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老农骑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古代情景演义

“万恶淫为首”，古代对性犯罪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尤其是女性。清代小说《狄公案》描述，受刑女子毕周氏被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户……这就是所谓的“骑木驴”。

当代仿制的木驴

古代小说及现代影视中，多有这样的一些情景，但这些都是形象思维下的艺术创作。同是古代文人记述，宋陆游《南唐书·胡则传》曰：“即舁置木驴上，将磔之，俄死，腰斩其尸以狥。”元代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押赴市曹，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陆游、关汉卿诸人的记述，与那些纯戏剧化的描写有着很大的不同：木驴作为一种“刑具”，古代官方刑罚中是没有的，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刑具在某种场合出现。作为严谨的文人，不会为吸引眼球而胡编一气。

平瑶古城监狱

木驴最是作为一种军用器械而出现的，《梁书·侯景传》：“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飞石掷之，所值皆破碎。”《旧唐书·忠义传下·薛愿》：“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民间使用的木驴，通常只是一种运载工具。袁枚《子不语》载：“婺源江秀才号慎修，名永，能制奇器。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骑一木驴，不食不鸣，人以为妖。”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江慎修先生制木牛耕田，以木驴代步。”这些木驴，有的制作简单，有的制作复杂，跟“独轮车”之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清代独轮车

古代的刑罚同样是“法定”的，朝廷颁行之外的刑罚，便是滥刑，是一种非法行为。木驴由器具而成为刑具，最早当出现在宋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监察御史安鼎言：‘臣伏睹敕命节文，赵仁恕特不重勘，除名勒停者。窃以仁恕创造狱具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铁里长枷，及暗添杖数决人，殺伤人命不少，又自盗官钱等罪，虽投窜遐荒，未足塞其责。”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木驴由器具而成为刑具，是由发明者赵仁恕“创造”的，赵仁恕也因此受到弹劾。这里同样可以看出，以木驴为刑具，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如果司空见惯，赵仁恕也就不会因此而引人注目。

平遥县狱中的木驴

“赵仁恕案”是宋代的大案，其父亲赵彦若是宋哲宗朝的翰林学士兼侍读，且为赵宋王朝的宗室，又是宰相刘挚的姻亲。元祐五年（1090年），赵仁恕任阳翟知县，他私自制造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铁裹长枷等非法刑具，滥用私刑，迫害人犯。平民巩辛因遭受刑讯逼供，“脊骨曲跌，脚纽筋急，永为残疾。”赵仁恕十分变态，每决遣罪人，即用瓦片擦犯人创口，看着犯人流血不止心中大快。赵仁恕如此劣迹斑斑，最终因“酷虐赃污”遭到弹劾。被弹劾的赵仁恕背景太硬，很难受到追究，直到从官员群起而攻之，赵仁恕才被流放，其父赵彦若被降职，宰相刘挚更被降为郓州知州。

明清时期，对奸淫罪的处罚同样很严厉。“刑罚”规定男女“和奸”，亲夫可将奸夫、淫妇当场处死，但这仅限于“作案现场”。这种特殊情形下，亲夫不可能造出木驴对女方羞辱。如果事后交由官办，官方的处罚则大为减轻。明清时期同样允许一定程度的“私刑”存在，地方宗族在处理“奸淫”案时，也不太可能造出精巧的“木驴”。

就史实而言，官方对“木驴”的使用，一直局限在行刑时的“辅助工具”上。宋代的赵仁恕“创造”了刑具“木驴”，但使用“木驴”作为“辅助工具”并非从赵仁恕开始。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北宋，江州指挥使胡则不肯随主子投降，胡则被俘后被栓在木驴上，“将磔之，俄死，腰斩其尸以徇。”

正规史料上记载的第一个死在木驴上的人，即是这个胡则，因为胡则要被处以“磔刑”。“磔刑”，俗称“千刀万剐”，行刑时间长，人犯异常痛苦，必须事先绑严实。但绑在木驴上与绑在木柱上，意义是一样的。

清代押解人犯前往刑场途中

宋《三朝北盟会编》载：密州知州赵野弃城而逃，杜彦将其抓获，“彦令取木驴来，钉其（赵野）手足，野大惊，乃呼，众已撮野跨木驴，钉其手足矣。”襄阳节度使桑仲谋反，围攻汝州并将知州王俊钉在木驴之上游街示众，然后凌迟处死。遭受“磔刑”者，一般行刑前都要将其绑或钉在木驴上。

从史实看，“骑木驴”最多的显然是男人，而不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