完全是一样的”。

对此，营养学家称，从表面数据上看，橡树子含有丰富的淀粉、单宁酸及矿物质，利用营养价值接近或略低于玉米，但其淀粉支链度高难以消化吸收，单宁酸则不易除净且带有苦涩味，长期食用甚至会毒害中枢神经并导致便秘和腹胀。

除主食外，自侵华战争开始后的副食品供应也逐步减少，从1941年开始对蔬菜、水果、鱼类、酱油和砂糖等也全部实行配给，1943年后，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已基本陷入瘫痪，按规定，东京居民每人日供应250克蔬菜和50克鱼，但实际经常断货。到了1945年中期，实际每人仅获得52克和10.5克的蔬菜和鱼肉配给，食物的短缺导致东京市民纷纷从黑市上填补缺口，但黑市酱油和蔬菜的价格是官方配给价的48倍和241倍，居民们被迫出售家中的贵重物品换取维持生计的食物。

此外，盐、酱料和糖也是日本人的生活必需品，盐一般用于食用及制作酱油、豆酱、咸菜和渔业腌制，1940年平均每人消费15千克，之后逐年下降，至战败时降为1940年消费量的45％，酱料配给量也从41克降低21克，食糖则从31克猛降至2克。

除正常的食物配给外，还有大量粮食被优先保证军用，此时本土驻军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100万人增加至1944年的350万人，这些军人每天的大米配给量也从900克减至800克，到了1945年又减至400克，副食品则一降再降，原本伙食表上的肉类和其它食品基本绝迹，军队此时也已濒临食不果腹的地步。

#5

生活物资的缺乏

除主副外，从1941年初开始对食盐、衣物、肥皂和其它生活必须品实施配给，官方为此先后印制了35种不同的配给票证，私人汽车也严格遵守每月30升汽油的配给制，出租车日益减少且基本看不到。由于纺织品日渐匮乏，市面上从1940年就开始销售用树皮、木浆加少量羊毛和棉花织成的布料制造的劣质衣物，这种衣服经过几次洗涤后就变的千疮百孔而不堪穿用。

1940年11月2日，日本颁布实施了《国民服令》，要求所有的男性必须穿着与日本陆军军服相似的“国民服”取代此前日本男人普遍穿着的西服与和服，女性也尽量简化服饰以免被人诟病为浪费布料。

为控制纺织品的消费量，当局特别推出了纺织品计点配给制，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发一张100点的纺织品购买证，农民则只有80点，如果要缝制一件日本女性传统的单和服则要157点才能购置所需布料，购买一套三件的男装或普通大衣需消耗费50个点，一套国民服则只需32点，衬衣需12点，衬裤为4点，短袜为1点，政府甚至鼓励人们在冬季也穿短袖服装外出。

实施了一年的纺织品配给后，从1944年开始，纺织品的供应量更为短缺，当局借口居民手中还有29%的上年度配给点数未使用而将配给量削减了一半，导致当年的纺织品供应量仅相当于1937年的7.4%。有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称，人们已经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一群群的人穿着破衣服打着绑腿，脚上套着鞋底穿孔的破鞋，然后头上保着用破棉花缝制的所谓防空头巾，他们的情绪极度急躁，经常为了一点琐事就相互争吵且相互仇视，战前那种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已荡然无存。

鞋子也是严重短缺的物资，尤其是皮鞋则几乎花多少钱都买不到，日本人也像战时美国人一样成为修鞋匠最忠实的客户。为节省皮革和橡胶，当局鼓励居民穿木屐而不要穿皮鞋或胶底运动鞋，为此还特别提出了一句“穿木屐就是爱国”的口号。1944年11月，东京的日用品配给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袜子只能4人分一双，浴巾15人分一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归属。燃料短缺问题也日益严重，东京从1945年5月21日开始对燃料实施统一分配，很多城市居民则早就开始砍伐城市里的树木当柴烧，很多缺乏劳力的家庭甚至用书籍和家具当燃料，他们认为即使自己不烧也会在空袭中被毁。

物资的短缺导致黑市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1944年9-10月间，东京的普通家庭所食用的大米、鱼和蔬菜等分别有9%、38%和69%从黑市上购买，1942年4月时大阪居民从黑市获取18%的粮食，到了1944年则增至24%，但随着黑市商品来源的枯竭，人们越来越难从黑市获取食物，必须用诸如高级药物或奢侈品等贵重且紧俏的物资进行交换。

传统的餐厅与饭馆早在1943年就因食品来源或人手不足而相继倒闭，政府为了装点门面制造一种繁荣的景象而被迫在全国设立了几千家“大杂烩”餐馆，主要提供用土豆块，萝卜叶、少量的蜗牛肉或少量大米熬的稀粥。但其由于用料不足而口感不佳，当时有一家名叫《改造》的杂志曾冒着被政府取缔的风险评价说，这种大杂烩汤“只有一点脂肪而毫无营养价值”。

1945年的冬季严寒导致本土粮食歉收，政府被迫组建了很多类似英国“战时饭馆”或德国社区厨房的“混合食堂”为外出劳动的平民提供类似大杂烩汤或野菜汤等最基本的饮食，但其经常因食物不足而处于半关闭状态。

#6

苦难的平民

日本经济在侵华战争初期受军工产业的刺激而进入了畸形发展的轨道，1940年的日本军费开支高达68.1亿日元，几乎是1937年的一倍。其一方面大力提高了就业率，但另一方面却挤占了民生产业的份额。新兴的军工产业大量吸纳了年轻劳动力，为有效控制与奴役工人，政府在全国的工厂与企业内设立了爱国工业协会替代传统的工会，进而利用不得随意离职的劳动手册制度从人身与思想上彻底控制之。

1943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勤劳报国整饬纲要》，大量中学生和一部分高年级小学生与妇女们一同组建了各种勤劳报国队进行各类繁重的劳动。1943年6月颁布的《工厂法战时特别条例》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切限制并取消了休息日，工人们每天要连续工作12甚至15小时以上。

1944年1月颁布的《紧急国民勤劳动员方策纲要》宣布要大力动员劳力，在男性劳力资源已接近枯竭时通过街道组织强征了45万名12-39岁的无业未婚妇女加入女子挺身队从事各类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甚至还被派到井下采煤。

她们在此期间饱受折磨且生活待遇很差，甚至每餐仅提供一碗只有几根面条的清汤面。但就在普通百姓被奴役之时，上流社会的女性却可采用到企业挂职的办法逃避劳役，权贵们甚至还仍然雇佣着约60万女佣。

1944年2月，为弥补劳动力不足，政府又规定三分之二以上的60岁以上男性必须参加劳动。1945年6月8日，御前会议下发了《今后应采取之最高战争指导基本大纲》,表示要"坚决完成战争"并建立“本土决战”体制，内阁随即于6月22日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15-60岁的男性和17-40岁的女性全部参军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准备对美决战。

#7

对生活的冲击

食物不足对日本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本银行在1944年4月提交的一份拔高后的统计数据称：当时平均每个日本人的日平均摄取的热量为1927大卡，这表明开战后日本人的营养下降了l7%，与之相比，同时期的英国仅下降了2%，德国和美国则分别上升了1%和4%。

一般老百姓在1942、1943和1944年从饭食中实际摄入的热量仅在1925-1975卡之间。到1945年时，人均日摄入的热量仅为1793卡。后由于美军的轰炸与海上封锁，当年夏季的粮食供应已捉襟见肘，甚至只能保证1677卡的官方标准。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中记载，著名的古城京都中的成年人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因为吃不饱导致体重下降了9千克以上，儿童与青少年则尤甚。以下一组数据最能深刻表明日本当时粮食供应的窘迫，主食以供应最好的1937年为103计算，到1942年时为87，到了1945年则只有60，前后相比下降了近40%，若以各种生活必需品综合指数计算，1937年为113，到了1945年则仅为52，整体下降了一半多。

营养不良还导致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1935年日本人均营养量为100，到了1945年下降至42.8，而劳动量却增加了约一倍。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率提升，1941年1月，东京市内万人死亡率为130人，1943年增至226人。按战后统计的说法，不断增加增加伤亡率还是在自杀率下降的情况下生产的，由此可见营养不良对日本人均寿命所带来的影响。

在此附带一句题外话，战争对于日本人而言唯一的好处是迫于生计的日本社会曾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1930-1935年的年自杀人数平均为1.4万人，1940年降至9851人，1943年更进一步降至8784人。到了生活条件开始改善的1949年又恢复到战前的数字，由此证明当生活水平不断降低时就连病人也会为填饱肚子而放弃自杀的念头。

以生活条件较好的东京某小学的调查为例，1940-1943年期间，学生的平均身高从1.41米降至1.37米，平均体重由34.4千克降至31.5千克，胸围从72.2厘米降至70.8厘米，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政府从1944年开始索性取消了学生身体健康采样。

据战后统计，营养不良导致大量日本儿童的体质大规模下降，调查指出，1946年的日本男孩和女孩的身高与1937年的同龄人相比平均要矮3厘米，体重依照年龄段的不同要轻1-4千克。而且营养不良还会诱发近视、沙眼和佝偻病等。战争期间的孕妇则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新生儿体质下降，1942年出生的男孩比1940年生的生的男孩的平均身高要矮1.8厘米，体重平均要轻209.4克；女孩的身高平均矮2.3厘米，体重平均轻235.3克，而战争后期的新生儿体质则更差。

日后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的所谓昭和男儿回忆起当年那段饥馑与颠沛流离的生活总是唏嘘感慨当年的不易。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全国到处都是黑市，人们每日都在为了吃饭而苦恼，粮食短缺的问题已成为最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最终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从美国紧急调运了70万吨粮食后才使日本勉强渡过了1946年的春荒而使很多人免于成为饿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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