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发展科举制度用了哪些方法（武则天的科举创新）

综述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官吏选拔的重要方式，始创于隋朝，建制于唐，宋辽金元逐步完备，在明代达到鼎盛阶段。

而殿试作为皇帝亲临策士的科举最高一级考试，则是自唐代始，定制于宋。皇帝亲临的特殊性，使得皇帝与殿试的关系密不可分。

分析皇帝对殿试的态度变化，可以发现皇帝直接决定了科举殿试环节的兴与废，今天我们就从隋唐开始，系统的讲述一下殿试的起源兴衰。

唐代皇帝与殿试草创

历史上的首次殿试发生于武则天时期，关于这次殿试，文献多有记载。

如杜佑《通典》载：“武太后载初元年（690）二月，策问贡士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资治通鉴》：“天授元年（690）二月辛酉，太后（武则天）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王溥《唐会要》记载：“载初元年（690）二月十四日，武太后试贡举人与洛城殿，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

因史料充足，证据充分，故首次殿试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根据上述史料，可以得到关于此次殿试的几点信息：一是殿试的地点在神都洛阳的洛城殿。

二是殿试时皇帝亲临，并亲自举制策问。武则天虽然当时还未称帝，是以太后身份临朝，但实际上已独掌大权，与皇帝无二。因此，皇帝亲临殿试进行策问是说得通的。

三是从“数日方毕”足见殿试的规模之大。以如此新颖的方式，如此高的规格，如此大的规模组织取士，在当时的影响力应该不小。

关于武则天初创殿试之原因，尚未在文献中发现明确记载，但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合理推测。

武则天掌权之初，朝堂之上反对势力众多，局势很不稳定。当时虽已开设科举，但门阀士族力量庞大，朝中寒门出身的官员异常匮乏。在此危局下，武则天急需打破贵族门阀对官僚阶层的垄断局面，组建自己的支撑力量。

她实施“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的政策，提倡自荐，破格用人，招揽天下贤才。而设殿试作为一种有效的纳贤手段，结合当时的自荐制举，对扩大科举的取士范围，鼓励寒门士子步入仕途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唐玄宗时期，殿试进一步发展。开元年间，举行殿试6次，天宝年间举行殿试3次。

受玄宗个人喜好的影响，殿试时除了策问，还要考察应试举子的诗赋及文学才能，以文采取士成为潮流。

在此时期，玄宗确实通过殿试选拔了一批文学之士。虽举行时间没有形成定制，也没有固定在某一大殿举行，但从举行次数与规模来看，殿试在取士上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

直到玄宗后期，由于皇帝不再任人唯贤，转而重视投其所好者，且重视享乐，不再勤政，殿试举行的次数大为减少。

殿试呈现出“凡大事时才举，其余时间不举”的倾向，举行时也多敷衍了事。唐代后期的殿试已不复玄宗时频繁举行的盛况。

唐玄宗

唐代后期，受当时内忧外患的动荡政局影响，不论皇帝在位时间的长短，每朝一般仅举行一次殿试。

皇帝为寻找挽救危局的办法，尝试通过殿试选拔人才。但由于情势愈下，各方矛盾逐渐加深至不可调和的地步，殿试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大和二年（828）后，再也没有举行过。

唐代殿试虽然只实行了较短时间，还未制度化，亦未分甲等，但已经具备了殿试的两项基础特征：一是举办地点为殿廷之上；二是由皇帝亲自策问。

虽然唐代殿试仅处于草创阶段，但这一取士方法行之有效，为后世皇帝上收取士权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历史借鉴。

宋代皇帝与殿试定制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建国之初，仍沿用唐五代时的解试、省试科举考试两级制，考生通过省试即可入仕。

开宝元年（968年）礼部取进士十人，其中有朝臣之子。宋太祖疑之有私，命中书覆试，并下令以后每科取士都实行覆试制。

赵匡胤剧照

开宝五年（972年）二月省试，本科进士姓名已经上奏，正待中书覆试。宋太祖居然亲临讲武殿，一一召对举子，并排列名次。

这次召对被后人视为宋代启用殿试的前奏。直至开宝六年（973），宋代才正式采取科举三级制，增设了殿试

经过宋代历朝的不断完善，殿试作为科举的最高级别考试，已逐渐成为定制，考试程序逐渐制度化。

• 时间地点的制度化

宋初殿试的时间直接由皇帝的主观意志决定，有时两年一开，有时一年一开，随意性较强。治平三年（1066）改为三年一开，此后，殿试三年一举成为定制。就月份来看，多在三四月份举行。

• 考试流程的制度化

宋代殿试的流程比较完备。殿试之前，考生要先“请号”，作为考生进入考场的身份证明。殿试当日，考生凭号入殿。如丢失号纸，则不得入内。

考生进入集英殿门后，各自按照位次安排而坐，待考生坐定，考官发放御试题。

考生拿到试题后，首先将题目誊写到卷头草纸上。然后为了保护御题不被损坏，考生需将御题装入备好的黄纱袋子，再将其系在脖子上。如御题有污损，考生会被认为“不恭”，“卷所不收受”。

• 考试形式的制度化

熙宁之前，殿试题主要承唐制，以诗赋论为主。殿试题目由皇帝亲拟，或知制诰等出题人拟定后，再由皇帝预览亲批。

题目拟定后，殿试当天作为考题公布，考生根据题目范围赋诗，内容多与时政或儒家经典相关。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变法期间，将殿试内容改为策问一道，策问内容多与政治相关，体现皇帝的治国观念。

以策问的形式殿试考生，可以让考生直接展示出对国家现实的思考，较诗赋更符合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需要。自此，以策问殿试考生逐渐成为定制，为后世所袭。

殿试的制度化过程，就是殿试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为皇权服务的过程。与唐代起步阶段的殿试制相比，宋代的殿试制度，不论是考试内容，还是殿试程序和取士标准，都更加完备。宋代的殿试正式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的独立一级，科举三级考试制度由此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殿试并非一直实行，而是经过“存废之争”。在殿试罢废期间，科举如常举行乡、会试，仅废殿试。因此，虽然宋代殿试与唐代殿试相比较，程序与规则更加制度化，但并未完全实现常制化。

辽金皇帝对殿试借鉴

辽、金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

辽、金皇帝在向唐宋学习科举制的同时，针对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变更，使科举制度各具特色，其殿试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是，由于本民族原有的取士制度根深蒂固，殿试在辽金两朝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辽太祖时期尚未实行科举制度。辽太宗在会同元年（938）助石敬瑭灭后唐后，辽朝将燕云之地纳入管辖范围。面对契丹、汉族混居，多民族民风杂糅的新局面，为稳定辽的统治秩序，辽太宗采取“兼治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基本国策。

他向唐、宋学习，在以汉族为主的南京地区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契丹族人以外的汉族人才入朝为官。

初时，辽代科举采行乡、府、省三级考试之设，之后随着选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又增设了殿试。

圣宗统和后期，辽开始施行殿试，辽代科举考试体系由原来的乡试、府试、省试三级，改为四级制。但是，辽朝的殿试制度并没有完全实现制度化与常制化。

辽代的殿试共举行六次，举行的时间间隔短则两年，长则几十年，毫无规律。这说明与宋代殿试成为定制不同，辽朝虽然施行殿试取士，但由于皇帝并不重视，加之国内原有取士方式的影响，使得辽朝殿试的举办随意性较强，没有成为固定的制度。

至金代，殿试大体继承唐宋之制，并有所增损。

金代殿试初时设在秋七八月份，金世宗大定年间变更为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碰到雨天或雪天，一般会改至晴天举行。

殿试设策论、诗、赋、经义等科目，由皇帝出题。专门设立了读卷官，不同科目读卷官人数不同。此外，还设立职事官，维持殿试秩序。

金代殿试还规定了女真贵族特权：皇室子弟可不用参加乡、会试的选拔环节，直接参加殿试进行考校。

此外，金代还存在“特恩”及第的现象。即若有少数民族贵族子弟参加殿试，皇帝可以特命其及第，参试者仅再参加一科文章考试评定名次，且无黜落。

辽金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官员选任方面对本民族具有明显倾斜性，其政策体现了辽金少数民族的特权性。

科举并非辽金政权的唯一取士方式，殿试在辽金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辽金殿试在保有唐宋科举制内核的基础上，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由于皇帝的重视性不足，辽金殿试存在着举行次数少、取士规模小、取士规则严重倾斜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辽金的殿试乃至科举制度，是其统治阶级向唐宋学习，同时加以改造，以适应国情的结果，从侧面反应了辽金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倾向。

元代皇帝与殿试变革

元代统一后，将首都设在大都（今北京），政治重心设在汉人聚集区。皇帝为便于统治，对包括殿试在内的科举制度进行变革。

总体上看，元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很发达，且与辽金一样，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但却对元代汉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国自成立以来，在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带领下，一直在四处征伐，扩张版图。这个时期，蒙古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中亚地区。

由于与汉地交集较少，受传统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国家内部仍旧遵循传统的蒙古政权体制，对科举制的认识也非常有限。

成吉思汗

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于1234年消灭了金朝，将淮河以北的汉地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蒙古国的统治阶层对汉地长期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当时，金代进士出身的元朝重臣耶律楚才向太宗提出用儒术选拔人才。至元九年（1237），元太宗下诏，通过论、经义和词赋三科进行取士，史称“戊戌选士”。但是本次开科仅有路试，并未实行会试和殿试。

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认为此取士之法“非便”，下令将其废止。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南宋灭亡，汉地尽归于其治下。许多大臣多次上奏表示希望开科取士，但忽必烈为了维护蒙古人的统治阶级地位，迟迟未行科举。

后经成、武二朝，“戊戌选士”过去整整76年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在儒臣们的强烈要求下，才正式下诏开科取士，并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作为官方科目典籍。

元太宗窝阔台

元代科举每三年一开，殿试一般在当年三月初七日举行，地点则设在翰林国史院。殿试前两天，考试官入考试院，并将试题上报皇帝批准，初七日考生应考。

考生应考前，先由礼部为考生编号，应考当日依编号入殿试场地，按考生座位图指定的位置入座。为防止考生在答卷时作弊，监考非常严格，“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

考生坐定后，皇帝亲临巡考。试后，监视官与读卷官共同阅卷，并将结果报呈皇帝。

为保护蒙古、色目人的统治阶级地位，元代殿试进士榜分为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在右榜，汉人、南人则在左榜，只有右榜第一才能称之为状元。

从不同民族的登科名额分配上看，两榜取士的人数基本相同。但实际上，汉人和南人的总人口占比要远远高于蒙古、色目人，前者甚至是后者的数倍。

因此，登科名额的分配对汉人和南人也是极不公平的，汉人、南人出身的官员在整体官僚队伍中也仅占很小的一部分。

从殿试的内容上看，所有人都仅试策问一道，但蒙古、色目进士撰写五百字以上即可，汉人进士科却要一千字以上。此外，元朝政府还明令规定：“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可见元代儒家士人的政治地位低下，难有出路的同时，在官场还会受到歧视和侮辱。元代虽然实行科举制度，但并未给参试考生营造一个完全公平的取士环境。

从总体上看，元代的殿试乃至元代科举制度施行时间晚，取士规模小，较前代影响力小。虽然带有鲜明的民族性，但确是元代统治阶级汉化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元代统治者维护汉蒙两族关系，稳定其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语

殿试作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级环节，创立于唐武周时期。武则天创立殿试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殿试，提拔寒门士子，获取更多的政治支持，以对抗门阀士族的反对势力。

由于唐代的殿试在制度、规模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且唐代后期举行次数有限，影响力较小，故而唐代殿试仅为草创阶段。

至宋代，殿试才真正作为科举的固定一级，并以制度的形式延续下来。

与唐代起步阶段的殿试相比，宋代的殿试在考试内容、程序和标准等方面，都更加规范化，已成为皇帝选拔和网罗人才、密切君臣间关系以巩固皇权统治的有效工具，为后世殿试的延续和施行奠定了基础与框架。

辽金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也在各自的统治区采用了科举取士，但由于殿试实行的时间短，且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其效果并不明显。

从实施上看，元代殿试虽然实施较晚，却比辽金要彻底得多。但是，元代的殿试同样具有很强的民族不平等性。从唐代以来历代殿试的发展史来看，殿试的兴废与实施的具体规则，实际上是根据历朝皇帝的政治需要而定，到了殿试最高潮的明朝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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