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寄此生丹灶中（欲逐荒墟寻夙迹）

作者：俞美娜

原昭庆寺大雄宝殿

杭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在漫长的岁月里，究竟有过多少寺院，却是无从算起。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曾言道，西湖的寺院有两千余所。虽不知这数字是如何得来，但以大师的严谨，总是有些凭据的。时至今日，大部分的寂灭道场在人世变幻中拐入街坊里巷，遁入漠漠红尘，只留下地名供后人追溯。

然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哪怕隐于不言，细入无间，总归是会留下痕迹的。1994年8月，考古人员在今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原昭庆寺内的一口古井中清理出了23件器物。这些器物年代从明代至清早期不等，以铜器为主，也有少量锡器，大多是寺庙法器，有些器型较大，如簋式炉、铜熏炉、鼎式铜炉、花觚等；另一些则是诵经用的，如磬、铃、钹等。这些法器，如今陈列在杭州博物馆的展柜里。它们，铺成长长的一排，像一个路标，指引我们走向历史的深处……

寻踪

昭庆寺最初的名字叫菩提院，清代吴树虚纂修的《大昭庆律寺志》中记载，菩提院初建于“石晋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由吴越王钱元瓘兴建的；北宋乾德二年（964），由律宗永智律师重修；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赐额“大昭庆律寺”。而南宋《咸淳临安志》却记载：昭庆寺“宋乾德五年钱氏建”。由于记载昭庆寺历史掌故的《昭庆伽蓝记》《昭庆记事》《喜日宗谱》等资料的佚失，使得昭庆寺的“出生日期”变得扑朔迷离，但目前大部分资料都采用了《大昭庆律寺志》中的记载。之所以寺名中有一个“大”字，是由于当时在西湖南岸还有一座昭庆院，故而特“加‘大’字以标胜也”。因此，西湖南岸的昭庆院被称为南山昭庆寺或南昭庆，而大昭庆律寺则被称为西湖昭庆寺或简称为昭庆寺。

《大昭庆律寺志》中有对昭庆寺规模的记载：“寺址东界武陵郡城，南界钱塘湖岸，西界石函桥放生碑石，北界庆忌山塔。”由此，昭庆寺范围有了大致的轮廓：寺的东面以古新河为界，元末张士诚扩建杭州城垣，西面以此河为护城河，亦名“西城河”。昭庆寺的西面原以石函桥为界，“石函”亦作“石涵”，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石函桥，唐刺史李泌建。”位于今望湖楼东、保俶路口。昭庆寺北界的庆忌山塔在今浙江省政府大院内的弥陀山上。昭庆寺的南面，就是以西湖为界了。

昭庆律寺图（载于清《大昭庆律寺志》）

当年，香客走水路从西湖登岸，沿着石板路穿过山门，便来到天王殿前的万善桥。西湖水流经涵胜桥和万善桥后，注入青莲池……想来，当年此处应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的佛门圣地。

盛况

昭庆寺虽屡次重建，但建筑结构始终为中轴式，各主要殿堂在一条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戒坛等，再加上周围众多辅助建筑。今青少年活动中心门口的少年宫广场正南临西湖处，即现在的湖边人行道上，曾是昭庆寺的山门。一座石牌坊，三门并立，中间是大门，表示“空”，两旁各有一小门，表示“无相”“无愿”。进了山门是万善桥，过了万善桥就是天王殿。殿内供奉弥勒佛，两侧有四大天王护卫，弥勒佛背面是护法神韦陀。民国初年有个名叫费佩德的美国传教士，曾拍摄过昭庆寺的一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昭庆寺的珍贵影像，虽然看不出寺庙的全景，但从他拍的一些细节中，如大殿正面曾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左右分别是他的弟子迦叶和阿难；背面供奉的是“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的香炉几乎与正殿一层同等高度，由紫檀木精心雕刻而成的木鱼，以及设在紫檀木架子上的一口大铜磬，磬体的雕纹细致精腻，可以窥见昭庆寺的规格高过杭州众多寺庙。

昭庆寺旧址出土文物（左为人形烛台，右为人形花觚）

那么“昭庆律寺”中“律”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佛教有规范僧众行为的“戒律”。佛教里的“律宗”，就是以研究和修持戒律为主的宗派。传说佛将入灭时，弟子阿难问：“佛入灭后，以谁为师？”佛答：“以戒为师。”可见戒律的重要。因此昭庆寺中最核心的建筑是万寿戒坛。所谓“戒坛”，就是宣讲戒律、起誓遵照执行的仪式之所。昭庆寺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始立戒坛。明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宣谕重建戒坛，以后朝廷又多次钦定修建，戒坛的规格也得以不断提高。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徐渭替胡宗宪起草的《昭庆寺碑》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昭庆之戒坛名天下。戒之日，两京诸省之僧尼、道士，若居士、若四裔之在海内外奉朝贡，其民有信慕可以梯航者，无不毕集。既受戒，固亦多持守以终其身。如是者，盖百几十年于兹矣。”到了明末清初，杭州昭庆寺万寿戒坛、泉州开元寺甘露戒坛和北京戒台寺戒坛，已是全国最负盛名的三大戒坛。清代《大昭庆律寺志》中记载：“得南山宗（律宗）之髓者，唯昭庆允堪律师，固知传天下律宗，推昭庆律师为上矣。”可见杭州昭庆寺在佛教律宗中的地位与威望。

那么昭庆寺戒坛究竟是怎样的呢？王建光的《杭州大昭庆寺的律师和律学》里写道：“宋至明几百年间，本寺每年三月三日放戒。每年放戒之日，海内缁素云集此寺，推其长老能通五宗典籍者登坛说法，坛上设法座，宣讲具戒，其徒跪而听之，此事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是‘年年湖上戒坛开’，而‘民间好善者，亦皆皈依听说佛法’……到了清代，由于康熙皇帝的生日是三月十八日，所以改定于每年三月十八日放戒。”清代陆次云的《湖壖杂记》中云：“昭庆寺大雄殿后有戒坛，规模宏大，不染纤埃。灾后青草茸生，野牧纵横，牛羊不敢上。寺僧修筑坛基，发土得碑，题曰‘燃灯古佛诞生处’”更为戒坛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大昭庆律寺志》中记载昭庆寺戒坛：“后殿五间，高六丈六尺六寸。中筑万寿戒坛，坛奉卢舍那佛。（乾隆皇帝）御书‘深入定慧’匾额。后壁画《大士过海像》，董旭、顾升合笔。石碣刻‘古燃灯佛降生之地’八字。”民国14年（1925），美国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BenjaminMarch）来杭州度蜜月时，与妻子在去孤山游玩的路上顺便到了昭庆寺，他在日记中描述戒坛：“这是一座石台，约九米见方、一米多高，顶部围着云纹石栏，石台外壁每一侧各有五组浮雕，深嵌于石壁中。屋顶很高，鸽子们在椽子上和大灯笼中筑了窝。”民国时期，美国驻杭州领事馆副领事云飞得在《天堂城市——杭州》一书中对于昭庆寺受戒情况有具体描述：“昭庆律寺，每年有众多僧侣获得他们的戒帖或是证书。这个证书对于它的持有者来说有着很大的实际价值，因为无论走到哪里，戒帖均是一种介绍信和通行证……每年农历三月，在昭庆律寺会召开戒会，受戒仪式结束之后便颁发戒帖。整个过程包括立誓、受训、颁帖这三个步骤……然后受戒者跪着，由寺中方丈在其削光的头顶上烫出几个香疤，每一个代表所立的一个誓……”

来源：《杭州月志》总第51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