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丧子（吐出最后两个字）

1976年10月，郭沫若迎来了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春天”。

他的夫人于立群说：“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了创作的热情，又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他的生命就是写作，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那段时间，郭沫若带着重病伏案疾书，于立群劝他多休息多散步，他总是摇头回绝：“时间很重要，时间特别重要！”

图｜晚年郭沫若

12月，郭沫若见到了著名的国画大师程十发创作的《桔颂图》，甚为喜爱，吟出了一首四言诗。可惜当时的郭老重病缠身，连笔都拿不动了，他让于立群代为题写。

1978年4月，郭老的病情急剧恶化，肺炎反复发作。他时常在昏迷之中说胡话：“你们要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

他似乎已经知晓自己时日无多，把妻子和儿女们都喊到了病榻之前，让他们一定要记下自己的话：“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选择以大寨作为自己的归宿，而不是家乡四川乐山，让人感到意外，可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

图｜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在杭州观看傅抱石作画

这位已经73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天亲自前往大寨参观。

此时的大寨没有茁壮成长的庄稼和葱葱郁郁的树林，郭沫若看到的是经过大寨人12年辛勤耕耘创造出来的人造小平原，郭沫若无比震撼和感动。

一辈子很少和农民兄弟接触的郭沫若彻底为他们所折服，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不仅如此，在郭沫若回去之后，但凡好友向他求字，他都爱写这首诗赠送。

对大寨的深情，时时刻刻都在郭沫若的心中，特别是在儿子郭世英自尽之后。

郭世英曾痴迷哲学，后来迷上了泥土，迷上了种植棉花，曾经想要从北大退学，到农大念书，发誓要回到农场继续种植。

而最终，他选择了从三楼的一个房间扑向了纯净的土地。

郭世英去世后，郭沫若一直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面，默默抄录着儿子留下来的日记本，工工整整抄了8大本，以此寄托自己对儿子的深切哀思，整个人越见衰老。

在这一段痛苦的日子里，郭沫若给郭世英的好友、同窗周国平写了一封信，他说在整理儿子的日记之时，看到儿子在日记本的最后写了两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开始深深后悔，让已经对农业产生兴趣、对乡村生活产生依赖的儿子回家，这是一件多么错误的事情。

图｜郭世英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郭沫若回首曾经，勇气和懦弱，坦率和遮掩，前进和徘徊，光辉和阴暗……他为此骄傲，又为此愧疚。

藏在内心深处的大寨情节被唤醒，他想要回到大寨，回归大寨人的“愚公精神”，回归这片精神土壤。

1978年初，邓小平同志来看望郭沫若，邀请他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坐在床边，紧紧握着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对他说：“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就要来了，好好静养。”

郭沫若为邓小平的勇气和魄力所折服，为大会的闭幕式写下了《科学的春天》演讲稿。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坐着轮椅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他看着会场之上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把自己数十年革命所悟告诉了他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

因为病情实在太过严重，他没有参加大会的闭幕式，只能做了书面发言。

从1978年5月开始，郭沫若的病情日趋加重，为了保证他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北京医院在他住的新楼病房101号挂上了“禁止会客”的牌子。

图｜郭沫若、于立群全家福

从此，除非有非常要紧的事件，所有来探访的人都会被医生劝回去。

当时正在筹备中国文联扩大会议，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京，都想看一看郭老。打电话的、写信的、托人带口信的让医院应接不暇，但大家为了郭老能够好好休息，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郭沫若听闻这么多朋友都在关心他，他很感动也很高兴，他总是笑着说：“大家都很忙，不用来看我了，告诉大家我不要紧，请他们不必为我担心。”

文联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大家听了郭沫若的书面发言，很多人都留下了眼泪。

好多文艺界的朋友们，郭沫若已经十几年没有与他们相见了，他是多么想见一见老朋友们啊。

他在病床上，似乎在自言自语着：“这一次恐怕是见不成了，我想总是‘后会有期’吧。”

1978年6月初，郭沫若的病情有所缓解，每天早饭后，身边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介绍早上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内容。那时候正是越南政府驱赶华侨最猖狂的时候，郭沫若听后愤怒地说：“真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啊！”

6月3日一早，周扬和苏灵扬同志来到医院看望郭沫若。

周扬称赞郭沫若是新时代的“歌德”，是国宝。虚弱的郭沫若对他笑了笑，心情复杂。

他的晚年与歌德相比更加复杂，家事、国事全部纠结在一起，让这对疾病缠身的夫妇处于种种矛盾之中。

早在1945年之时，郭沫若就曾经与一名青年好友谈起过，他说自己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不仅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的才华和人格力量。

图｜郭沫若和他主编的《救亡日报》

毛泽东也非常尊重郭沫若。

当年前往重庆谈判之时，毛泽东在他的住所桂园接待各界人士。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自己的老怀表看了看时间，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块怀表已经很旧了，现在又是和国民党谈判的关键时刻，最近会出席很多社会活动。于是郭沫若立刻将自己的瑞士名表摘下来赠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非常珍视，他曾经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这块表的来历，嘱咐他们这块表千万不能丢，不要叫别人给拿走了。

后来这块表修了好几次，表带实在不好用了，也换上了新的，但毛泽东一直都带在身上，哪怕是人生最后重病在床。现在这块表还保存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之中。

郭沫若的才气和成果，毛泽东向来爱护，但也在对他的作品循循善诱。

比如，郭沫若在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了七律诗，其中一句“千刀万剐唐僧肉”，毛泽东和诗开导他“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这样的郭沫若，却被某些有心人说成是“投机分子”、“文丑”，将他与毛主席的深刻友谊解读成“顶礼膜拜”，甚至扬言要对郭沫若进行“道德拷问”。

试问当年在共产党陷入困境，毛泽东尚且没有多少权势的时候，是谁认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谁站在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毛泽东这边？

图｜毛泽东和郭沫若亲切交谈

如果郭沫若真的是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那么，中国革命前途渺茫，中国共产党举步维艰之时，他完全可以投靠蒋介石或者地方军阀。

如今，面对“新时代歌德”这样的夸赞，郭沫若只能无奈地笑着。他说：“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还要谦虚地说：我哪比得上歌德。”

这是郭沫若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谈话，距离他离开人世只有9天。

郭沫若人生的最后四年，吃药和治疗都没有停止过，他一直遵从医生的意见，积极配合着。

但有一段时间，打静脉针总是打不进血管，护士一次又一次尝试，急得满头大汗。郭沫若忍着疼痛，安慰护士们不要着急，慢慢来，有的时候他还会和大家开开玩笑，以缓解紧张的气氛。

郭沫若去世前四、五天，他突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不想治疗了，太累了，想要休息几天。

几位医生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告诉他无论是治疗还是药物都不能停下来。

图｜郭沫若和于立群

郭沫若难得显现出急躁不安，他坚持要休息几天，来了脾气。医生们几次劝说他都不同意，只得暂时离开病房，让他先想一想。

郭沫若的秘书王延芳在医生们走了之后静静地陪在他身边，见郭老的心情渐渐平复了，才小声劝说郭老继续治疗，并且耐心向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停止。

郭老安静地听着，突然紧紧握住王延芳的手：“我们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我听你的，好吧，治疗吧！”

王延芳听了郭沫若这句话，忍不住流下眼泪，为了不让郭老看见，只得将脸转到一侧。

郭沫若最担心的还是相濡以沫40载的妻子，他太清楚于立群的坚强和脆弱了。

解放后，于立群的身体曾一度非常糟糕，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得不和郭沫若及孩子们分开，住进了外地的医院静养。

图｜于立忱和于立群姐妹

1967年和1968年连续两个春天，郭沫若和于立群先后失去了两个儿子。

后来郭沫若病重，严重的时候突发高烧，神志不清，成了医院的常客。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精神衰弱症的于立群时时刻刻都在为郭沫若的健康担忧着，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郭沫若生怕妻子承受不了自己离开的打击，拉着她的手缓缓嘱咐她：“你不要悲观，你很泰然，我就放心了。遇事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

郭沫若在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于立群说：“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

说完，郭沫若进入了昏迷状态。过了一段时间，郭老清醒了一些，紧紧握住于立群的手，说：“时间是宝贵的。”于立群赶紧附和他：“时间是最宝贵的。”

郭老睁大了眼睛看着深爱的妻子，用力说道：“特别宝贵。”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依旧是世事洞明，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一生绝顶聪明，最痛快的不过是乱世之时以笔作剑，痛批蒋介石祸国殃民，怒骂日本人残忍无道；而最遗憾的，就是那句想说，却没有开口说出的话。

唯有与他相濡以沫40年的于立群，能够明白他的心思，明白他的遗憾。

6月12日上午，中央的同志们和不少郭老的战友、朋友都来医院看望他。

图｜郭沫若和子女们在一起

郭沫若已经没有力气和他们打招呼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昏迷之中。

中午，张光年来到他的床边，忍不住大哭着喊他：“郭老，我们来看您了！”

郭沫若听到了声响，吃力地睁开了眼，轻轻说了句：“谢谢。”

这是他留在世间最后一句话。

6月12日下午4点，86岁高龄的郭老在北京医院病逝，一代文坛巨星在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时期突然陨落了。

郭沫若病逝当天，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下午，乌兰夫和方毅前往郭沫若北京后海的家中慰问于立群，询问于立群对郭沫若治丧有无具体的要求。

于立群表示没有任何意见、任何要求，一切都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方毅怕她有什么顾虑，鼓励她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于立群低下头考虑了一阵子，才慢慢说：“只有一件事，郭老生前从来没有提过，那就是郭老党龄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以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以为郭老在这个时候才是共产党员。”

郭沫若当年去日本党中央决定的，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实际上，郭沫若的党籍一直保存着，在特殊的环境下作为特殊党员，郭沫若一直秘密支持着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当年，郭沫若是出于对党最高利益的考虑，才坚定地执行了党组织的决议。即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必须忍受着各种各样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猜测。

图｜郭沫若追悼会

于立群请求党组织一定要核实郭沫若的党龄问题，给予郭老一个公正的评断，不能否认了那三十年郭老对共产党的赤诚忠心。

乌兰夫和方毅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于立群的这一请求。邓小平当即指示：“一定要尽快把郭老的入党时间搞清楚，以对他作出较为公正的评断。”

邓颖超提出，在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了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郭沫若和邓颖超。如果那个时候郭沫若已经脱离了党籍，是没有资格介绍于立群入党的。邓颖超说的证据很快就在于立群的档案之中找到。

3天后，在中共中央为郭沫若举行的追悼大会之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对郭老的入党时间盖棺定论：1927年参加武昌起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说郭老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悼词对郭沫若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

6月下旬，按照郭沫若的遗愿，于立群将郭沫若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梯田之上。

大寨人在虎头山上为郭沫若立下了纪念碑，5年后，陈永贵病逝，他的墓地靠着郭沫若的纪念碑。

很多人来到大寨参观，很难理解为什么郭沫若选择葬在这里，甚至有人讽刺他临终还要拍个“马屁”，葬在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

唯有大寨人，一代一代视为平常，因为对他们而言，郭沫若和陈永贵一样，他们将大寨精神送到全国，都是大寨热爱和尊敬的人。相比于郭沫若身后的诸多批判甚至谣言，他们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一位关注中国农村，热爱中国农民的诗人。

图｜按照郭沫若的遗嘱，他的家人乘飞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虎头山上

6月29日，于立群写下了悼念文章《化悲痛为力量》，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详尽说明了郭沫若从北伐到抗战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坚持斗争的事实。

郭沫若去世之后，于立群开始着手整理郭沫若的遗稿。因为伤心过度，于立群身体一直不好，但她一刻都不想休息，将郭沫若1976年之后创作和发表的诗文编撰成《东风第一枝》。

8月21日，已经将生死看淡的于立群，几乎用了人生最后的一点热情，写下了这样一段序：

东风欣然有主，春色蕴意常存。

愿这集子成为一束迎东风而放的花枝，加入万紫千红的队伍，为神州的春天再增一分春色。

关于郭沫若的一切，于立群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她偶尔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曾经在他自己编写的话剧《屈原》之中扮演屈原，于立群扮演婵娟。

而事实上她和郭沫若从来没有上台，她心中很不安，马上提笔写下了一篇短文，说明当时的确有人曾经提议过，但他们并没有表演。

郭沫若家中，堆成小山一样的著作、书信和文稿，于立群几乎无从下手。面对这样一位研究领域甚为宽广，社交广泛，活动时间长久的学者，此时此刻于立群方才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太少，力不从心。

1978年10月下旬，《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于立群作为委员会的会员，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郭沫若全集》五个大字。

图｜郭沫若

于立群完成了郭沫若葬在大寨的遗愿，实现了他在生前最遗憾的一件事，将代表着他人生最后一段革命热情的诗作发表，也将整理郭老遗作、信件的重任交给了专业的人士。完成了这一切，她似乎已经没有了遗憾。

在5个月后，于立群终究因为承受不了抑郁症的折磨，在家中自杀，追随郭老而去。

1988年，郭老的女儿郭庶英按照于立群生前的嘱托，代表全家将郭沫若的手稿、书信等上万件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留在郭沫若故居之中保存。他的另一个女儿郭平英担任了郭沫若故居副馆长，主持着有关郭沫若资料文物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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