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改变了什么 秦制两千年盐铁会议

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临终前，遗命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同时托命五大臣共同辅政，其中主事的大将军霍光、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据内廷与外朝，呈对峙之势。霍光为了打倒长期执掌财经大权的桑弘羊，就从他赖以起家的经济改革开刀，力促召开“盐铁会议”，希望借此为反对桑弘羊制造社会民意舆论。

盐铁会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不满桑弘羊经济路线已久的六十余名底层知识分子（即贤良文学)。

汉帝国官方从未就盐铁会议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述非常简单，不足百字，仅扼要地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回应，官营产业乃国家大业，不可废除。

盐铁会议的具体内容能够流传至今，得益于一位叫作桓宽的儒家学者。辩论发生后约三十年，桓宽搜集了当时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存于民间的记录，编成《盐铁论》一书，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况。

盐铁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不断地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将批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等政策，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工商业。

桑弘羊等官员则不断强调，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武帝时代的辉煌。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武帝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羊拒不承认铁器官营对民生有害，还说该政策有助于增长百姓对耕作的信心。

贤良文学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官府铸造的铁农具都是些大家伙，官吏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完全不考虑农民使用是否便利。农民拿着官府铸造的钝刀，草都割不断。

贤良文学还说：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铁器又便宜又好用。现在官府铸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质量不好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

农忙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方便农夫购买，使他们不耽误农时。既收钱，也可以用粮食换。

如今呢？盐铁官营了，价格统一了，只收钱了，也变贵了。官府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数是残次品，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农民牺牲农时，大老远跑进城来，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只得一趟两趟地跑。于是，穷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时代。

粮食减产了，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百姓就只好吃淡食。

以前私营时，农民不必离开耕地，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如今铁器官营，但官营铁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没有生产积极性，常常完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农民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卖不出去，官员又会强制摊派，将它们卖给百姓。

再比如，桑弘羊在汉武帝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的均输法。按官方定义，均输法即均输官在甲地以低价买进某种特产，再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赚取差价。

桑弘羊坚称，自己搞均输是一件“平万物而便百姓”、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贤良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上高价购买均输官要的东西。

最近我们听说，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布絮，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用欺诈手段强行低价收购，农民重复纳税，根本看不到均输的意义何在。官府滥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强行用低价收购，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换言之，所谓均输法不过是朝廷用权力在经济领域进行全方位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牟取暴利，造成民营经济彻底萎缩、集体退场。

贤良文学们用事实说话，桑弘羊们辩不过就对贤良文学进行恐吓和人身攻击，严厉警告贤良文学，诽谤朝廷和皇帝，最后恐将命丧黄泉。贤良文学回答说：堵塞百姓上升的渠道，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每日阿谀奉承，听不到批评之词，这是秦灭亡的原因，如今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实在是太可悲了！

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他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均输政策，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批评，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所以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参与论辩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也几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桓宽在编纂《盐铁论》时，只寻到了有名或姓的四位，他们是：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