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凌云临九嶷山碑（孙蔚如亲题的受降纪念碑今又立）

镇馆之宝：一度消失的受降纪念碑被完整复原。

吴嘉豪 摄

受降堂外，复制展示的受降纪念碑。

吴嘉豪 摄

1929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的中山公园，前身为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于1910年修建的私家花园，陪伴武汉从近代走到现代，见证城市百余年沉浮，至今仍留有多处历史建筑。

今年75岁的吕学赶，1965年入职中山公园，既是老员工，也是最资深的园史专家。他站在升级后的受降堂前，指着大门上方的牌匾说：“这个木板是当年中山公园食堂的案板，其上‘受降堂’三个字，出自孙蔚如上将之手。”

受降堂始建于1935年，原为纪念张之洞的张公祠，祠内供有张之洞的牌位和张姓家谱。

抗战爆发后，中山公园一度是抗战活动中心，1938年4月9日，郭沫若曾在中山公园组织万人抗日歌咏活动，“保卫大武汉”的歌声响彻大地。其后不久，日军占领中山公园，张公祠一度成为军队居住之所。张公祠前，爱国人士慷慨歌咏过的广场，也就是后来改名的胜利广场，流淌过不少遭日军迫害的国人鲜血。

1945年9月18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在这里举行受降仪式，共受降日军官兵202335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以及大量火炮、子弹等。9月25日，武汉地区日军53995人全部解除武装。自此，张公祠更名为受降堂。

当时，受降堂旁还立有一块汉白玉制成的受降纪念碑。吕学赶说，这块纪念碑曾遗失，受降堂牌匾被摘、场馆封存，也使得后来的人们一度并不清楚这所房子背后的历史价值，被挪作饭馆、歌厅等他用。直到1998年5月21日，中山公园的两位职工在修整公园时，于张公亭旁挖出了倒落尘封的受降纪念碑，经考，终于重识受降堂。

2000年，武汉市文物部门按原貌修复受降堂。200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也是侵华日军在武汉投降56周年纪念日，受降堂内布置《抗战史料陈列展览》，正式向游人开放。而这次面世的《抗日战争胜利第六战区受降史迹展》，是在以往展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系统、专业的梳理。受降堂是中国战区所属的16个受降区中，目前尚存不多的受降旧址之一，并且是其中唯一全部建筑空间用作当时受降活动陈列的旧址。

受降堂旁的竹林里，如今也有一块高大的受降纪念碑，这是后来仿制，其上“受降纪念碑”五个大字，从孙蔚如上将的过往手稿中逐一摘录而来。而那块汉白玉材质的原始纪念碑，也在这次升级后重新立了起来，位于受降堂内的展览尾声板块。白玉材质已难辨，老旧的碑身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孙蔚如亲自题写的碑文斑驳可见，上书：

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