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人山水诗文中的奇趣（千古犹夸不召臣）

【文化渑池】千古犹夸不召臣

文章来源： V观渑池

千古犹夸不召臣

作者：吴天敏

不召寨，河南省渑池县坡头乡一个村落的名字，听起来似乎颇有来历。渑池古八景之一的“周党隐居”，也位于不召寨。历史遗留的线索在这里有了交叉，“不召寨”的来源，正是因为东汉一位叫周党的人拒绝召封入仕而得名，而“周党隐居”，指向的既是一个故事，也是一处居所。

一、 周党其人

一个秋日暖暖的午后，我驱车来到坡头乡不召寨。阳光普照，村民们或在田里忙碌，或在自家院子拾掇着玉米，豆子等秋作物。问起“周党隐居”的地方，有人往村边一指，说大约就是沟边那里吧，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

时间已经过了将近2000年，当时周党隐居在此处的地方，据说是一孔窑洞，漫长的光阴里，自然不会留下什么。但是，那些诗词还在。

明朝山东左布政使戴珙就写过一首《周党隐居》：

无媒径路草萋萋，懒见香泥没马蹄。

高节不因炎帝屈，芳名应与碧山齐。

月明故宅人何在？花落空阶鸟自啼。

冠盖纷纷千载下，几人凭轼过前溪。

在网上又搜索了一下《周党隐居》，仅同题诗就跳出来七八首，它们大多是明清时候的士人、县令写的，敬佩、赞颂、感怀，流溢诗间。

据《后汉书》记载，周党也是名士，博学多才、满腹经纶。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后, 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周党对此极为不满, 称病不出。到了光武帝刘秀年间，周党再次被皇帝征召入朝做官。但周党不愿意接受官禄，宁愿携妻带子隐居民间。

因为周党不应刘秀召宣，后人就把他居住的村庄叫“不召寨”，把钦差设宴的村子叫“礼庄寨”，把前往迎接他的乐队住的村子叫“乐村”。这些村落，都散布在渑池境内，而周党隐居处，也成了渑池古八景中唯一因人成景的文化遗址。

经历了近2000年的风雨剥蚀后，周党隐居的遗址现已荡然无存。但他的高风亮节和处世风范却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在渑池，“邑人共称党为贤，设祠致祭，岁时不绝”。

都说明清时期的士人无节操，其实是封建专制的极度压抑下，士人们一种无奈的迎合和畸变。但在心里，他们对隐逸还是充满了无尽的羡慕与崇敬。在渑池，许多明清文人都把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周党，留下众多《周党隐居》的同题诗可以做证。在对周党的缅怀中，在对历史的回忆中，他们也不自觉地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抚慰和灵魂的主动净化。

如今的不召寨村，周围环境仍然留存着当年的古风，村前的回溪流水潺潺，杨柳依依，环境清幽，风景优美。四周茂盛的草木和历经沧桑的土崖，依然向人们叙说当年周党的仙风遗骨。

山西省代县。

这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万里长城中华第一关雁门关脚下，地锁晋北咽喉，雄屏中原腹地，历为三晋门户战略要冲。

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周党的出生地。

2022年8月15日上午，我们来到山西省代县党史办，见到了主任谢世亭。

在谢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和这位敦厚朴实的晋北汉子聊起了他的老乡周党。谢主任说：“周党这个人，我们知道的实在不多，也只是在网上看到的一点资料，今年刚刚整理进了县志。县志正在校对，还未出版。”

我们找到2017年5月《代县志》第五卷第2220页，看到了关于周党生平的一些记载。

但县志中也有一点错误，把“河南省渑池县”讹为“河南省汲县”，我们不禁愕然。真的没有一点线索了吗？周党是哪个村的人？有故居的蛛丝马迹吗？有墓冢在吗？他有后人吗？

当这一系列的疑问换回谢主任无奈的摇头时，我们真的有点失望了。我一点也不想放弃，再一次询问谢主任：“民间有没有了解周党，或者是对周党有兴趣的文化人呢？”

谢主任忽然想起：“县教育局有个刘老师非常喜欢研究这些历史文化，我马上联系他。”

在等候刘老师的过程中，我在光绪版《代州志》里面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周党墓在祁县东南一十四里。”

离开代县，我们就直奔祁县。

在网上搜索一下，周党墓：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古县镇小韩村东，封土已无。仅留有“汉处士周党墓”碑一通。

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小韩村。这个素出武术名士的小村，周党的来历却无人知晓。我问了好多村民，在几尽失望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老者。他警惕的眼光里含着怀疑：你们想干啥？是不是要盗墓？

我赶忙解释，我们来自河南渑池，想看看你们村的周党墓。老者这才放松下来，说到：“我们这里确实有个墓地，但是1974年的时候就被损毁了。墓里埋的啥人，没人知道。前几年，那个大墓碑也被人偷走了。村东那片叫王墓的地，如今已经全部种上了玉米。”

跟随这位刘姓老者，我们来到了王墓附近。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玉米长势喜人。在几颗肥硕的玉米旁边，老者伸手指了指，说：“往里面走，没多远，就是那个大墓，但是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很遗憾地用手比划着说：“那个墓地好大，长度有二三十米，墓碑比我还要高出好多。真可惜，破四旧的时候毁掉了。”

告别老者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多少年来，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询问这个墓的人。

离开小韩村时，我看到公路边有个“王维衣冠冢”的标识牌，不禁疑心：老百姓相传的王墓，会不会是王维之墓？

走近了，有“唐尚书右丞王维衣冠之冢”的石碑。唐朝大诗人王维祖籍山西祁县，这个衣冠冢是1997年当地政府建造的，当与刘姓老者所说“王墓”无交集。

至此，东汉逸民周党的人生轨迹已基本清晰：生于代县，童年被族人所养，成年游学长安，后任职洛阳，隐居渑池，卒于何地不详，埋葬在山西祁县。

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党故居、周党后人和周党的著述。

二、周党隐居

讲一段历史故事。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镇压了绿林、赤眉起义后，又相继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建国伊始，刘秀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措施的同时，还在各地大量网罗人才，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

这时，刘秀想起了曾一同在长安游学时的两位同窗好友:陕西的严子陵和山西的周党。于是，他接连发书，相邀二位进京。

不久，周党到了洛阳。刘秀甚为喜悦，封他为议郎。周党推辞不得，勉强应允，但内心确实不愿屈居人下，便假托有病，未曾视事。

过了几天，周党对刘秀说:“近年来，我身体欠佳，一个人生活，更感困难、孤寂。现欲回乡迎接妻室，来京共享富贵。”

刘秀听后便答应了。

其实周党声称回乡迎妻，只不过是对刘秀的一个托辞，实际上他是想借此以脱离羁绊，隐居山林，达到他敕身修志、闭门著书的目的。

周党在返乡途中，路过渑池，打算歇上几日，以凭吊秦赵会盟地和周桓王陵，于是住进了一家客店。

说来也巧，住店时恰遇上了同样辞别刘秀的严子陵，二人不期而遇，久别重逢，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遂移住一室，夜里互诉离别想念之情。

当夜，严子陵把到洛阳会见刘秀时所发生的“客星犯主”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周党。

原来严子陵到了洛阳后，夜里在书房和刘秀同床抵足而眠，半夜翻身时，一只脚不知怎的压到了刘秀的肚子上，致使御林军包围书房，几乎酿成杀身之祸。

严子陵在经历了这一人生的小插曲后，认为当官不易，并将这一想法坦率真诚地告诉给周党。

周党也把自己的心情，以及刘秀封他为议郎的事，告知了严子陵，并征求其意见，看是否重返洛阳。

严子陵不好直接回答，只说:“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做主吧。”周党心里明白，也没再多问。次日，二人便依依不舍地辞别了。

严子陵去后，周党心想:严子陵不愿做官，清高可敬，而我又何必违心地去自投罗网呢？

他反复考虑：我若重返洛阳，接受封赠，与刘秀就成了君臣关系，往日那种无拘无束的友谊，必然消失，这样自己就会失去自由。

想到这里，周党遂决心远离世俗纷扰，不受现实强加于人的各种观念的束缚，过一种简朴、宁静、安然自在的生活。

他立即返回家乡，带上妻子，悄悄隐居于渑池城北一个偏僻的山沟，过上了十分惬意的田园生活。

再说刘秀自周党离去后，整天在宫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其返京。于是，派人到他家乡寻找。可派去的人回禀说：“听周党乡邻说，前些日子见他带着妻室离家，说是到洛阳来了，可按时间和路程计算，应该早到了。”

刘秀迟迟不见周党踪影，便决定行文各州府县，同时派人四处找寻，最终打听到周党在渑池城北一个小村的窑洞内安身。

于是，就派钦差大臣，备了厚礼，带着乐队，到周党所住的南边一个小村设宴召宣。

周党闻讯避而不见，只在居住的破窑门上写了“外出”二字，便匆匆带着妻子躲到山里去了。

钦差大臣向村人问询其下落，村民们说:“此人虽居住在此，但经常一人进山游串，到哪里去，何时回来，连其妻子也不告知。这次见他又带着妻子出去，恐怕更不知其时日了。”

钦差大臣又等了几天。周党知道后，不得已，只好随使臣到京城去。去的时候，他身穿粗陋的短布衣，头发蓬乱并沾满谷糠，一副山野村夫的打扮。

在大殿上见到皇帝之后，周党只是屈身伏在地上，而不行君臣之礼，并且一再表示自己不愿做官的决心。

按照汉代礼制，士人应该戴士冠、穿深衣、着足履去见尚书。冠历来是士人至上的特权，是身份和职别的标识，也象征着士人的尊严。当冠而不冠即是“非礼”。进贤冠是文吏、儒士所戴的一种礼冠。《后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礼服。足衣亦即袜履。赤足同样是失礼的行为，故谢罪时常常“免冠跣足”。“短布单衣，穀皮绡头”，是当时平民百姓打扮。作为熟读经史、久习礼仪的儒士周党来说，对此自然一清二楚。周党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表明自己不愿入仕的决心。

周党见了皇帝刘秀后，既不行君臣大礼，又不愿效力驱驰，这在当时是不奉召的表现。汉武帝时规定：“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尊重皇帝的言行即为不敬罪，被列为古代十恶罪之一。不奉召位列其中。作为士人，周党并非不知。然而，在内心的原则和世俗的规矩之间，周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果然，朝臣范升就向皇上奏章，说周党不服从礼仪，伏地不谒见，傲慢骄横，还隐居起来，实属不敬，应治以重罪，以儆效尤。

刘秀是尊重周党这些儒生的隐居之志的。在他眼里，这些隐士的存在不但没有反对政府，反而可以体现他政治统治的清明。尊崇隐士，不但能为自己赢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美名，退隐的士人也可以其不追逐功名利禄、不随波逐流而受到后代的赞扬。

刘秀就下诏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都会有不愿做他们臣子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粟米，太原的周党不接受我的官禄，这也是人各有志。

他不勉强周党，还赐给周党四十匹绢帛。从此，周党就隐居渑池，一直到老。

据说，帝王第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确定的尊隐政策，就是从刘秀赏赐周党开始的。其后，历代君主大都继承了这种征召、礼敬、听任赏赐的尊隐传统。也许正因为如此，汉朝出现了一个周党现象，历史曾开创了一个周党时代，周党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引人注目的大士。

三、儒道合一

中国的隐士，自古就有。但规模最大的就是东汉时代以周党为代表的隐士群体。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汉代士人主流思想。到了西汉末年，政治昏暗。“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到了王莽篡权时，更有大量儒生拒绝合作，走向隐居道路。“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籍义奋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这种隐居不仅仅是活命，更是坚持道义，充分体现了孔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价值观。

当时，接踵而至的战乱，一直到光武帝刘秀时代才得以平息，社会逐步趋于安定。东汉初年，隐士依然广泛存在。例如，周党、严光、王良、王成、王霸等人。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有限，与汉文化密切相关的生存环境、时代精神、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文学传统等重要因素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导致我们无法真切理解周党隐居行为背后的内心动机，无法准确把握周党隐居生活的精神实质。对周党历史地位的认识和社会影响的评价，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从有限的视角和方位上来进行解读。

据史料记载，周党有千金家产，年少时父母就去世，被同宗之人收养，但待他不好。等到周党长大，这家人又不肯归还他的家产。周党就前往乡里、县里上告，这家人才把财产归还。后来，他把这些钱分给宗族中人，又把家中奴仆全部遣散，只身前往长安游学。

周党的巨资家产，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尽散”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他的隐士生涯铺陈了第一道诡奇的底色。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

在周党的人生早期，便流露出对金钱的鄙薄。他对本属于自己的财产的追讨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支配这种行为的内在动因则是强烈的主权意识。

这种主权通过诉讼的渠道得以实现之后，他又毫不吝啬地将财产遣散于乡人。

显然，他的目标并不是对财产本身的占有，而是分割、遣散、支配的权力。自始至终，他所争取的是对自己财产的主权。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周党滋生的这种主权意识集中地体现在祖上的大宗财产的话，那么，他用了毕生的时间追逐的则是生命的自我与人性的自由。接下来周党的许多行为，都可以在儒家思想范畴内找到依据。

周党年青的时候，乡佐曾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周党，周党一直心中怀恨。后来周党读了《春秋》，习得了报仇的道理，就放弃学业还乡，给乡佐传话，约时间前来决斗。兵刃相交，周党被乡佐击伤，昏死过去。乡佐很是佩服他的侠义，把他抬回去给他养伤，几天后他才醒过来，心里有所感悟后离开了。从那以后周党就严格约束自己，修养高洁的志向，州里的人都称赞他的高尚品行。

等到王莽篡位，周党托疾杜门不出。

后来寇贼暴虐纵横，毁灭郡县，唯独到了广武县，过城而不入。

再后来，周党两次拒绝汉武帝刘秀的征召，毅然选择隐居。

如果说，周党与税吏的剑拔弩张，是受到义的支配，彰显了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特质；那么，他在朝堂之上伏而不拜，显然是受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影响。

然而，就其整体而言，他的称病不出、两次拒召不仕则是来自于道家的“无为”，他是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尘世的纷争。

儒与道在周党的身上同时并存。儒家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是衣钵，而道的影响却终其一生，渗透于他的灵魂。

周党应召伏于丹墀之下的时候，当朝的大臣一定很多，《隐逸列传》中只记录了一位姓范的官员的言论，可能是因其位高权重，所以他的言论反映出的是一种极端失衡的心态。

范与周党素昧平生，朝堂上只是邂逅而已，却处处咄咄逼人。先是就周党的才能加以诋毁，继之又刻不容缓地要与人家比试治国之道，大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图谋。

他的这种心态缘何而生呢？当然是与周党显赫的声名有关。他的不平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嫉妒，除此之外，还隐含着一种危机感，唯恐周党的才能威胁他的权位。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险恶的心态，他才欲置周党于死地。他对一个隐退的士子尚挟嫌至此，对同朝的官宦又岂能相容？

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已千年。归隐山林，是一个一听便觉得风雅无限的词。也许是厌倦尘世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或许是迫于种种的身不由己，有些人便会选择投入山林的怀抱，与明月清风为伴，邀鸟兽虫鱼为友，远离世俗纷扰，让心灵获得返璞归真的自由宁静。

以往学界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隐士之所以选择避世与隐居，原因是不肯与封建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是出于对苛政的厌倦与酷吏的憎恶，不堪与其为伍。

这种说法言之凿凿，久而久之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观点，甚至成为定见。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该观点的持有者在探索士子隐逸现象的过程中，目光锁定的仅限于政治范畴，忽略了文化影响的作用。而且，此观点也未能深入隐士个性化的心理结构，对其价值体系、道德操守缺乏理性的判定。

因此，上述观点，难免由探索领域的单一而形成范畴的疏漏，最终导致观点的偏颇。

哲学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山林再美，能够真正抛下名和利、栖居山间的又有多少呢。更何况山林间有的，不仅是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自在诗意，更有无边的寂寞与孤独；远离尘世，远离的不仅是尔虞我诈的烦恼，还有尘世的烟火气与人群的归属感。因此，古时候隐居的人，很多都是不得志的文人墨客。至于隐居山野的良人美眷，更多的是人们笔下的故事和愿望而已。

那么，颇受百姓爱戴、有政绩、又有前途的周党，因何毅然放弃高官厚禄、甘愿退隐山林呢？

细想来，或许任何的功名利禄，无不是在刀光剑影中黯然隐去。不论古今，太多人都在为名与利所困扰。隐居的古人未必是逃避的心态，他们也许发现了比名和利更加珍贵的追求。隐居的决定还真不见得那么容易，名和利，有多少人真能放下，舍不得啊。现代的人纠结放不下的，古人也犹豫过。对于名利的追求，亘古不变，但一些古人真的做到了。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追求这个超越名利的目标。

在历史的长河面前，个人的悲喜是那么的渺小，繁华名利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浮生只一梦，沧海变桑田。周党不是遁世，只是一种洗去铅华的超脱。

观其一生，周党是一位真正的隐士，他没有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的暧昧，没有沽名钓誉、终南捷径的虚伪，有的只是始终如一、守志养性的执着。

四、逸情云上

像周党一样，放弃豪华的宅第不住，立志于栖身山野的人，古人称之为“隐士”，他们的行为，被称之为“隐居”。

《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xiàn）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zhì）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意思是说，古时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藏匿自己的行迹而不被人看到，并不是闭塞自己的言论而不说话，并不是隐藏自己的智慧而不施用，是因为时势大相悖谬的缘故。

中国正史中第一部专门的隐士传－《后汉书·逸民列传》赞扬与纪念这些人：“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

真名士，自风流。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功成名就之后，深谋远虑者，深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就要退出权势，归隐江湖。比如范蠡。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厌倦了官场的凶险，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要远离尘嚣，归隐林泉。比如陶渊明。

还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躲在山中读书、耕耘，“三顾茅庐”而不愿出仕的诸葛亮。

“昭昭严子陵，垂钓江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齐。”“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周党的好友严子陵。

更有许多遭受压抑、怀才不遇，心中愤懑、无奈，追求独立、自由、高尚而寻求解脱者......

他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隐居深山，甘于淡泊，要么在落魄江湖中留下千古风流佳话，要么在遁迹山林中贫病交加而被后世遗忘。

更多的是文人雅士，参透禅机，看破红尘，不愿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虚度年华。需要寻觅一方净土，一个远离尘世和喧嚣的地方，修身养性，一边耕耘，一边读书。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联）”，从而给后人留下不朽的作品，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生活。

中国古代有一句关于隐居的名言，美其名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我想，这只是那些既忘不了功名利禄又想沽名钓誉之人的自我安慰而已。

人之隐居，是要有一定条件的，绝非一般人想象和能做到的。

首先，必须舍得、放下。“富贵于我如浮云”，“清风有意难留我”。而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样，“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其次，要准备吃苦、受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很美，但“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甚至“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生活却不是很容易的，不是人人都能消受得了的。

再次，还要受得起冷落，耐得住寂寞。“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没有良好的心态，是很难隐居下去的。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名士，我想，恐怕只有周党才算得上是隐士中的出类拔萃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着。有的人梦想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有的人梦想商贾巨富，锦衣玉食。也有人没有梦想，只想寂寞田园，粗茶淡饭。然而，高官厚禄并非一辈子，一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官。“高处不胜寒”，在尔虞我诈、用心险恶的官场上，有些人为此甚至丢了卿卿性命。商贾巨富虽好，但也不能长久。

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一些人曾经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但最终家财散尽，沦为贫民。甚至被人算计，落入监牢。

只有那些无所追求的人，希望不高，所以容易实现。就是躬身草堂，耕读传家，不仅养好了身体，蕴足了精神，还能留下很多的诗文佳作，传之后世。

有一段时间，微信流行《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和相爱的人文艺到老》《待你江湖厌倦，我陪你归隐山下》几个段子，很红火了一阵。这种创意是很好的，可以说是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可是总离不开“相爱”“陪伴”。离开了这个，只怕大多数人无法“文艺”“浪漫”下去。与竹木为邻，与孤灯相伴，粗茶淡饭，秉笔夜书，不是任何人都能过下去的，更别说“到老”了。

所以，我更加敬佩周党等人的隐居生活，那才是真正的隐士。唯其如此，才有了他不朽的文章和思想。

登上不召寨的高地，凭栏纵览，青山叠叠，涧水淙淙。遥想当年，周党在看遍官场百态、尝遍人生百味之后，归于平静，过着亦耕亦诗、恬淡雅致的隐居生活。经过时间的洗礼，曾经的喧闹消逝，曾经的枭雄也不知所归，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被时间的长河筛去，能够流传下来的，唯有沉淀过后的美好精神品质。

周党，是一位虔诚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孤傲的士林学子。千百年来，他高大的形象就像会盟台一样耸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千百年来，他动人的事迹就像黄河水一样流淌或喷涌在广袤的大地上。周党，以他对尊严的坚决维护，对平等的不懈追求，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活出了个性，活出了自我，在渑池厚重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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