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四大奇案的故事（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

文/桓大司马

晚明三大案从万历朝一直影响到明亡，其过程又很富传奇性，一波三折，常有戏剧化转折，涉及的人和事又复杂，不易解读，特别容易被现代阉党带节奏。大司马会详讲晚明三大案，本文先说梃击案及其背景和影响。

三大案之前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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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最大的大事是“争国本”，上文所述的妖书案就跟“争国本”密切相关，三大案也同样是“争国本”的顺延。

还是再简介下“争国本”。万历王皇后无子，偶尔临幸王恭妃后生长子朱常洛，但母子皆不为万历所喜，万历宠幸的郑贵妃生下三子朱常洵后，万历就想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违背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政治规范，这是皇权突破规范限制，为所欲为的前兆，所以引起了举朝文官的反对（东林和阉党的前身都反对）。

万历则想尽办法拖延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利用内阁首辅帮自己背锅，导致内阁首辅十分难当，前后有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三任首辅因争国本一事退休罢职，最后“独相十年”的沈一贯变得毫无理想，组织朋党，利用皇权为自己谋利，引起正直有能的大臣沈鲤等人的不满，而沈一贯利用“伪楚王案”和“妖书案”用挑战下限的手段陷害沈鲤、郭正域，导致自己成为过街老鼠，最终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拉着沈鲤一起退休，其他阁臣也很快去世或闭门不出，万历三十六年（1608），声望甚高的叶向高（日后被诬为“东林党”）成为独相。

叶向高的才能和品质都远在沈一贯之上，对于国政有很多改革的构想，可以说他也跟沈鲤一样，是高拱、张居正的后继者。但此时万历皇帝怠政严重，为了让矿税太监掌握各地财权和政权，成立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影子政府，故意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退休或者去世后不予补充，导致国政陷入瘫痪，叶向高实在无能为力，只好屡次请求退休。

与高拱、张居正、沈鲤一脉相承的叶向高

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终于如愿退休。退休之前，叶向高多次向万历要求增补阁臣，万历拖延多年之后才增补方从哲、吴道南二人，叶向高退休时，之前被沈一贯拉着一起退的沈鲤（日后被诬为“东林党”）才德俱佳，入阁做首辅的呼声很高，但万历厌恶沈鲤耿直，决定以柔媚的方从哲为首辅。

不久次辅吴道南因科场舞弊案致仕，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1617），方从哲成为独相，方从哲为人不及沈一贯恶毒，但才具平庸，没什么担当，怕得罪人，对皇帝唯唯诺诺，对下属纵容不问，于是许多贪腐官员上下其手，无所不为，而方从哲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管束。

沈一贯和方从哲虽然性格相反，但就像南宋的韩侂胄和史弥远一样，对官场风气的败坏是一样的，这引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对贪腐无能的官员发起弹劾，方从哲却只以和稀泥为能事，实质上成为贪腐无能官员的保护伞，这种情况下国政就不用说了，明亡清兴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方从哲独相的1619年。

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时的政坛背景。在梃击案之前，还有一个小案诅咒案，不太为人所知，与梃击案有关联，需要略述一二。

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过群臣十五年的群起抗争，万历终于顶不住压力，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郑贵妃并没有放弃改立自己儿子朱常洵的努力，朱常洛的处境依旧险恶。万历四十一年（1613），锦衣卫百户王曰乾首告：郑贵妃宫中太监姜严山的老婆，纠集孔学、赵宗舜等妖人，想用妖法咒死万历，毒死皇太子，拥立福王，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也参与其中。万历听到后暴怒，要叶向高回话怎么办。

之前反对太子的“妖书案”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首辅沈一贯是如何趁机用恶毒手段对付政敌沈鲤、郭正域的，如果按照现代阉党的逻辑，东林和阉党一样，那么现在东林叶向高手里有了对付福王的杀手锏“诅咒案”，他理所应当像沈一贯一样，利用万历的愤怒把看不惯的官员一网打尽才是。

然而恰恰相反，叶向高劝万历冷处理此事，以免牵扯郑贵妃和福王，他虽然也发现皇权无法对抗，但还是用“不牵扯郑贵妃”来交换“让福王朱常洵就藩”，以正视听，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可以说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政局动荡，同时照顾了政府和皇帝的需求，比沈一贯手段和道德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后来万历又想反悔，不放福王离京，叶向高表示那就要重审王曰乾一案，万历最终不得不低头，放福王走了，争国本最终以群臣的胜利告终。

谋杀太子——梃击案始末

2

万历四十二年（1614），万历终于让福王朱常洵就藩，但郑贵妃并未完全死心，太子朱常洛的处境依然不佳，门庭冷落，守卫松懈，于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就发生了梃击案。

当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闲汉拿着根木棍打进太子寝宫慈庆宫，太子因为不得宠，其宫殿的守卫是很松懈的，第一道门没人看守，第二道门只有两个老太监，闲汉打伤了一个，随后一直杀到前殿檐下，才被七八名太监抓获。只要他打进前殿，就有可能把太子打死，所以这是一桩关系重大的谋杀案，引起诸多的朝臣重视，要求彻查。

张差在审讯中表现得疯疯癫癫，刑部审讯官员胡士相、赵会祯、劳永嘉、岳骏声等迎合皇帝冷遇太子，不想多事的心理，认为张差是个疯子，并没有什么图谋，所以判了个“在皇宫附近乱放无双”的罪名，秋后斩首。请认为张差案是冤案的同学注意，即使日后没有反复，张差也是要死的。

但是三法司和六部另一些讲原则的官员觉得里面有疑点，不能这样草率结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到狱中观察张差动态，发现在刑堂之外他并没有表现出疯癫的迹象，于是王之寀当场审问张差，张差供述受太监收买，进宫打死皇太子，王之寀大惊，连忙把案情上报万历，但万历一来懈怠不想多事，二来担心牵扯到太子的对立面郑贵妃，就来了个留中不发。

这一举动体现出万历对太子的冷漠和无视，拨动了朝臣们从争国本以来的紧绷的神经，大理寺右丞王士昌、户部郎中陆大受、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抗议，万历大怒，而那些主张“疯癫”的官员害怕被追究责任，另有一些官员想迎合皇帝以获取好处，于是一起攻击王之寀等人。

最终物议纷纷，万历顶不住朝臣的压力，派刑部左侍郎张问达（日后被诬为东林）偕十八名官员会审张差，会审时胡士相等多名官员迫于皇帝之威，不敢问讯，连刑具都不准备，还是在王之寀、陆梦龙的坚持下才把刑具抬上堂来，这次张差不疯不癫，全盘招供，是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去打死太子，张问达大惊，具表上奏。

因为之前郑贵妃之弟郑国泰在大臣弹章涉及自己时反应过度，很多官员进而怀疑庞保、刘成的背后有郑国泰指使，但万历宁肯让太子受委屈，也不肯让郑贵妃家里人受委屈，把奏折留中不发。因为此事骇人听闻，朝野议论越来越大，最后连怕事的阁老方从哲、吴道南也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出面劝万历秉公处理，万历勉强同意再审，但一再强调不得“株连无辜”，意思就是不许扯到郑贵妃身上。

电视剧《明宫谜案》

张晨光很好地重现了万历的猥琐

为了帮郑贵妃减轻压力，万历让郑贵妃主动去找太子朱常洛，寻求谅解，同时逼迫太子草草结案，不要大搞，太子对万历和郑贵妃怕得要死，只能同意。逼迫的细节，史惇《恸余杂记》有详细的记载：

先是张差事发，神庙即诣中宮。……（王皇）后曰：“此事老妇亦不敢知，须与哥儿面讲。”哥儿者，东宫也。少顷东官至，后问之。东宫曰：“必有主使。”神庙色变，而郑贵妃徒跣指天自誓曰：“奴家万死，奴家赤族！”神庙勃然废席而起，骂曰：“此事朕家亦了不得，希罕汝家。”然后东官逾色曰：“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神庙抚其背曰：“哥儿是。”

于是万历父子召见群臣，表演了一番父慈子孝，最后太子也按万历的示意说不准株连，只准惩罚张差和庞保、刘成。

最终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在张差死后，见死无对证还想翻供，太子也在万历的威压下传来口谕帮他们开脱，但庞保、刘成在诅咒案中就有前科，张问达不甘草草结案，继续抗议，万历只好把庞保、刘成悄悄弄死，对外宣称是天气太热，用刑的伤口感染而死，事情到此草草结束。

万历末期的朝野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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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与诅咒案不同，诅咒案中，王曰乾本身也是声名狼藉之人，跟孔学等人有仇，举报他们也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所以可操作的范围较大，叶向高用来交换了福王就国，也算是审时度势，经权得宜。但梃击案是明目张胆的谋杀案，而且是谋杀皇太子，冷淡处理等于鼓励杀太子，所以正直的朝臣反应才如此之大。

至于张差是否冤枉，应该是不冤枉的，一来他招供时并未被刑讯逼供，反而有不少官员打算走个过场了事；二来此事还跟白莲教的分支红封教有关，给张差和太监牵线的马三道正是教主之一，而郑贵妃家也跟红封教有来往，对此北大王天有先生《晚明东林党议》中有详述，大司马没什么研究不敢妄言，在此给出王天有先生的原话：

明代后期，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非常盛行，红封教是白莲教在京畿地区的一个派别，教主有高一奎、马三道等人。郑贵妃是大兴县人，其家与红封教有秘密往来。红封教中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加入。张差就是贫苦农民。他为了得到三十五亩土地，受骗上当，被郑贵妃宫监刘成领入宫中，结果白白送了性命。

大臣们的压力还是有用的，郑贵妃在梃击案中首次向太子朱常洛低头，朱常洛的地位至此才比较稳固，万历为郑贵妃洗地还得太子配合，他终于发现太子深得群臣之心，羽翼已成，此后也彻底息了废立之心。

但万历也在与群臣对抗失败的消极情绪中走向最后的疯狂，故意不上朝，放任政府官员缺员不补，故意让政府瘫痪。当他派出的矿税太监变本加厉的残害各阶层人民，遭到各地官员弹劾时，万历成为太监们的总后台，把这些敢于弹劾太监的官员全部罢免，使太监们肆无忌惮的攫取各地的财权和政权，一手制造了新的制度性腐败，比朝臣的贪污要凶猛百倍，直接导致民穷财尽，原本发达的社会经济丧失了突破的可能性，叶向高痛心疾首的批评万历的做法让“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

因为梃击案中方从哲对万历皇帝的胡作非为屈从过甚，引起许多大臣的恶感，方从哲逐渐成为恶之所归。

平心而论，方从哲并不像沈一贯那么恶毒，主要是懦弱无能，但当他独掌内阁却毫无骨鲠之风，成为皇帝的附庸时，为皇帝当挡箭牌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此后方从哲威望大跌，更加掌控不住朝局，行事也一如既往的绵软，常常被有识之士批评、弹劾，而贪赃枉法之徒则贪图方从哲的懦弱，逐渐聚集到他周围，污浊的阉党已经呼之欲出，至于万历也喜欢这样软绵绵的首辅，于是让他一直当到自己死掉。所以现代阉党因为方从哲不算恶毒就把他洗成小白兔，反证东林如何如何得势不饶人，是不能成立的。

懦弱首辅方从哲

这正如我在《东林的对立面哪里是阉党，分明是恶性皇权》一文中的分析，一般来说，阁臣如果对皇帝亦步亦趋，跟群臣的关系就差，只有不屈从于皇帝，跟群臣的关系才会稍好一些。

重视梃击案的王之寀等人在天启朝被阉党诬为“东林党”，其实行事完全是坚持原则，没有结党行为。虽然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就已经开门讲学，但东林只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平时也只讲程朱理学，不谈政治，并无不顾原则的朋党行为，这跟之后大谈两汉经学、讲究入世的复社是大异其趣的，这在之后的文章中还要详谈。

我们只看几个主事者的籍贯也能发现他们跟东林多有距离，王之寀是陕西大荔人，张问达是陕西泾阳人，王士昌是浙江临海人（地处浙南），与东林声望较盛的苏南都隔得比较远，只有陆大受、何士晋是常州人，陆梦龙是绍兴人，地域上算是跟东林能沾点边，但传记中也并无与东林人物交往的切实记录。

然而这些人事后受到万历的报复，罢官的罢官，外放的外放，到了天启年间，更被那些主张张差“疯癫”，草草结案的人诬为“东林党”，大加迫害，王之寀甚至在锦衣卫诏狱中被活活折磨死。

而郑贵妃对太子长年压制，基于恐惧，对太子没有也不敢停手。等到万历死翘翘，太子朱常洛即位（明光宗泰昌帝），郑贵妃使用终极奥义弄死了新皇帝，又想伙同朱常洛的李选侍控制朱常洛之子朱由校（明熹宗天启帝），三大案中的红丸案和移宫案相继爆发。

千年女妖郑贵妃

东林或者说正直人士最终保护了朱由校平安即位，但贪腐无能的官员们却与魏忠贤结为阉党，实现了戏剧性的反转，最终掌控了天启朝的朝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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