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的抗日故事（揭秘烈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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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一部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红岩》问世，并迅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

《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们亲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志士为革命而牺牲的壮烈场面，因此，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根据《聊城党史大事记》的记载，《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其实就是阳谷人韩子栋。

参加革命：

打入“蓝衣社”后不幸被叛徒出卖

韩子栋于1909年出生在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曾用名韩之栋、韩国桢。

他早年读书，1928年到淄博鲁大公司（现淄博煤矿的前身）做工。

在淄博矿区，他目睹了工人所受到的压迫，于是与周曰坡一起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压迫、提高待遇、反对克扣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工人运动，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逃往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韩子栋来到北平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店员，那里是他最初投身革命并坚定了革命信仰的地方。事实上，这家书店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建立的，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其核心成员有吴成方、肖明、周怡等）。

据韩子栋长女韩秀融、女婿周鸿介绍，春秋书店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下除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而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父亲在春秋书店工作约3年时间”。

对此事，韩子栋也曾有记述。

1933年1月，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秋天受中共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内部。

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他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潜伏于特务组织中，可谓危机四伏，随时有暴露身份的可能。

1934年11月，韩子栋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那一年，韩子栋才26岁。从此，长达14年的噩梦，开始了。

备受折磨：

受刑时牙齿被打掉却始终没松口

韩子栋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重庆白公馆等11所监狱（其中3所是公开的监狱，8所是秘密集中营），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

在受刑时，韩子栋连牙齿也被打掉了，但他毫不动摇，而特务机关又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现行罪证，所以一直把他作为“严重违纪人员”对待，还被派去做杂役。

到1947年8月18日逃出魔窟，韩子栋已39岁。

在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他靠着执著的信仰，在深牢大狱中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在南京秘密监狱，犯人吃的饭是红大米，里面拌了谷子、稗子、沙子、石头、头发等杂物。

韩子栋在他的回忆录中用戏谑的口气写道：“饭到口里，牙齿打的是游击战，尽量躲过石头、沙子找寻米，但是我的牙齿始终没训练好，往往碰到硬东西，‘咯嘣’一下子，大小总要吃点亏。”所以，时间一长，牙齿脱落不少的他，只能吃软性食物。

平时，除了理发外，韩子栋不能走出监房半步，每天过的都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

阴暗潮湿的环境再加上营养不足，让他患上了皮肤病、风湿病、慢性盲肠炎等多种疾病。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阳朗坝，韩子栋被安排进一间“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里面共住17个人。看守的特务还以犯人身体弱、易伤风为借口，把窗户用纸糊得密不透风，监房成了“闷罐头”、黑屋子。

除了空气、光线不足外，每个监房的水也限量供应：一天两担水。犯人们饮用、洗脸、刷碗、洗衣服、洗澡、涮马桶，全靠这两担水，“有喝的没洗的，有洗的没喝的”。水，在犯人们眼里成了宝贝。

比生理折磨更让犯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煎熬。

在息烽集中营，犯人们没有放风的权利，不准和外界通消息，不准家属探监，韩子栋觉得这里“是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

在公开的监狱里，犯人可以被允许看书；但在息烽秘密集中营，别说普通的书籍，就是连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总裁言论”都不能看。

韩子栋在回忆录中写道：“牢房里没有书，没有字，一天到晚，像肉焖在锅里似的。那种寂寞，能使人病，能使人疯，也能使人死。许多年纪不大、身强力壮的同志，没有几年就被这样窒息而死了。”

特务们的暴行在心理上如何解释，或许韩子栋的这段回忆能给出答案。在湖南省益阳县王家堡秘密集中营时，韩子栋严词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引诱自首后，一个高级特务对他说：“你要死，没有这么好的事！死只是五分钟的痛苦，叫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了，叫你活受罪。这是对付你们的办法，对付你这种顽固分子也只有这个办法。”

患难之交：

“小萝卜头”交给韩子栋的白布口袋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猫洞监狱里，韩子栋认识了“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小萝卜头”乳名森森，大名宋振中；父亲宋绮云，曾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兼高参；母亲徐林侠是江苏邳县第一任妇女委员。猫洞监狱除囚禁共产党人外，还囚禁了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和马寅初等著名人物，以及当年把炸弹放进袁世凯抽屉里的袁英等共数百人。

宋绮云和徐林侠被特务秘密逮捕时，“小萝卜头”还在襁褓中，是父母抱着他来到监狱的。

牢里没尿布，徐林侠东拼西凑，才勉强缝补了两块。

牢房里见不到阳光，昏暗、潮湿。尿布湿了，徐林侠就把它围在腰里，夜里垫在身下，用她的体温暖干。时间一长，她就得了风湿病。

“小萝卜头”长年被关在监牢里，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而且监狱的伙食很差，这个可怜的孩子饿得面黄肌瘦。

“他的手又薄又小，腿也只有一点点大，只有他的头发育得比较正常，和身子很不相称，显得特别大。

人们都爱摸着他可爱的头，望着他那大大的黑亮的眼睛，叫他‘小萝卜头’。久了，就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了。”《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小萝卜头”一家三口虽然同时被关在息烽集中营，但他们被分开了：“小萝卜头”和他的妈妈，被关在山坡上的“义斋”女牢；

宋绮云则和韩子栋被关在山下的“忠斋”男牢，他们在同一个牢房里。

有一天，韩子栋和其他囚犯正在牢房里锻炼身体，忽然听到一个小孩清脆的叫喊声，宋绮云“啊——”地惊叫了一声，随即冲到窗前。

这时，韩子栋看到一个皮包骨、个子小、脑袋大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样子像刚蹒跚学步的婴儿。

“他的两条胳膊抵住牢墙，头垂在两臂中间，上身的衣服只搭到肚脐，裤子瘦小，紧紧箍着屁股。裸露着的脊背，忽起忽落，根根肋骨鼓起来像条隆起的山梁。”韩子栋在回忆录中写道，“小萝卜头”喘着粗气，艰难地仰起头来，两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的爸爸。他的嘴巴嗫嚅着，刚喊出一声“爸爸”，眼泪就溢出来了，哽住了喉咙。

这时一个看守匆匆跑来追他，“小萝卜头”就转过身撒腿跑了。

而一直保持镇静的宋绮云，斑白的乱发颤动着，胡须哆嗦着，但没有吭声。

全牢房的人满眼含泪，愤怒在心中沸腾。

这是韩子栋第一次见“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从小就坐牢，不知道监狱外另有天地。在他的心目中，监狱就是社会，就是国家。

他的善恶，是用牢房划分的，牢房里的是好人，牢房外的是坏蛋。

后来，韩子栋成功越狱。越狱前，徐林侠怕他带东西不方便，就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白布口袋，让“小萝卜头”交给韩子栋，“看到针线缝里有血迹，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韩子栋越狱时把白布口袋带了出去，后来赠给重庆歌乐山美蒋罪行展览馆，成为历史的见证。

这也是“小萝卜头”及其父母留给韩子栋的永远的纪念。

1949年，国民党在大溃败，最后撤离重庆时，在狱中进行了大屠杀。

当年9月6日，特务用匕首将“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笠警卫室。

为了掩盖罪行，特务将他们的尸体埋在屋内水池底下，打上三合土。

“小萝卜头”牺牲时，只有9岁，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不过，韩子栋晚年每每忆及“小萝卜头”，总会称他为“老战友”。

韩子栋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他年龄小，这不假，但他在监狱里关了8年。有8年狱史的人在白公馆里是为数不多的。更主要的，他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为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

逃离虎口：

他是唯一成功越狱的革命志士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重庆渣滓洞，韩子栋和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等同志关在一起。

罗世文组织成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并酝酿集体越狱。

要想越狱，前提是保持足够的体力。在牢房里走几步，活动一下四肢和身体，成为韩子栋等人唯一能做到的健身的方法。

但是牢房里人挨人、人挤人，转动都困难，哪里还有走动的地方？

强烈的求生愿望，使韩子栋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沿着“8”的路线列队行走的办法。这办法使小小的牢房变成了走不完的狭窄曲径，他们给它起了个催人奋发的名字——“室内旅行”，并把锻炼身体当做为党工作而争取活下去的政治任务。

让韩子栋等人没想到的是，1946年8月18日，集体越狱计划还未实施，却传来噩耗：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当日被押解出重庆渣滓洞后，从容就义于歌乐山，尸体立即被焚化。

此后，韩子栋、许晓轩、宋绮云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

在白公馆，狱中地下党支部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后认为，集体越狱越来越难，于是作出了“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

为了麻痹看守的特务，韩子栋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卖傻的“绝技”，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特务真以为韩子栋坐牢太久，疯了傻了，就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并让他当伙夫，经常安排他跟特务出去买菜。

狱中地下党支部认为逃跑的有利时机到了，要求韩子栋抓住机会逃。韩子栋决定在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实施这一重大计划。

据韩子栋的回忆录描述，1947年8月18日下午1时许，在酷暑烈日下，他跟随看守卢北春上街买菜。在从嘉陵江畔返回的路上，巧遇卢北春的熟人胡维景，卢北春应邀去胡维景家打牌。

打牌间隙，胡维景又应他人之邀出去赴宴，留下一位勤务兵模样的人看着韩子栋。

过了一段时间，韩子栋拿出两万元钱请“勤务兵”去买西瓜。“拣顶好的买，最好买点冰来冰一冰，剩下的钱你坐车，不用给我啦。”韩子栋知道，西瓜加冰不过几千元钱，剩下的是那人的外快，他当然乐意跑腿。

就这样，韩子栋机智地支走了“勤务兵”后，撒开大步迅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这件事在国民党保密局引起极大震动，特务头子恼羞成怒，派出大批特务带着警犬四处通缉、搜捕韩子栋，但一无所获。

韩子栋从重庆逃跑后，昼伏夜行，渡长江，钻深山，几经辗转，同年11月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他由此成为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本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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