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菲佣这么受欢迎（谈论菲佣）

7月31日，《菲律宾星报》称菲律宾劳动就业部次长 Dominador Say 表示中国正与菲律宾商讨，开放菲佣到中国大陆几个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达人民币 13000 元的月薪。新闻一出，即被各路媒体迅速转载，在网上引发一片讨论。如此高薪，让中国大陆读者一片哗然。而香港舆论或迅速地担心起香港菲佣“集体出走”；或自信满满称香港的雇佣制度依然拥有留下菲佣的优势。

我把新闻告知平日相熟，在香港担任家佣工作的菲律宾友人。她们非常平静地问我：有没有看到可供参考的配套措施？然后客气地告知我说，菲佣团体的反应是新闻的细节和可信度需要确认。

接下来两天，中国目标城市的家政服务公司表示没有收到相关的政策改变通知；菲律宾劳动就业部次长声明报导中提到的薪资数字不正确；最后，菲律宾劳动就业部长在面对媒体访问时，表示从未就此议题见过中方人员，也没有九月份的会面商讨安排。

从这些报导中可以看见，开放菲律宾籍家务佣工至中国工作与否，目前尚未有确切的定论。

不过，这则未确定的新闻引发如此热议，也可以看出：以个人身份聘请外佣，似乎迟早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选项。但外佣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菲佣”的刻板印象

如果菲律宾籍家务工总会从黑工浮上台面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就值得厘清双方的期待了。首先，我们应该要对“谁是菲佣”有比较实际、清楚的认识；其次，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外籍家务佣工？

综观媒体报导，中国城市家庭对菲律宾籍家务佣工的期待与几个刻板印象有关：说英语（可以当小孩英文家教，或是营造一个英语环境），学历高（因此文化水平高，能力好，不会任性妄为），专业性高（有良好的训练，是“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既勤勉耐劳，又可以一人多用担任各种角色）。

这样的看法把菲律宾籍家务工化约为“英语教师”和“高级管家”二合一的梦幻角色。多花一点钱既照顾了孩子的将来，也为自己开创了安居的日常。如果负担得起的话，这或许是值得的开销。

但是，这样的印象其实问题百出，距离现实甚远。菲佣的“高级”和“专业”是一种比较，相对照的是对來自农村的保姆的负面印象。

“高学历农民”

我从 2000 年开始研究民工。研究的对象多为离开农村在北京当阿姨或是清洁小时工的农村母亲。2011 年开始， 我又探究在港菲律宾籍家务工。多年的研究中我看到，其实农村保姆，菲佣、我自己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多数）都是母亲、都是离乡背井在外地工作的女性、共同的梦想都是要给小孩一个稳定幸福的未来。只是大家对幸福的定义也许不同。

相比于农村保姆，菲佣几乎都有中学文凭，其中不少人具备大专学历或者是大专肆业。但在新闻报导中没有看到的背景是：会离开菲律宾出国帮佣的女性，几乎也都是出身农村，是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她们的父辈多数是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民或是从事粗重工作的底层劳工，在阶级分化严重的菲律宾深受贫穷所苦。受教育，拿文凭以摆脱贫穷是菲律宾人深信不疑的价值。大量出国帮佣的一两代人，碰上了 1970 年代以后的教育商品化。大量的大专与各类技术、进修学校在菲律宾四处设立。虽然品质良莠不齐，但基本上只要申请，能缴得起学杂费，就不难进入大专院校就读。带着对教育价值的深信，不少人都是存钱上大学。没钱了就辍学出国打工，期待挣到钱再回家继续学业。“我想回家以后继续念书”，应该是不少聘请过菲佣的雇主听过的梦想。

我曾经以“没有出路的教育”来形容这类教育的本质。因为纵然有大学学历，在学校有限的声誉与持续不振的经济影响下，非传统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基本上也很难找到足以维持一个简单生活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国家鼓励劳工出国打工的政策驱使下，会接二连三的步上外佣之路。

“能说英语，拥有高学历的菲佣”要放进这样的文化和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能降低错误的期待。

“高级女佣”

浏览新闻中插图，我们看到的菲佣形象，几乎一面倒是身着整烫过的洁净制服、罩着连身围裙、面带亲切的微笑、端茶倒水除尘姿势到位、头发妆容虽简单却也一丝不苟的女性。这其实并不符合常理，更像是戏剧中才会出现的管家小姐，或是漫画中的女佣。

现实中的菲佣和来自农村的保姆，同样担任着繁杂、重复、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以及照顾老人小孩的重担。有限的薪水让她们个个要精于计算，如何省下每一分钱，为自己的小孩和家庭的未来打算。对着工作忙碌的雇主，最重要的考量是有效快速地完成雇主交办的事物。这些条件加起来，家务工自然没有余裕在工作时特意打扮。若不是雇主要求（穿制服，发型，衣着样式等），家务工的模样往往还是取决于个人：有的随性、有的爱美、有的讲求工作便利、有的受宗教信仰约束。而制服，在我看来也绝不是福利，而是为了进一步的标记身份的差异。

事实上，农村保姆与菲佣的日常样貌，还是十分接近的。新闻图片中的形象符合了读者对全能女佣的想象，也将为日后可能的失望埋下伏笔。

“高级女佣”的印象还来自“受过专业家政训练”的说法。虽然有不少外佣曾经在本国中介要求下，受过短期的语言或家政训练，学习简单的烹饪技术，认识不同的厨房工具与清洁打扫的准则。但是这些训练往往不是为了家务工本身或是雇主的需求。而是因应两地政府有关劳务输出的协商内容，以及为家务工中介业者另辟商机。

这些“专业化”的训练，某程度上给予首次离家的家佣基本的安全感：至少可以想象一下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它又往往与每个雇主家的情况和要求有或大或小的落差。对总是希望找到一位体贴能干的家佣的雇主而言，这些未必是加分。至于菲律宾的大专院校多开设家政相关课程，以利训练专业菲佣的说法，显然是过于想当然耳的猜测。毕竟多数菲律宾女性上学是为了成为菲国的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出国当外佣还是不得已的选择或暂时的安排。

“英语教师”

对菲佣的期望，最常被提及的一点绝对是“可以顺便教小孩英文”。这在很多地方都是普遍而长期存在的迷思。

确实，跟着菲佣长大的小孩，几乎都能用简单的英语沟通或叙述。就像随着说方言的保母阿姨长大的孩子，也可能听得懂几句方言。但是，首先， 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的菲佣其实并不是大多数 。和菲佣相处久了，我习惯了她们平日英语和塔加禄语夹杂的说话方式和口音，听来好亲切。但也明白对多数雇主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学习适应的过程。

外佣的英语好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期待外佣或是任何家务工能够负担包括语言在内的教养责任，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曾听过好几位外佣抱怨她们在一日的家务劳动之外，还必须负责教雇主的小孩英文：“这是不对的。虽然我是大学毕业生，当然可以帮孩子看看英文功课。但是雇主并没有支付我一位英文家教的薪酬，又怎能因为可以胜任，就无限扩张我的工作内容？我并没有因为成为孩子的英文家教，就少负担一点家务工作啊！最终牺牲的还是我自己的时间和睡眠”。

试想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非常不喜欢上司为了节约开支，而请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再兼任其他的职务。这不是菲佣的能力是否足以担任英语家教的工作，而是因为名不符实，而非常容易导致日常的摩擦与纠纷。

“亲密的陌生人”

“可以的话，我们也来请个菲佣吧”这类向往，常常是因为雇主不满意农村保姆或是小时工。

我想从家务工的本质来谈谈这类不满。家务工往往被描述为“最亲密的陌生人”。雇主也常以“视如家人”来描述彼此的关系。我自己作为一位雇主，深深感受到这个视角带来的问题：她其实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雇工。接受工作指令与提供薪酬本身，已经决定了这个关系中绝对存在的不平等与家务工的外人身份。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能清楚观察家庭中的冷暖关系，知道一家大小的喜好，负责所有贴身衣物清洗，也能适时给予不同家人（特别是女主人）情绪支援的外人。这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工种：“亲密劳动”的本质使得雇佣关系很容易被忽视，导致雇佣双方很容易有不合理的期待，也容易因为缺乏尊重而终于关系破裂。

以香港的情况为例，雇主很容易因为“家佣就是要来帮忙的”，而从相处开始就期盼着菲佣样样皆行，就像电影《超能陆战队》里的照护者大白一般，既能烧得一手好菜，又懂得营养的搭配；收拾房子利落无比，陪伴小孩时又有无限的耐心；添购日常必需品时精打细算，对雇主家人的情绪起伏却能圆融的理解。但大白毕竟是完美程式定义的机器人，也没有自己的家人和愿望要照顾。曾经有一位菲佣告诉我：雇主不喜欢她愁眉苦脸，因此每当心中有烦恼牵挂时，她就对着镜子练习着硬撑出一个笑脸。练久了也就不难挂着笑容了。但心中的苦楚难以言喻。

我认为，不理解雇佣关系的本质，才是人们对农村保姆和清洁小时工不满的由来。这些不愉快，恐怕不会因为换成菲佣而改变。

“菲佣”入华，意味着什么？

行文至此， 我有点担心这些“认识菲佣”的努力，很容易给出“原来外佣也没有比农村保姆好啊”的印象。这就远非我写作的初衷了。

就个人而言，我绝对乐见其成，希望看见中国大陆能开放外籍家务工的工作许可。家务工、保姆、私人看护等工种的出现，是因为工作与私人领域在现代生活中的分离，女性和男性同样加入职场，导致传统照护角色也进而外包的结果。跨境，跨区的人员流动一方面受国家政治经济政策驱动，另一方面受当代生活对金钱与物质的向往所强化。以菲律宾为例，正是相应于菲律宾在 1960 年代之后的经济发展受挫，政府才大力鼓励并组织人口外移成为跨国劳工。一方面着眼于降低菲律宾的失业率，一方面也希望从海外移工汇回的收入可以刺激、改善当地经济。而菲律宾的经济在当时的变化，除了当地的政治因素，也与全球的资本累积，策略性的地域发展有关。比方说：香港的富裕，美国的强大，其实和菲律宾的经济弱势就脱不了关系。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社会的价值（都市化，金钱追求，科技等），那么允许人员的流动，选择自己的营生方式，可能就是其次的选择。

只是，一旦外籍家务佣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与价值观都可能相应而变。届时，中国社会希望如何看待这些外籍居民？有没有可能接纳她们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公民？如果外佣只会是短期的过客，中国社会又会如何保障她们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力？或是希望尽全力隔离这个人群？

我想在思考各种可能性时，最重要的是能看见她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各种潜力和需求，而不仅把她们化约为替代性高的劳动力。就这点而言，我从新闻报导中也敏感地嗅到了让人担心的看法。

雇佣外佣变成阶级身份符号

在关于开放外佣的讨论中，农村保姆的“低素质”总是一再被放大。菲佣“专业”，是家政业中的“世界知名品牌”。她们既不传闲话，又懂事体贴；不需要一再交待，就能做好份内的工作。她们会插花，能烹善煮，会急救还有专业学识。她们吃苦耐劳，稳定度又高。不仅能打扫还兼具时尚品味。她们温顺平和，春节时不需放假，还可以给家庭带来多元文化的刺激。这些关于外佣的赞词，一字一句都是对农村保姆欠缺素质的指控。这样一来，在探讨开放聘雇外籍家务工的可能性时， 农民（与农村）自然一再地被贬低，被简化为毫无价值的存在。对农民工的同质性想像和污名化，并不是新的现象，但是随着外佣引进，这些偏颇的想像又再次被深化。

聘用外佣，同时源于雇主提高在城市中阶级地位的需要。

南方都市报的报导就指出：人们聘用菲佣除了看上她们的专业形象，“很大一部分因素可能是在于虚荣心，‘想体验一下外籍佣人的专业服务能力和工作热情’”。一般估计，目前要雇一位非法的菲律宾籍家务工，需要花上数万元的中介服务费用，菲佣的月薪约在人民币 5000 - 10000 元之间。（但估计作为失去自由与选择的黑工，她们的实际收入必然比前述金额要低很多。）这些高额的支出，也正是雇主能以“外籍佣人”骄人的原因之一。中国城市的中上层社会从生活所需快速商品化以来，一再透过对奢侈品的消费来展现和巩固一个人的地位。我想像在不久的将来，能使唤一位明显可辨的外籍家务工，会和拥有名牌包，私家车，或优质学区的房产一样，成为城市居民的成功指标。

巩固和深化阶级区隔并不是开放外佣的目的。但是在相关舆论推波助澜下，恐怕会成为开放外佣的结果之一。

我们是否需要外佣？

从家务劳动力需求看来：中国并不需要外佣。假设现今的社会价值和架构都不变，中国应有足够数量的劳工能承担家务工市场的需求。家务工的能力与潜力，与国籍并无关联，也与学历无关。

但开放外籍家务工市场，也不是问题。以香港的菲律宾籍与印尼籍家务工（两个最大的外佣族群）为例：两者在香港的家务工需求上占据了不同的市场。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往往偏好印佣，需要外佣照顾家人的不同需求的家庭则偏好菲佣。一旦开放外籍家务工，农村保姆与外佣最有可能也会以类似的情况分化。假如国籍不同，工资不同，需求分化就更有可能发生。开放家务工市场，受影响最大的将不会是中国大陆既有的家务工和仲介市场，而是香港等地的家务工供需。

香港由 1970 年代末期开放外佣至今，最受争议的政策包含：必须与雇主同住，不续聘之后两周内必须离开香港，以及必须透过中介代办手续（印佣）。同住的规定直接导致过长的工时与紧绷的雇佣关系。“两周”条款，则造成即使有受虐的情况出现，外佣也不得不选择一再隐忍。因为先前透过中介代办手续时，往往已经负债累累。万一失去工作，个人或家庭财务可能就会陷入危机。

从这些既存政策可以看出：外籍家务佣工在香港仅仅被当作是替代性高的“流动劳动力”。不论是两周条款，同住的规定或由中介经手的要求，目标皆在“规范、管理”劳动力，不在保障外籍家务工的权利，更不在鼓励外籍家务工的社会融入。

从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至今的三十年，我们曾以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由不被认可的盲流（流氓），低素质但不可或缺的城市建设劳动力，到能以有限的方式接受农民工的居住，受教育与发展需求。这些经历，也可以在开放外佣的社会协商过程中提供宝贵的经历。

如果我们准备开放市场，让菲律宾籍家务工能在中国合法工作，准备的工作需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鼓励大众讨论、思考菲佣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并进而形成共识。二是要完善各类聘用家务佣工的法令：最低工资，社会（医疗）福利，工时，居住地点安排，入境签证与居留权等准则 。合理，完善，不应人而异的安排，自然能累积寻找机会的菲律宾籍佣工的信任。这也是雇佣双方稳健互信的合作关系的起点。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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