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要努力育新机开新局（行百里者半九十）

作者：黄平我今天带来三组问题和大家一起切磋，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中欧关系要努力育新机开新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中欧关系要努力育新机开新局

作者：黄平

我今天带来三组问题和大家一起切磋。

“欧洲一体化”往前，还是放缓？

“欧洲”的五个层面：重叠、累加、多重意义？

在我看来，“欧洲”有好几个层面。

第一是历史的欧洲。欧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经很辉煌，甚至也是今天中国还正在努力奋斗着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模板。第二是地理的欧洲，或空间的欧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历史上曾连着俄罗斯。第三是正在一体化中的欧盟，即现在英国要脱离的那个“欧洲”。第四是与欧盟有交叉关系的欧元区的“欧洲”。第五是有交叉的申根国家。

所以，“欧洲”是一个重叠累加和多重意义的欧洲，非固定不变，非当初供我们赶超、学习，将之当作“老师”的那个欧洲。

“一体化”：制度、规则、法律的一致？

欧盟最重要的事是“一体化”，从酝酿至今走过六十余年。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如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逆一体化”，即英国将要退欧，在3月29日就会发生。何谓“一体化”？欧盟只有15国时，欧盟主席普罗迪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请教他：您脑袋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难题是什么？他说：我最头痛且还远远看不到头的事，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已解决的“书同文、车同轨”，即制度的一体化。又过几年，欧盟已由15国扩展为25国，欧盟主席巴罗佐来演讲。我提问：“究竟您理解的一体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我怎么理解。我说，欧洲是世界上第一轮孕育出形成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区，它也是第一个试图让渡部分主权、形成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联合体，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规则、法律层面的一体化，即，在预算、财政、货币、金融等领域的统一标准，而不是数量上的扩张。

“尚未完成的工程”还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隐含意思是它能完成。欧洲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开始有这套现代性制度，包括财政、审计、税收、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汤姆·克鲁斯演的系列电影名字，英国脱欧只是现象，是否意味着“一体化”该放慢还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处？周总理回答基辛格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曾说“法国革命到现在不到两百年，要回答它还为时太早。”今天，这句话在法国思想界、理论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言。“才200年”，还不好评价，何况才60年呢？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往前呢，还是放缓？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一个真问题。

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大多属于“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欧洲的挑战？经验、制度、认知层面的解读

欧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战？首先，从经验层面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此前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或者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恐怖袭击等等。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带着四大伙伴关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包括新型城镇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方案，去布鲁塞尔或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中欧领导人峰会。可对方的兴趣常常就在当年的焦点事务和危机上。

其次，是不是制度层面也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经济一体化要有统一的财政是最起码的，设计层面是否需要检讨，或可以改进？

再次，在认知层面上，最近，在重大的国际场合，美国政府居然把欧盟列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欧洲是出思想和理念、主义的地方，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科学相随而行，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今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不确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态，如果是这样，我们对危机、风险、挑战、“黑天鹅”是否该见怪不怪？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何产生？

这些挑战是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经默顿发展，再被吉登斯用作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关心的是战略意图、能力／实力和权力比对，社会科学其实对意图不那么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意图而且时刻都在变，最重要是每个个人的意图，也与其他人的意图不断互动着，更与其所处的语境、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互动着，结果就会出现“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最深刻的原因在于每个人的理解（甚至也无所谓理解正确／准确与否）就会影响社会中之一员的行为，最后一定是综合的，就是恩格斯讲过的无数“合力的结果”。

卡梅伦并不真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就被党内老臣质疑导致下台。

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不确定的是否反而更有希望？

今天，我们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沃伦斯坦所说的“18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或者，吉登斯所说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其实，真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那套知识体系走向终结了，从二十世纪前七十年代开始，就进入利奥塔所写的《后现代条件的状况》，进入了不确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时期。

1945年二战结束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了。战后也确实换来了七十多年的和平，社会发展了、繁荣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在解决之中，尽管也有老龄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冷战后,美国有“一超独霸”的短暂幻觉，也遇到过“9·11”等小挑战。

但现在，不但非洲的贫困／发展问题没解决，中东也越来越乱，还有各种地区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疾病传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他们不需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和国家，就能通过包括微型极端行为造成大的后果，比如最新的“黄马甲”运动蔓延不息。这样的挑战是当前对全人类最普遍的挑战，也是几百年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变动时期才有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

不确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世界秩序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不仅有挑战，也有危机、有陷阱、有难题。

在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为参与者逐渐壮大，甚至也开始参与规则制定，权重越来越高，这也是百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化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包括了斗争，不仅是辩论要不要抛弃零和游戏，不仅在谈判中坚持互利合作而不是冷战思维，这是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新时代。

中欧关系的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里最重要和确定性的关系之一。一方面，彼此有巨大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个案、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借鉴。中欧关系更大的确定性在于中国本身的方向、目标、任务、路线图和背后的指导思想，而欧洲的一体化也还是基本确定的。

下一步，中欧之间少不了沟通、切磋。新时代的中国如何与新问题不断的欧洲相处？如果欧盟是继续朝着繁荣稳定、和平的一体化方向走，中国都将是与它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区大国，而欧盟也继续将是西方的最大区域联合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和平力量。如果这个是确定的，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就不仅能维护，还能推进。

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但目前确实也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先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自贸协议，再和日本、韩国，下一步和欧盟。欧洲和特朗普老说不能只是自由贸易，还要搞所谓的公平贸易。

其次，欧盟对于原来的平等伙伴关系，变成要建立“对等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欧洲已处在高现代性甚至后现代化的阶段，怎么完全对等呢？这就是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背后支撑的是规则和欧美在基本制度和价值方面的一致性。

第三，欧洲最近提出“多速欧洲”。欧盟2016年发布《欧盟安全战略》，其中包括共同的防务、共同的外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欧盟内部各国也有分歧、矛盾，小布什时期明确说更愿意和“新欧洲”玩，不愿意跟“老欧洲”玩。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上和我们合作较多，他们有大量的经济、投资、贸易需求，但安全上，在苏联解体后纷纷倒向西方，又处在俄国所谓的威胁阴影中，而美国走向“新孤立主义”，连北约国家的安全保障费都不愿继续承担。所以，一体化不止来自外部挑战，也来自内部分化，“多速欧洲”的提出是想在内部有所区别。

同时，客观上中国越来越强，一些欧洲国家的所谓猜忌、疑虑也在增加。“我们承认一个中国，但我们也是一个欧洲”，“一带一路”和“16 1”是不是在分化欧盟？从学者智库到政要，都有这种说法。我们邀请他们参与“一带一路”或做“16 1”观察员，逐步化解这种疑虑。以“匈塞铁路”的合作为例，匈牙利是欧盟国家，欧盟担心有猫腻，检测发现完全符合欧盟规则，后又说中匈塞三国要面向全世界招标。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化解。

总之，中欧关系，用中国的“行百里半九十”来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里才走了一半，那最后十里愈发艰难，因此愈发要走好、走稳、走顺。（黄平）

嘉宾对话

富有谋略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陈志敏：2003年欧盟发布的《欧洲安全战略》文件上提到：“欧洲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繁荣、安全和自由”，而2016年发表的《欧盟全球战略》文件则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生存性危机的时代”。13年后，欧洲出现了种种的危机和挑战。

我倾向于使用“非预想的结果”这个概念。有三个层次，第一，确实是“非预见的结果”，表明出现了意外结果，是政策制定者缺乏预见能力。

第二，假的“非预想的结果”，许是决策者的有意为之。比如，欧元诞生时，当时的核心决策者认为，要建立一个支撑欧元的财政联盟在政治上还不可行。因此，先做一个共同的货币联盟，如果未来因为没有共同财政支撑而产生危机，那唯一的选择就可能走向共同财政。所以，它是通过B再走到A的解决方案。

第三，“非预想的结果”也可以是正面的。没有英国，欧盟可以轻松向前。

从目前情况来看，是负面的“非预想的结果”。

黄平：我同意欧盟确实挺有战略眼光，会有N个方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希腊债务刚刚冒出时，假如欧盟和其主要大国德国出手，也许早就控制住了。难民问题上，默克尔出手又太急了。

必有一失的原因之一，社会学学者发现，在英国赞成脱欧的人，和在美国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人，他们的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居住地点、受教育程度等都非常相似。对普通人来说，他们用各自的理解来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另外原因是欧盟内部严重的官僚主义。欧盟预算很少，内部还有各种扯皮，当然每个官员也得代表各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国家利益之争。

你怎么看欧盟近年的战略？

欧盟误判源于过于自信，是否要适应世界？

陈志敏：欧盟在2016年《全球战略报告》起草时请了一百个专家，五十个来自欧盟内部，五十个来自欧盟外部。请我也提了意见。我提出，欧盟过去犯了较多决策错误，源于主要成员国发生了严重的判断力问题。

第一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欧洲人思考问题都从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信仰出发。比如，欧洲出现任何问题都是因为“一体化”不够，或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利比亚即一例。第二是脱离控制的政治权谋。卡梅伦本不愿脱离欧盟，发动公投，一则想让在保守党在工党和独立党博弈中获最大权重，二则可加强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地位。这是一个如意政治算盘，但发生了“很小的多数”。从现在的脱欧方案来盘点成本收益，并无太多好处。通过此事，欧盟告诉所有成员国，分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很多欧洲人不会这么反省。比如说难民问题，他们会说是美国把阿富汗、伊拉克搞乱延伸出来的；经济方面，会说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他们也找外面的替罪羊。我曾建议，应好好自我反省，如错就应改正。

欧盟太过自信了，想靠规则、规范、标准来塑造世界，现在发现世界发展不是朝着主权国家的方向发展，是要继续改变世界还是适应其他国家的世界，这是摆在欧洲面前很大的挑战。

“黄马甲”运动也是碎片化问题的新标志

陈志敏：您深谙社会学，马克龙展开两个月的全国大讨论，对消解“黄马甲运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黄平：全民大讨论，是马克龙的一个“奇招”，从他政治抱负而言一点也不奇怪。英国脱欧后，法国将成为欧盟内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又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起码将成为和德国一样最重要的欧盟国家。如果因为“黄马甲运动”的内部社会动荡，最后导致无法在欧盟发挥顶梁柱作用，马克龙作为政治家将无法承担。

从1945年到1965年，欧洲用英国凯恩斯主义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来实现持续增长，缓解贫富差别，迎来了一反十年一周期的“战后黄金时代”，但没有考虑到老龄化。欧洲通过累进税、遗产税等政府收税，用二次分配的办法给老人、穷人、病人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但老人年龄按数学级数增长，政府的财政支撑、医疗成本却是几何级数增长，这个因素导致福利国家出现巨大问题，称作“福利社会危机”。

而现在“黄马甲运动”恰恰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利益多样化、诉求碎片化，加上瞬间扩散的高度信息化的合力产生的。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个领域的突破可以完全改变原来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和理性设计。所以，“黄马甲”可能是新时代社会问题的又一个新标志。马克龙号召全民大辩论，第一场七个多小时，市长都参与讨论，提的基本上都是“黄马甲们”关心的国内问题。大辩论可能会缓解“黄马甲运动”，但未必能解决运动针对的各种问题，不过讨论比不讨论要好。

马克龙如无法平衡各派，将危及法国和欧盟前景

陈志敏：马克龙要加燃油税，因为他觉得欧盟应该在世界气候变化当中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态度，法国必须像世界领导一样，带头节省能源来达标。

但燃油税解决了，还有所得税问题。新的平衡能否做到？要取消80%的富人税，也要做环保，还要做社会公平，每做一样政策，可能就疏离一部分的社会阶层，这些人联合起来，就会挑战现有政权和政策。现在通过一些更公平的对话在内部形成共识，把抗议慢慢淡化，然后继续推进改革。能否通过辩论平息“黄马甲运动”，不仅关乎法国也关乎欧盟的前景。

从局外看欧盟走向，外交政策很难统一，财政政策也一样。目前整个的欧盟预算只占到所有欧盟国家GDP的1%，而欧洲国家的政府预算一般相当于GDP的40%左右，从1到40%，如何跨越？接着是认同的问题。要放弃本国的认同，而转化为对欧盟的认同，这肯定是“未完成的工程”。

但即便这样，欧盟并没有崩溃。在对待英国态度上反而都挺团结，欧盟经济最近增长率略有下降，但尚稳定；难民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意大利的极左极右联合政府和欧盟在预算赤字上曾有很大的争议，最后也找到解决之道。这是欧盟确定性的地方。

1月20日，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做客“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四讲，主讲《中欧互通：互动中的伙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担任对话嘉宾，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点评。

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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