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得到宋神宗支持）

导语：北宋中期之后，特别是在范仲淹变法扩充官吏数量之后，北宋初期为巩固皇权的三冗政策已经渐渐的不适应北宋中期社会发展需要，同时，此时频繁的对外战争，如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费所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大提升，"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加之前期给予官员个人及家庭的各类优待政策，使得国库入不敷出，人民生活压力更为沉重，社会现状亟待变革。与此同时，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使得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看到了通过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充实国家财富的方式，在此思想指引下，王安石等人开始了为巩固封建统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诸多百姓利益的改革，神宗去世后，王安石闲居江宁，变法亦遭废止，他的变法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有待品评的话题。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最初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富国强兵，但是其中所施行的部分措施，却又因为过分伤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又未获得中下层民众的充分支持，最终却成为了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构想，王安石在神宗刚刚继位时向神宗朝贺的奏章中写到："当今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始。"，其意图是突破原有的通过国营政策以增加国家财富的方式，转而通过自国家手中现有财富的流动，借助本已发达的商品经济，从而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实力均较为强大的中产市民阶层，并通过自己主导下来自于中央的政策支持博取原本就较为倾向于自己的这一阶层的支持，达到对抗原有既得利益集团从而解决改革阻力推动整个国家转型的目的。

可惜，理想往往丰满，现实通常骨感。

青苗法是指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各路，府，当三月至五月由于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伏旱天气影响导致农业生产青黄不接的时候，出面向之前必须向地主借贷高利贷以维持农业基本稳定的农民们借款、借粮，每半年取利息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伴随着夏秋两季的农业税上交。单就税率上看，这的确比地主们放贷给农民的每年翻倍的贷款利率好了很多。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制度在增加了国家财富的同时又很好的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的手段限制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无法进行过多的剥削，从而限制了其经济实力的继续膨胀，缓解了随社会生产力水平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但是在这一政策自上而下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简单的的将青苗法是否得以推行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改革决心从而彰显政绩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从而导致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谋求晋升空间而盲目推崇青苗法，采用"散摽""抑配"的办法，带有强制性，间接的使得没有这一借贷需求的农户也必须向官府支付利息，从而成为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反而加重了原有的不需要借贷农户的负担。

再者，由于原本无需借贷农户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借助这一部分优势，他们可掌控作为农民群体中较大一部分话语权。因此，这一改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贫穷的农民利益，但是由于农民中中高等收入群体的利益未能够得到保障，从而使得这一次农业改革的成果因农民群体中受益者话语权的缺失以及地主阶级利益的受损，反而使得在社会整体利益格局中的力量对付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反倒增加了改革的阻力。这实际上是由时代局限导致的，因为在专制王权下无疑是不可能允许私人金融自由发展的。

青苗法的考核促成了民向官的强制借贷

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市无定价，富商大贾从中操纵获利的状况，在京师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但是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却又演变成为了前代所运用过的国家专营制度，可以说，由政府对于重要物资的垄断性经营是我国封建时代增加财政税收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样一种做法虽然可以增加国家财富，但是弊病实在太多，经手管理的官吏无不中饱私囊,官营的实质结果，就是在垄断市场的前提下造成盐铁的质量粗恶不堪的同时，还限制了自由选择的余地。因而受益者单只就剩国家一席，反对改革者却包含了商品经济经营者，地主阶级，手工业生产者之数众，加之前期朝廷官员的阻挠，改革的阻力可谓是极大。

王安石和苏轼就市易法展开争论

由朝廷下令清量全国的土地面积，逐顷核实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并且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这更是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基，长期以来，历代无论是怎样的缓解贫富差距过大的措施总是能够被地主以种种手段转嫁至农民身上，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转移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这一措施毫无疑问的深刻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未曾有相应选人用人措施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朝廷之内的众多官员实质上视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并且是杰出代表以及国家利益和官员个人利益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是几乎背离的这一现实状况。

王安石变法触痛了朝中利益集团

王安石变法中最为关键的破局点之一就是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而在农业社会社会财富基本既定，无论改革者的最初出发点如何，最终结果都只能是"与民争利"。而许多"理财"措施只能交由民间机构，若交给政府，必然会导致垄断和腐败。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阻抑了兼并，但是所阻抑兼并的手段简单而直接——由政府兼并而代替原有的地主兼并，在政府的一的同时，并未使得市民阶层和普通社会民众在变法中获得垄断阴影下的解脱，因而改革之后继力远远不足，并且通过以政府兼并来代替地主的兼并，其结果无疑是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的萌芽历程。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希望通过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一次重要改革，虽因为改革的最终失败而不被后世所重视，但是这无法磨灭王安石变法在我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上由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巨大贡献。而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地主阶级始终处于整个社会的统治地位，任何形式之下的变法实质上上就是以极少数人的势力对抗极大多数，即使改革的措施仅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剥削，但是也不能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主阶级所容。因此封建社会的改革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庆历新政，王莽改制种种几乎均无成功先例。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的："封建制度顽固性之强，除非灭绝，极难改革。"

宦海潮起又潮

落仕途沉浮

又几经波折

再遇困惑

靡靡之音回荡

往昔光荣不在

前途又在何方

寸分不向霸王让

改革的大旗高举

风雨飘摇中又前进

临危中受命

逆流前进

资本主义却太遥远了

百年大业何日及

参考文献

《国史概要》

《宋史》

易中天 《王安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