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的戏曲水墨人物画的特点（关良绘画艺术探微）

多年前曾听业界的朋友有如下评论：从文化和写意精神来看，近现代画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或许很多人会质疑这样的提法，但在笔者看来是颇有道理的。本文将从艺术求学、艺术品鉴、艺术辨伪三个角度尝试对关良艺术进行相对深入的介绍。

我们先从历史评价开始，藏家朋友在解读上文中的历史评价时，应该留意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一是写意精神。

▲《大闹野猪林》2013年上海天衡秋季拍卖会拍品

第一，这里提出的文化概念是意有所指的，即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脉的沃土之中。关良所表现的京剧堪称国粹，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一流大家无不深通京剧。梅兰芳、新凤霞是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与盖叫天是好友；李苦禅甚至曾以武生表演而驰名……可以说京剧与中国传统人物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是能够充分代表中国文化精粹的艺术门类。相比于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平凡生活、还是少数民族的平凡生活，军旅生活等题材，虽然更有现实意义，但从文化的内涵来看，不及以京剧为题材的作品。

第二，提到写意精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简洁，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是高度的概括并极具典型性。那么写意精神对应的就是受到西方素描体系影响，以比例、结构、解剖的准确性为重要参照，特别是依靠模特写生为重要手段，以西方的素描为基本造型基础的一套体系。这样来看，二十世纪的徐悲鸿、蒋兆和、黄胄等大师，他们的贡献虽然卓著，但就自然被归入到另一个系统当中。以“徐蒋体系”培养而成的一大批画家讲求刻画的深入、造型的结实、叙事性强、擅于表现宏大场面、反映劳动人民的形象，这就又与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有一定差别。因此，我们很难说关良是二十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人物画家，但他绝对称得上人物画最具写意精神的画家，且独具民族特色。

▲《牧牛》2018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品会拍品

关于关良的艺术履历，只要举出两个事例便可以抓住他一生艺术之路的肯綮。1917年 随兄东渡日本，师从画家藤岛武二，后又转入“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尤喜爱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绘画风格。后印象派的风格一直成为他日后作品的潜在艺术因子。1942年关良在四川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引起美术界很大反响，好评如潮。当时的文艺界领袖郭沫若在观赏他的戏曲人物画后，认为是古今奇作，并撰文《关良艺术论》向社会介绍和赞扬他的绘画艺术，茅盾等文艺界的大家为之题词称赞。后来任教于重庆国立艺专。这是他作品第一次亮相后业界的反馈，也可以代表整个文艺界对他的定位。

▲《蔬果》2013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拍品

当代很多人也喜欢京剧，画京剧。但是这门传统艺术是高度浓缩的表演门类，一招一式，唱念做打，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的观察和训练，才能捕捉到最典型、最有表现力的一刻。关良之所以能够将京剧的味道表现得如此准确而有张力，正是得力于他“半个专家”的经历。关良小时候在南京，爱到"两广会馆"看京剧，这就注定了他一生玩京剧、画京剧。他不是一般的票友，而是拜师学戏，买回髯口、马鞭、靴子，吊嗓子、摆功架……，当爱好变成了痴迷，他对京剧的理解自然要高出同辈。

按理说，关良在日本接受了正规而严谨的写实训练，虽然取径日本而远溯欧洲，但毕竟是另外一套体系。而他在日后漫长的艺术实践中却选择了最为纯正的中国传统艺术之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在笔者看来，一方面他东渡日本之前，已经奠定了一定的传统基础，并有浓厚的传统情节，包括戏剧，石刻，书法，和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他曾经自述：“我只想从古画中去发掘还是不够，更应从多方面的，例如石刻，佛像，书法，以及民间艺术方面去研究，这样下去或者在我们的画面上可以有点新的发现吧”。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艺术之所以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原因——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

▲《史塔尔桑教堂》2015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品会拍品

此外，关良开阔的视野，让他可以在东西方两个维度中思考，他能够正视两种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并进行有益结合。他的油画明显受现代派影响，不仅在技法形式上，主要还是在理论和观念上的。他说:“我们若是认识了现代绘画的理论与现代精神的话，那时是绝对不会误解现代艺术，毒骂现代艺术的。一个画家是要有充分的教养的，尤其是在现在来说，不然他是一个工匠。”这话很温和地批评了那毒骂现代艺术的大画家。关良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好先生，完全沉醉在艺术世界里，他的画里表现的，就是他所有教养的总和。

油画板块

风景系列：

关良的油画风景可以分成两种风格样式，一种是早年带有后印象派，乃至西方现代派的样式。用色厚重凝练，风格介乎于塞尚和高更之间。用色大胆，线条明确，但不似高更神秘，又不似塞尚理性。这一类型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亮丽的气质。成熟期的作品则带有明显的东方特色，有水墨画的味道，意境简洁而空灵。单线平涂，其特点是从“平面上找艺术”，与西洋油画从立体上着眼迥异其趣。

▲《德国风景》2013年保利香港春季拍卖会拍品

学习西方的一路以创作于1965年的《牧牛》最为典型。该作品明显受到高更的影响，用色浓烈艳丽，以较为粗重的勾勒物象，黑色和绿色的结合具有典型的高更风貌。这件作品于前不久结束的2018年苏富比秋拍上以4918万元成交。在市场处于深度调整期依然有这样强势的表现，可见其作品的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而作于1957年的《德国风景》则又具有典型印象派的特点，表现了德国教堂前一片开阔的草地，用色沉稳，在一大片灰色调中衬托出绿色的浓郁，天空湛蓝而通透。整个作品具有一定的写实性。该作品曾于2013年保利香港春拍上以322.8万元成交。

当然，关良最具个性、最具东方意蕴、最具有学术性，也是最受市场追捧的还是他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作品。比如他创作于1980年的《石门》，尺寸为135.5×134cm，在关良的风景画中可以称得上“巨幅”作品。画面上两岸山峦耸峙，一条清流扑面而来，愈近而水愈清、愈急，一泻而下，飞泉湍流，涌入眼底。远山间有亭台、树林，近岸处有水车、牛车，小舟泊于岩畔水际。在用色上，山峰以彩色勾线，中间平涂成霁青、赭石、柠檬黄、橘红、天空是橙红、淡黄的调子，与水波相映，既有“山红涧碧纷烂漫”的情趣，也有“飞湍瀑流争喧豗”的声势，令人心旷神怡。该作品是关良二级市场最高价位的代表作，曾于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上以2300万元的高价成交。

戏曲人物系列：

关良的油画戏曲人物与他的水墨戏曲人物在格调与气质上如出一辙。只是他几乎摒弃掉了所有灰色调的过渡层次，以接近平涂的方式造型，用色单纯而浓丽。颇为有趣的是，他的很多油画戏曲人物的背景将舞台挪至户外。有的背景或延续一贯的高更式的神秘，或保持他写意性的山水。人物的面部表情极为夸张，展现出丰富的表现力。这一点与西方现代派如莫迪利亚尼、巴尔蒂斯、夏加尔等大师如出一辙，东西方在此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僧与悟空》2018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品会拍品

典型者如创作于1978年的《唐僧与悟空》，他以油画表现中国写意山水，素雅而富于层次的银灰调子，重新演绎了国画淡墨，并以置于前景的大树营造纵深，如此简括之布置，细品之下却不难发现艺术家援引了塞尚《圣维克多山》系列的经典构图，让人不得不叹服艺术家之巧思；前方的悟空与唐僧二人对戏，托钵半跪的悟空亮丽醒目，右方的唐僧慈悲内敛，古拙的造型更蜕变自敦煌壁画上的人物，体现艺术家1941至1944年间考察大西北之成果，堪称关良油画中脍炙人口之作。该作品也于前不久结束的2018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以8685万元的高价成交。

▲《野猪林》2013年江苏爱涛秋季拍卖会拍品

另一件代表作是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武剧人物—野猪林》。关良画戏曲人物从不宣扬封建糟粕，对主持正义的宋士杰、武松、钟馗、李白、鲁达、李逵、张飞、马超等等，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寄托着美好的情愫。此拍品，戏曲人物鲁智深居于画面的主导地位，人物形象也表现的高大、正义，表情坚毅峻肃，眼神充满轻蔑；而董、薛二人萎缩在画面一角，以此将鲁的仗义与董、薛二人的丑陋、仗势欺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画面栩栩如生。画面整体笼罩黄绿色调，鲁智深衣服上的红色，与周围的绿色形成对比色。这与剧情对比相呼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该作品曾两次出现在二级市场，分别是2013年江苏爱涛秋拍和2012年上海宝龙春拍，两次拍卖均创造了高价，分别是1035万元和920万元。

▲《繁花吐艳》2018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品会拍品

静物系列：

《繁花吐艳》更代表着艺术家静物油画的最高水平：本作色彩瑰丽，艺术家以蘸满油彩之笔，塑造一株浓艳欲滴的富贵牡丹：殷红、明黄、铅白的花蕾，色彩纯净而明亮，应是直接从软管挤出使用、未经调和的纯色，产生明快瞩目的直观魅力；背景以方块构成，上方群青色空间与下方的格子磁砖桌面约成八二之比，构成疏密有致的平衡结构，显然参酌了立体主义布局，亦颇得野兽派喜以花布纹样入画的神髓；《繁花吐艳》除了巧妙使用一只青花人物花瓶，引入中国书画经典主题“松下高士”，其深邃如墨玉的叶子色泽，亦让人联想到齐白石著名的“红花墨叶”，作品整体古拙率性的笔法，亦甚具国画写意精神，迥异于良公早年油画的精细写实，可见艺术家东西浑然的成熟风格。该作品于2018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以4185万元的高价成交。

国画板块

戏曲人物系列：

品鉴关良的戏曲人物，应该从如下几点来考察：

第一，他非常会制造戏曲舞台上的矛盾。前文已述，他通过强烈的性格对比，让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忠奸立辨。第二，他不斤斤于人物解构和比例的准确性，适度夸张和变形。第三，他追求儿童画的稚拙感，这一点与西方现代派大师马蒂斯、米罗、保罗克利十分相近。语言淳朴，自然活泼。笔墨变化多端。演员的“看”“瞟”“盯”“瞄”等眼神，捕捉到位，人物情态惟妙惟肖、纯真幽默。

关良说，“我的用线自有我的特点，绘事上的许多常见的、娴熟的技法如圆润、流畅、刚劲、挺拔并不为我所取。古人有云‘笔意贵留’，我从表现人物不同性格特征出发，寥寥数笔，若不经心，迟滞、迂缓，艰涩、游疑，或浓或淡，彩墨多羼杂不清，水份常溢于形外，疑似信手涂鸦，实乃惨淡经营。”

▲《野猪林》2013年北京华辰春季拍卖会拍品

此画作于1979年，画家描绘的是《野猪林》一戏的高潮部分，也是观众最为解气之处。画家以寥寥数笔，神奇的描绘出鲁智深的豪迈之情与二公差的狼狈之态，手法明快单纯，造型稚拙生动，神出于象外，妙合于理中，天真幽默跃然纸上。黎雄才所补之松林，浓密深厚与良公画意相得益彰。更值得一提的是启功先生所题的诗塘，七言绝句妙趣横生，读之令人捧腹而颇具深意。与画作妙合无间，妥帖自然，颇显启功先生诙谐机智的才情。该作品于2013年北京华辰春拍上以195.5万元成交。

▲《孙大圣》2014年上海天衡春季拍卖会拍品

除了组合型的戏曲人物，关良还画了很多单独的戏曲人物，最著名的是美猴王孙悟空的形象。关良为何画那么多孙悟空，理由很简单，在那个特殊时期，孙大圣是镇压一切“妖魔鬼怪”最好的形象代言人，毛主席当时也有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画面中的孙大圣提靴捻翎，双目圆睁，观者好像能听见他那洪亮的叫声“妖怪，哪里逃！”画家用画笔将舞台上这一瞬间的经典画面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关良国画戏曲人物辨伪

历来对关良作品的赏析就是个大难题，藏家朋友一般知道良公盛名，但不知道哪里好，更谈不上辨伪。

关良作品由不被人认可、不被关注，到目前的被人追捧，导致了大量赝品的出现。关良独特的画法和风格让普通藏家很难确立明确的标准，往往逸笔草草，看似不需要高超的写实能力，很容易让低手庸工的赝品蒙混过关。在普通藏家的眼中，鉴赏与鉴定的难度是极大的，就是很多专业人士对关良的艺术贡献与价值也很难表述清楚。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关良真伪之作的细微差别，笔者选了两件同是出自大型拍卖，又同是价位不菲，但艺术水准差距明显的两件作品，希望借此来为藏家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两件作品名称同为《贵妃醉酒》，真迹是关良创作于1979年（乙未）九月的作品；伪作也是题为1979年冬月的作品。

▲（真迹）《贵妃醉酒图》2015年上海明轩春季拍卖会拍品

▲（赝品）《贵妃醉酒图》2013年某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拍品

这是一件迷惑性极强的赝品。作伪者还是花了一些心思。他故意选择了与真迹创作时间比较接近的那一类型作品，只是时间稍晚而已，不敢明写乙未年几月，只是笼统地写上“冬月”；他将人物的位置互相调换，题款的位置也调整了方向。可以说伪作也具备一定的水平，对关良的艺术特色有一定的了解，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敢于适当发挥，又不离本位，否则也不会在二级市场上取得骄人的成绩。

人物造型：眼神、五官、动作

先看贵妃的服饰，真迹虽然雍容华丽但不臃肿；而伪作几乎将贵妃的头饰和装束化成了蒙古装束，无一丝轻盈、清新之感。其次，再看脸部刻画，真迹中贵妃的脸红润而俊俏，脸型消瘦，鼻梁挺拔，丹唇内敛；伪作贵妃的面容粗陋，颇似乡间村妇，腮红不像舞台化妆的绯红，而更像常年在日光下劳作的暗红，浑浊不堪。（1）右侧侍者的面部如剪影一般，无任何用笔的提按变化，也无墨色的浓淡变化。（2）

再看两个侍者，真迹中两侍者或躲闪、或逢迎，神态明确；伪作则平板呆滞。比如右侧侍者的袍袖上的结构，完全不合理法，且后背僵直。（4）

构图：

真迹的构图集中但有聚有散，画面四周留有开阔的空间，显得轻灵；伪作则灌满全纸，左侧侍者顶住纸边，右侧侍者的腿部已经画出了画面，这在关良的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关良驾驭纸面仿佛就是舞台的布景，既突出主题和主体人物，又不会过于冲击纸边。即便安排在画面的一侧，也会让人感觉是故意为之，不是简单地填充。伪作中三个人物间彼此简单重叠，没有疏密的关系。

用笔、用墨：

关良的用笔其实是以中锋居多，圆厚饱满，时而凝重，时而飘逸。用墨追求微妙的浓淡对比的变化，有时又会出现鲜明的对比。即使出现侧锋也是在中锋和侧锋之间不断调整，所谓“中锋取势，侧锋取妍”，几乎不会出现纯侧锋的涂抹，用墨更不会在一处反复重叠，而是立笔成形。还以右侧的侍者为例，后背的用墨显然是反复涂抹而成，极为平板（3），而真迹衣服的用墨浓淡有变，笔笔在结构上。真迹整个人物的用线是含在墨块中，偶尔用浓墨或干笔破一破；而伪作的线条多数露在外面，似乎是先勾勒了外轮廓，再填充进淡墨。

用色：浑浊

中国画的用色一般会调以淡墨，不至于过分艳丽，以清淡为主。但关良的用色却极为大胆，或许这是受到西方绘画训练的结果，他敢于直接表现京剧脸谱中艳丽而夸张的色彩，因为他具备驾驭亮丽色彩的高超能力。真迹中贵妃的衣服用饱满的中黄，蓝色用传统的头青；而伪作则用掺了墨的藤黄，蓝色则用水粉画的钴蓝，不是传统中国画的颜料。（5）

题款及印章：印章俗气

真迹题字的用笔依然以中锋为主，在收笔和转折处略有干笔，错落有致；伪作则如他的绘画一样，为了追求老辣的效果，用了大量的枯笔，致使气韵枯槁。（6）在印章得使用上，凡是对篆刻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不会轻易使用圆形或随形印。一者，圆形或椭圆形印非常难以刻出精品，历代也只有古玺、肖形印、元朱文水平较高，近现代以来只有极少数人敢于用这些印，并且不会长期使用。印章的水平不高，作品的格调会被拉低几个档次。伪作中的两方圆形印水平较差，而真迹则均采用方章。或许，作伪者为了寻求变化，活泼画面，反而弄巧成拙。（7）

综上所述，关良的绘画艺术在近现代可称得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油画在中国现代油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主要的先驱 之一；他的写意人物画看似独辟蹊径，实则是最能够远接传统写意精神的典范。在笔者看来，收藏潜力巨大，但赝品数量也十分庞大，甚至很多赝品堂而皇之地已经获得了市场的高价认可，藏家朋友若有意于此，必须有专业的人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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