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逊发学笛子师傅是谁（用生命吹奏的未完成乐章）

含泪看完老友吴亚秋先生转发的“纪念笛子艺术家俞逊发诞辰70周年”的视频，早就听说过这个由香港亚洲电视台《文化风情》王明青女士对俞逊发先生做的采访，这也是俞老师人生最后的采访......

俞老师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间，曾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总是萦绕在我心头，想去触碰，却又怕追忆的痛。记得得知老师西去的隔天晚，曾得一梦，俞老师在梦里说，他还有许多想法，准备写一首高难度不易吹奏的乐曲，我笑答，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袁志钟先生在撰写《俞逊发传》时，希望我能提供一些与俞老师相处时的细节，但我觉得时间有些仓促。因为俞老师对我的影响不是三言两语能所畅淋漓的。在此，对袁先生说声抱歉，并以此文弥补当初的遗憾。

我青年时代拜师俞逊发先生，后从济南前卫民族乐团转入上海民族乐团，再后来我移民到美国。与老师在上海民族乐团同事的时间，前前后后刚好也是十年。期间我们亦师亦友，每星期一去团里看日程时总会在一起喝酒品茶聊天。俞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更多的是“传道”的师责，没有教条，只是躬体力行地传递着他深厚的人文感悟。

时有耳闻中国音乐界的江湖之争，只提携嫡系的学生，可惜可痛，惜的是误了莘莘学子，痛的是音乐界的悲哀。生理上，近亲繁殖导致物种退化，难道音乐上不也是这样吗？鼓励学生遍求名师，广学博知，才能一代胜似一代。这也是俞老师观念中奉行的“师者之道”。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而俞老师所信奉的《六祖坛经》中的那句“迷时师度，悟了自度”的“悟”，是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激情。他是个生活的乐天派，曾与我在海阔天空的聊天中相约，老了后结伴云游四方。这种热爱与激情使得他善于发掘生活中的细节。看似偶得的口笛的发明，各种创新的笛子演奏技法，“灵光一现”，“顿悟”都是他平日里善于观察与思考的“厚积”。

这种对自然中深意的追求，也体现在俞老师在气息的运用上。“气沉丹田”是每个管乐演奏者所信奉的宗旨，听俞老师演奏，那股气的位置，总是那么顺应自然，不着痕迹。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是缘于他对气息的运用是“内重外淡”。“重”的是他的运气恰如运功，把心，意念，全身的力量都调配至丹田，然后“舒缓地，恬淡地吐出”。这种对气息“一吸一吐”，“一重一淡”，“一紧一松”的运用，恰好也打通了身体与天地在虚实阴阳互转中的共振，让听笛者有酣畅淋漓之感。

他把石上流泉，空涧鸟鸣，古刹钟声，禅院诵经等各种自然与人文的声音融入自己的音乐，真正做到了“万籁皆是乐”的天人合一。曾有明人的《谿山琴况》把琴色概括成二十四种，而俞老师以自己对各种乐曲风格，各种天地万象的“悟”中，开创了诸如“弹吐，揉音，哨笛音，混振音，指打音，指跳音”等技法，使竹笛的演奏更具多变的色彩与层次，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他所创作的《秋湖月夜》，《琅琊神韵》等作品，已如《春江花月夜》般的成为了中国音乐的经典。

这些作品，不迷失于堆垒炫技的浮躁表相，而是来自于音乐本初的升华内心。它们是中国音乐的根，经得起历史的浪淘沙，具有代代流传的生命力，滲透着深厚的中国美学与哲学思想，也是历代音乐家们生命的延续。

俞老师在《琅琊神韵创作记》中描述“......已是中秋时节，寺外寒意阵阵，山雾弥漫，寺内梵乐诵经，香火缭绕，我站在一旁如醉若梦......”文行至此，一位艺术家的感性的一面扑面而来。听他一曲《雨中莲》，《远方的思念》，那是诗人哼唱的情歌，是情人流露的诗意，听者只想化作他音乐中的那个思念。俞老师在生活中处处都是性情中人，他与同道中人酒酣耳热之际显现出的酒品更是率性。记得那年我还在济南前卫歌舞团，俞老师随上海民族乐团来演出，他当年在中国艺术团的老朋友，刘汉林，王惠然，胡天泉等一起请他吃饭。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喝至傍晚时分，俞老师已微醺，由刘汉林的儿子刘小泉送到山东剧院。当晚的演奏曲目是“秋湖月夜”。据俞老师后来告诉我，那次是“飘”上台吹奏的“秋湖月夜”，也是他演奏感觉最好的一次。他已浑然忘我，恣意高歌出新的“笛品”。

从左到右分别是本文作者缪宜民，俞逊发先生，笙演奏大师胡天泉，著名打击乐演奏家刘汉林，琵琶演奏大师汤良兴，琵琶作曲家柳琴大师王惠然，笛子演奏家刘祥德（现旅居美国）

表达音乐大都如此经过。初，“初见”阶段，从按谱寻声开始，连点成线成句成段，直至流畅成曲；再，“有为”阶段，乐者在乐曲中，根据自己的技巧与修为，刻意加上自己的痕迹；三，“无为”阶段，乐者忘我，返璞归真，已分不清乐成就了人，还是人成就了乐。成为一个技艺高超的“有为”的匠人乐者不难，但要突破至音乐的更高境界，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引用俞老师的话而一言以蔽之，“笛艺在笛外”。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正经历着经济发展浪潮的冲击。我与俞老师，还有上海民族乐器厂的多位乐器制作大师王益亮，张连根，汤汉卿等在这个大环境下，也一起组办了乐器制作公司，想在不同的环境下尝试不同的领域，但最后俞老师还是选择笛子艺术作为自己的人生。之后我也随着出国大潮移民到了美国。每次回国看望俞老师时，他都会赠予他的新书籍与音像资料，而每每他都有新的感悟，这种“悟”在他结交了台湾的林谷芳林谷珍先生后更显性了。俞老师的一生都在不倦的“悟”，不倦的“自度”。

我在美国发展了多年，也开始授业解惑，到了知天命之年。再听俞老师的音乐，追忆当年的情景，才恍然老师的用心良苦。当初学《三五七》时，刚好浙江婺剧团在上海演出，俞老师拉着我坐在乐队边上，连听了三场，让我用心感受婺剧音乐的粗犷与奔放。他要求我学《珠帘寨》时要研究余派老生的唱腔；吹《小八路》时先要学习东北的二人转，诸如此类。而我当年愚钝，在有“师度”是，却还未到“迷时”。

2005年，俞老师香港之行前，我刚好回国。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劝他放弃香港之行，但他为了圆好友的一个心愿，还是履约前往。我问他是否需要我相伴左右，他说香港的朋友已安排妥当。当得知俞老师因劳累过度又旧病复发时，同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一样，我，后悔莫及。

在俞老师去世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到生死这个问题。俞老师毕生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这种理念也深深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中。作为一个置身自然的真正艺术家，人的生，老，病，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顺应“天道”。俞老师并不把香港的演出，看成是抱病与绝症的抗争。他只是坦然面对人在自然中的不同阶段，他在不同阶段中的不同“悟”，在不同“悟”中产生的不同的音乐。“病”中的“悟”，使得他的音乐也到达了另一种高度。这样一个已与笛子艺术同生共灭的生命体，俞老师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是“笛道”中的一个境界。

俞逊发先生在中国竹笛艺术发展上的贡献，不仅仅是技巧技法，而是他悟出的对音乐人生的态度与看法，对竹笛艺术发展方向的导向。俞逊发先生的离世是中国音乐界的损失，他没能如愿为他的从艺50周年划一个句号，那些未完成的遗憾，倒像一串延伸的省略号，为后人打开了无数的途径。开放式的人生结尾，也激励每个时代的佼佼者再在上面添上完美的一笔，继续延续着生命的意义。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每一次人文的突飞猛进都是缘于那个时期的某个地标似的人物。他们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对本领域艺术进行提高，发展，创造，并再现辉煌。他们用有限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艺术价值。“大师”的称号，是十年，百年，千年后，后人对他们为艺术领域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盖棺论定”。

缪宜民，2016年1月10号写于纽约品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