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真实揭秘（文博探秘良渚古城土方体积超千万立方米）

“文博探秘”之走进良渚古城遗址①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北纬30°似乎是一个神奇的地带，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所处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大致位于该纬度带。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位于北纬30°—32°之间，与世界古代著名的文明发源地所处纬度大致相当。

当地时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

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遗址以规模宏大城址、功能复杂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址，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环太湖地区，曾存在过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做出的贡献，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见证。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钩沉，这座良渚古城遗址内，隐藏了哪些“秘密”？

考古发掘工作现场

以出土玉器数量，区分多级社会阶层

环太湖流域西依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北、南分别以长江和钱塘江为界，东濒东海，总面积约3.65万平方公里。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湖泊密布，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繁衍。

从良渚文化丰富的墓葬材料中，可直观地认识到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分化状况。“在考古过程中，很多时候可通过丧葬制度与随葬品区分等级墓地。比如，遗址内可从每片墓地的人均出土玉器数看出级差明显，至少存在4种以上的阶层分化。”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前所长陈同滨说。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其新作《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中也指出，良渚文化的墓地可分为6个等级，第一等级以瑶山墓地为代表，随葬玉琮、玉璧等，是手握军权和王权的权贵阶层；第二等级随葬玉琮、玉钺和石钺，除长官神权与军权的人，还有亦工亦军者；第三等级随葬玉钺、石钺，而不见玉琮，应是掌管军权和亦工亦军者；第四、五等级只随葬石钺，墓主是具有战士身份；第六等级仅随葬少量陶器甚至无随葬品，代表了社会最贫困阶层。

“用玉制度见证的阶层分化。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在丧葬时，玉器配制待遇是不同的。”陈同滨说。

另外，在良渚古城内有明显的功能分区，是典型的三重空间都城格局，即宫殿区、内城、外城，分别居住着神王、手工艺人、普通居民，“从城市功能区的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

分等级墓地

反山墓地出土嵌玉漆杯（复原）

卞家山遗址出土漆器

从出土碳化稻谷，看社会分工复杂化

良渚古城内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可以从内城台地作坊区和池中寺出土的大量稻谷遗存来见证。考古人员发现了不少炭化稻谷堆积，比如，莫角山台地东坡估算约13000千克；池中寺台地面积超5000平方米，可能是统治者的大型粮食储备地点；在莫角山宫殿区内钻探中也发现多处蕴含丰富炭化稻谷堆积的区域。

“这些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古城城内宫殿区上有着很大的稻谷储藏量，应存在面积较大的仓储区。”陈同滨介绍，内城出土的稻谷量近10万公斤，说明这个社会已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人口。

玉料、玉钻芯、黑石英片、编织环……通过考古发现，古城遗址的钟家港遗址内城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玉石器作坊。可以看出，发达的农业为良渚古城和良渚文明出现奠定坚实基础，并由此出现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从事玉石器、漆木器、陶器等手工业者。“普通内城居民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在玉器制作中还出现了更加专门化、复杂化的分工。”陈同滨说。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文化的木胎漆器已十分成熟。漆的质感、漆与木胎结合以及漆器的艺术图案，都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记者了解到，在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主要见于反山、瑶山等贵族墓葬，反山出土有嵌玉漆杯、嵌玉漆盘等，瑶山等大墓中出土有高把漆杯。出土的漆器与玉器一样，在良渚文化中都是珍贵物品，主要在贵族阶层使用，具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陶器

城址

“城乡分野”明显，区域性中心城市出现

从良渚社会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看，良渚时期已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这也是作为早期国家或城市文明的判断要素之一。最新统计也验证了这一点，良渚古城系统所在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遗址270余处，其中，郊区聚落190余处。

“宫殿区”“内城”“外城”，良渚古城功能分区成为区域性国家的权力象征。在陈同滨看来，宫殿区的出现揭示了良渚时期已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现象；三重向心式规划布局，也突显了城址作为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具有宫殿区和三重结构的城市已具备了都城的形态，它的权力象征范围就是环太湖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

另外，从古城的布局图也可以看出，古城的权力中心与地理中心并不对应，表现出古城选址对周边的山地、平原和水系等对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

良渚古城遗址北城墙

研究推测，建城需1万人连续工作7.5年

莫角山宫殿区及其他城内的台地、城墙、所有组成外郭的台地、外围水利系统、郊区的部分遗址均为人工堆筑而成，是典型的土筑文明。良渚时期的古城与水利系统两大建造工程以及颇具规模的治玉手工业，明显促成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的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体积几乎是胡夫金字塔的一倍。”陈同滨说。

其中，距今5000年前后较短时间内建起来的古城及城内高地、外围水利系统土方量约917万立方米，这些高地上的建筑尚没有可靠的资料，所以工程量无法估算。仅其917万立方米的土石方量，假设参与建设的人数为1万人，每三人一天完成一立方米，每年工作日算足365天，需连续不断工作约7.5年。

不过，业界人士坦言，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不间断地集中大量劳力专业从事古城的建设，其后勤压力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另外，更大的可能是采取古代兴修水利工程等的传统办法，即利用冬春农闲时间间断完成，耗时或许更多出了若干倍。

从土石工程和治玉情况来看，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使之成为长江流域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期间中国早期国家的杰出代表。除了没有出现文字和统治者的世系，社会复杂程度以及都城规模甚至不亚于黄河文明的早期国家、乃至成熟国家。

玉器琮与钺

权力与信仰的结合

从良渚古城的考古尤其是良渚玉器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良渚文明中，神权至高无上，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总体而言，良渚文明是一种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明的文明模式大相径庭，而与古埃及的文明模式极为相似。

“君权神授”理念在良渚反山墓地M12墓葬坑中可获得直接物证。墓中出土的器形与纹样是最为经典的玉琮和玉钺（钺：权力，琮：信仰）。“象征着神权与王权的两件最高等级玉器出于同一墓穴，说明一个人同时掌握两大权利，即‘神王合一’。”陈同滨说。

神人兽面纹也是具有神教意义的统一信仰，它也是良渚文化的玉器最通行的主题纹饰，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另外，遍布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全都有这个神人兽面纹，也说明人们信奉的是同一个神，意味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在考古界看来，与世界诸多早期文明（或含起源阶段）的早期国家或成熟国家对比，具有“一神教”现象实为罕见，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类的信仰方式。故此推测，良渚古城时期的社会复杂程度在信仰方面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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