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真实的印度神片（今年的印度神片就是他了）

最近的新片井喷了。

但万万没想到最大的震撼来自一部印度电影。

这就是，11月印度上映的新片《杰伊·比姆》。

影片不仅引起了印度人的内部狂欢，更创造了IMDB史上最高分的印度电影，高达9.5，国内豆瓣也是8.7的高分。

那么，是不是有些虚高呢？

其实，提起此前大火的印度电影，像是《摔跤吧爸爸》《小萝莉的神猴大叔》《三傻大闹宝莱坞》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观看的密码，把印度的异域风情，加上直给的起承转合。

（《摔跤吧！爸爸》2016）

确实可看性很强，但也很容易审美疲劳。

毕竟提起真实的印度，大多数人的印象是混乱、腐败、脏乱差，更是底层人民叫苦连天，宝莱坞却歌舞升平。

但今年，就是这样的印度，却拍出了一部《杰伊比姆》。

它和我们印象中的印度主流大片不太一样，没有动辄人海战术，五彩斑斓的尬舞。

更多的，是前所未有的真实和稳健。

比如男主角直到影片开始了半个小时才出现，而故事的主线则过了快一个小时才真正开始。

你更多看到的，是此前不太被展现的那些印度贱民的生活。

他们的皮肤、表情、泥土、日常和衣服肌理都被镜头充分的凝视，甚至妥帖的安放在一个绝对的类型片中。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杰伊比姆》的震撼更来自于它用电影自揭疮疤，诚实地展现国家阴暗面的勇气。

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清晰，很多人会想到《辩护人》或者《杀死一只知更鸟》，也是由真实事件改编。

（《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

在1995年印度南部，一个辖区督查家的金戒指丢了，警察为了赶快结案，就随便抓了一个贱民拉贾坎努来顶罪。

更是残忍地动用各种私刑，准备屈打成招。

影片对这部分暴力的展示也是血淋淋的赤裸，拉贾坎努几乎被打得不成人形，但还是拒不承认自己没干过的事。

在警所外，他怀孕的妻子找来了一位律师钱德鲁帮忙，准备控告警察。

在九十年代的印度，给贱民当律师那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钱德鲁当然不是一般人，他一不为钱，二不为名。

为的只是一个公道。

故事听起来似乎可以想到结局，无非是批判现实，批判司法不公。

但这起滥用职权的小案件，却可以一步步往大辐射，里面有公共的内容，比如腐败，比如暴政。

但更难得的，是共性之下独属于印度的东西。

比如种姓。

略有了解的朋友会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身份世代相传。

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之外，还有一个“第五等级”，也就是最低级的贱民。

贱民被称为“秽不可触者”。

顾名思义，他们被认为是最卑劣的人，不能受教育，不能穿鞋，只能从事最低等的工作。

在印度，一切都要建立在种姓之上。

它是本片的立片之本，也是印度的切肤之痛。

而《杰伊比姆》就毫不避讳地展示了这种现实。

一开篇，警察站在监狱门口释放犯人，什么都不管，只听你的姓。

姓高级的就直接放了，姓低级的便继续关押。

而故事的主线就建立在印度大量的“贱民顶罪”这一现实上。

他们连人都不算，随便一个拿来用一用也无妨。

但实际上，不仅是把人种筛选搬上台面的印度，“分等级”是人类的劣根性。

比如之前在国内社交平台上火了一阵的印度洒红节上的美女，所有的标题和高赞评论都要强调一句：“她是高种姓”。

细思一下，把这一套发挥到极致的不就是希特勒。

所以，影片所发出的问题，其实非常震撼。

它在法律的公平正义之上，想追问的是更宏观的平等。

当警察对着钱德鲁说“贱民多盗窃”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哪个阶层没有小偷。”

的确，真正给人打上烙印的，是定义，而非天理。

因为所谓的“适者生存”，并非“优者生存”，优劣与否本身是个伪命题。

永远都有更优，只是看你如何去定义它。

试想如果把高低种姓的人同时放到野外，谁能活得更久呢？

因此影片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注视边缘部落人的日常。

不是观看底层人民有多苦，而是用一种带着爱意的目光，看他们的生机和智慧，

如何抓田鼠、抓蛇、制草药。

又如何在风雨飘摇的草屋里谈情说爱，在田间休息时捧着收音机。

里面充满了生活细节，古朴的浪漫，以及原始的美感和仁慈。

拉贾坎努抓到了蛇，就立马放生，抓到了田鼠也不会全部杀死。

他们谓之为“贱民”，却深刻参与着生态循环的制衡。

不必习得什么大道理，就已经实践了“万物平等”的法则。

所以影片难得的，是它费心地还原了“贱民的尊严”。

他们到底何以为贱？

不过是以更接近土地的方式去生活。

当拉贾坎努的妻子拒绝了警察接送的吉普车，赤着脚走回村。

当她无视贿赂，头也不回地离开一个个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其实不需要什么歌舞，你也会相信，这是一个骨子里充满生命力的民族，因为最高贵的美，无须等级的定义。

而印度的特殊性也就在于：社会制度和种姓制度的交错纵横。

影片也赤裸裸地挖出了这种独属于自己民族的丑恶现实。

在现代化制度的包裹下，实际上奉行的仍旧是地主长工的一套旧社会逻辑。

一个村落，仅仅十几公里的距离，就能有如此大的贫富差距。

一边还在平地垒屋的原始社会，一边身居高位者，就能安然端坐在锦衣玉食的房间里。

相比于同情，我们更会乍舌，一个社会如何容许这样巨大的割裂，把人工具化到这种地步。

督查家进蛇了，立刻把贱民叫来，用完了再挥之即去。

而每个公职人员又都在问他们要部落证书、定量配给卡、种姓证书等等专有名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合法选民。

似乎听起来头头是道，煞有介事。

但实际翻译过来很简单。

就是低等种姓的人，连成为社会人的资格都没有，没有土地，没有证书，甚至没有基本的人身权。

而更讽刺的是，社会又需要他们作为匿名的劳动力、隐形人，去保证基础设施的运作。

他们造房、搬砖、清扫、拉货、做苦力，再回到被放逐在边缘的部落里，默默归于无声。

凡此种种，其实就指向了印度权力滥用问题的核心。

那就是，当种姓和公职混合在一起。

一个是先天确定的迷信，一个是后天的理性制度，就一定会造成权力不可控的膨胀。

谁给了警察那么大的胆子，是印度三千年的文脉。

反正我种姓高，我生来就该有权。

此时，理性制度中的责任义务都会被腐蚀，整个制衡的系统就完全被打破了，只会让坏的更坏，惨的更惨。

正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杰伊比姆》用两种拥有权力的人，构成了一组对比，也指明了一个方向。

警察和律师，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享有高种姓特权的人。

但一方是疯狂的滥用。

把贱民当作蝼蚁，让他们无声无息地在这片土地上死掉也毫不关心。

一个部落里，粗粗计算就有7000人被诬告，走在路上就被抓走顶罪，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另一方则是疯狂的觉醒。

钱德鲁所代表的律师，深知自己的目的，根本不是反对警察，进而反对整个政府。

而是放弃利己，去发扬社会本该有的真利他主义。

让正义回归它的本来面目，让法庭、公职人员、机构都起码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

那么，这个片名“杰伊比姆”，到底是什么意思？

“杰伊”在印度语中意为“胜利”，所以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万岁比姆”。

而比姆，则是印度伟大的种族平权者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的简称。

他是印度的宪法之父，出身贱民，却凭一己之力改变了种姓歧视的泥潭。

在印度，“杰伊比姆”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它所隐含的大概是一种改变民族的信心。

放大到电影中就会发现，导演在批判种姓制的基础上，不断强调着部落、土地和那些原住民。

当钱德鲁在法庭上陈词时，他说的是“不要践踏部落”。

而当警官在陈述案情时，上司给了他一巴掌，让他使用属于自己部落的泰米尔语。

再联系到印度惨痛的殖民历史，其中又有多么哀切地保护本土的苦心。

因此，或许本片真的像很多观众说的，挖得不够深刻。

但它的动人之处又是那么的高、那么的纯，毫不掩饰对自己民族的拳拳之心。

在最后的法庭上，镜头短暂的落向了两方势力，一边是赤脚、皴肤，衣着五彩斑斓的贱民。

一边是精装油头的公务员。

此时即将开战的就不仅仅是符号化的“西装VS传统服饰”或“弱者VS强者”。

而是一个“虚伪民主VS真正的“天赋人权”。

而钱德鲁所捍卫就不仅是正义，而是土地、孩子的未来以及民族的明天。

影片用这种保护本土的纯粹，升华了主题。

当钱德鲁在法庭上说着：

“拉贾坎努的部落，在地图上都没有位置，但他们熟悉的弓箭手在这个土地上已经扎根了几个世纪。”

这句话就太动人了，它不是历史的情感绑架，而是阐明了一种真实的感受。

在这个现代测绘科技无法容纳的维度里，有些东西会长长久久的栖息下去。

这就是本片最动人的地方，它超越了政治意义上的家国疆域，指向一种由内向外的对土地、民族、同胞的感情。

所以，如果要问爱国主义怎样引导，才不至畸形？

就像片中的钱德鲁和部落人民一样，去发挥你的自由意志，真正意识到一切改变都关于你我，关于每一个人。

因为时间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

改变在我，吾爱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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