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

 编者按:

  1978年夏,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时隔40余年,历史文化学者王金中最新研究指出: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神奇“二维码图”,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乐谱。它以独创的“文字+符号”方式,记录了2500年前的编钟乐谱。其乐谱符号色彩鲜明,形象独特、内涵丰富、表达精准、功能全面,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先贤发明创造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最淳朴、要素最完备、绘制最精细的乐谱,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也必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音乐史。

“二维码图”: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古乐谱

  作者:王金中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至今余音缭绕。以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编钟的铸造技艺、规模结构、音律音域、演奏效果和装饰艺术上,他们经过科学严密系统的考察、试验、论证和与国外资料的对比中,取得了改写古代音乐史的重大研究成果,得到世界的公认。然而,四十二年来,很少有人关注到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二维码图”究竟有什么实用功能?是不是与编钟演奏配套使用的乐谱?这种古乐谱能够辨识和演奏吗?本文将对此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二维码图”就是古乐谱吗?

  什么是乐谱?简而言之,就是记录乐曲的图案、符号与文字。古乐谱就是古代先贤记录乐曲的图案、符号与文字。

  悬挂曾侯乙编钟的横梁与立柱,学名叫簨(sǔn,音笋)虡(jù,音锯)。簨也写作筍,指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横木;虡也写作簴、鐻,指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木架上的立柱。《考工记·梓人》曰:“梓人为筍簴。”郑玄在此注释:“乐器所悬,横曰筍,植(直)曰簴。”为了方便阅读,这里把簨虡通称为编钟架子上的横梁与立柱。

  曾侯乙编钟的横梁是一件先秦时期的精美漆器,其上纹饰密布,与众不同。一般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古代宫廷中的豪华装饰。的确,无论是那黑红相间的色彩,还是那流畅细致的花纹,都把这件举世无双的编钟装饰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当初与金光闪闪的青铜编钟交相辉映,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图1)。不过,让人产生的疑问是,横梁上那些类似“二维码图”的纹饰还有更重要的实用功能吗?会不会是记录乐曲的图案与符号呢?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辨识的。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

图1

  首先,从构成“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看,它们相对一致(图2)。初看图案中的纹饰眼花缭乱,似乎比较复杂,但仔细分析起来,构成“二维码图”的基本元素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如由圆圈围起来的“×”字形、由四个拐角组成的“+”字形、由两头卷起而中间成尖的“山”字形、由两边卷曲的“骨棒”形等等,都反复出现在“二维码图”中,形成相对固定的符号,再组合成与敲击编钟相关的系列图谱(图3)。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演奏者迅速识别,然后照谱敲击悬钟。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2)

图2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3)

  图3

  其次,从“二维码图”绘制的位置看,非常便于演奏者近距离观看与识别。编钟横梁为粗壮的方木,所有精心绘制的“二维码图”全部集中在方木的正面与背面,而方木的上面与下面是黑色的底漆和间隔的红漆,很难找到与正面和背面相同的“二维码图”。另外,横梁上表明音律的篆书铭文,均刻在随钟口朝向的一面,因此有的铭文随钟口刻在横梁正面,有的铭文随钟口刻在横梁背面。这种位置上的安排只能说明,“二维码图”中的基本符号与文字,都是供演奏者直视的。

  再次,从“二维码图”的排列上看,与编钟演奏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横梁上的图案就像竹杆一样,是由一节一节衔接起来的。上梁是以较粗的红线相分割,中梁和下梁是以较宽的黑线相分割。从正面看65个编钟有62节图案,从背面看65个悬钟有65节图案,共计127节图案,大体上是正面和背面两节图案对应一钟。这些“二维码图”中基本元素的组合千变万化,使用的色彩也有某些差别,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就像世间没有相同的指纹一样。这说明敲击不同的悬钟,需要不同的“二维码图”。越是相对复杂的图谱,越需要演奏者照谱击钟,才能准确奏响人世间动听的乐曲。

  第四,从“二维码图”之间大量的篆书铭文看,都与编钟悬挂的位置和音律、乐律有关。曾侯乙编钟的主要横梁上,都有规律地散布着铭文,均为髹饰底漆后刻制而成,字体不甚规整,刻工并不考究,显得拙朴。据统计,铭文共计41处,每处四至五字不等,合计187字。经过专家学者深入考证后认为,横梁上的篆书文字都是标示编钟悬挂的位置和注明所用的音律、乐律,而这正是一件完整的乐谱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先秦之前人类并没有发明纸张,文字或乐谱只能书写在竹简和木牍上,富贵人家可能使用帛书,但非常稀少。如果用竹简或木牍记录乐谱,既不便于随时携带,更不便于在演奏时腾出手来翻阅和对照。因此,把乐谱以“二维码图”的方式描绘在编钟的横梁上,既能起到装饰作用,又能起到记录乐曲的作用,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发明与创造。

  综上,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二维码图”,确是一件为演奏者精心准备的非常完整的古代编钟乐谱!它以世人从未见过的各种纹样、符号、文字、色彩的排列组合,巧妙地浓缩进一个又一个小方块中,构成了编钟演奏的精彩乐章。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是以这种充满智慧的独特方式,把人间最美妙的音乐忠实地记录下来,再永久地流传下去。

  据查,曾侯乙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死于公元前433年。如果按此推算,这件世所罕见的编钟古乐谱随着曾侯乙死后埋入地下长眠,失传长达近2500年之久。

  二、破解古乐谱中的“二维码图”

  在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乐谱中,“二维码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这种“二维码图”在记录乐曲中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起什么重要的作用?这是辨识古乐谱必须破解的一个难题。

  第一, 关于击音符。

  编钟既然是打击乐器,那么,击音符号在古乐谱上就必不可少,而且是判断古乐谱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寻找和辨识击音符号,就是破解古乐谱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认识“二维码图”的起点。

  那么,从哪里入手去寻找和辨识击音符号呢?常识告诉人们,声音是由振动引起的。而简单的振动模态可以分为线状模态、管状模态和板状模态,编钟近似于板状振动模态。一块正方形的铜板,以其中心点为支撑点,用弓弦拉动其任一边的中央,振动模态即呈现出“×”(图4 a);用弓弦拉动四角之任一角,其振动模态即呈现出“+”(图4 b)。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4)

  图4

  如果说,中国文字是象形字;那么,中国古乐谱中的符号也会留下象形字的某些特点。或许正是受到这种板状振动模态的启发,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上也出现了类似“×”字形(图5)和“+”字形的击音符号(图6)。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5)

  图5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6)

  图6

  为什么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击音符号呢?这与曾侯乙编钟具有一钟双音的敲击功能有关。具体地说,每个悬钟的形状都是合瓦形,内壁有隧,这种独特的结构,使人们分别敲击它的正鼓位和侧鼓位时(图7),会得到音程相差三度的两个音。一钟双音的奇特构造和功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伟大声学创造,是青铜乐器铸造史上的一大奇迹!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7)

  图7

  拿编钟乐谱上的“×”字形符号来说,其轮廓很像振动模态下用弓弦拉动一边中央而产生的“×”。不过在交叉点上有意画出一个小圆圈,代表悬钟的敲击点——正鼓位。小圆圈伸展出来的四翼,好像一对飞舞的鼓槌。由此可以判定这是击音符号,所敲击的部位为正鼓位,命名为“正鼓击音符”。不过,图5中选取的四个正鼓击音符尽管大同小异,但仔细观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这可能与敲击时的手法有关。

  再拿编钟乐谱上的“+”字形符号来说,其轮廓很像振动模态下用弓弦拉动一角而产生的“+”。不过这个“+”字形符号是由四个像鼓槌似的拐角构成,代表悬钟的敲击点是左右两边的侧鼓位,命名为“侧鼓击音符”。图6中选取的四个侧鼓击音符基本相同,只是代表鼓槌的颜色稍有变化,可能也与敲击手法有关。

  在一部乐曲的演奏中,使用正鼓音往往多于使用侧鼓音。考察曾侯乙编钟的全部“二维码图”表明,正鼓击音符多于侧鼓击音符。这是符合音乐规律的现象。

  第二, 关于止音符。

  在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还有一类符号依附在击音符上,有的衔入一面,有的衔入两面,有的衔入三面(图8)。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8)

  图8

  有人认为画的是古代的一种卷云纹,起装饰作用。其实,从象形的角度说,似乎与卷云毫不沾边,而与“山”沾点边,可以称为“山”字形纹。那么,这些“山”字形纹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山”字形对应到悬钟上的部位,最恰当的就是“枚”。通常把悬钟上像乳头凸起的部分叫做“枚”(见图7)。枚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当然也有无枚的编钟。一般地说,枚的数量是相等的,悬钟的一面有两组,两面共四组;每组有9枚,呈三横三纵排列。除了礼制的意义外,枚的实际作用既可以起到增强振动、延长发音的效果,也可以起到减少振动、制止发音的效果。当悬钟敲响后,将人手贴在枚上,声音便会迅速衰减下来。而“山”字形就像人的一只手张开,平放在三个枚上,达到止音的效果。因此命名为止音符。

  在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的击音符上,为什么会衔入止音符呢?这与打击乐器的特点有关。

  其一,每个悬钟发出的音长(也叫延时)是不同的,特别是低音钟发出来的声音低沉绵长。据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高音纽钟自然延时不超过2秒;中音甬钟大约5秒;而低音镈钟竟达10秒。当敲击低音悬钟时就需要迅速止音,才不至于干扰其他乐音,使演奏得以继续下去。

  其二,不同的悬钟有时会产生同样的振动频率,即共振。这样,当敲击一个悬钟时,相同频率的悬钟也会发出声音,在演奏时出现杂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也需要对产生共振的悬钟迅速止音。

  其三,编钟演奏有时还需要人为地制造颤音、抖音、柔音、跳音等,这也要依靠在击音的同时做出不同的止音动作来实现。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9)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0)

  图9

  仔细观察三层横梁上的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可以发现止音符大量依附在正鼓击音符上,而侧鼓击音符中几乎找不到这类符号(图9)。这说明侧鼓击音时乐音的衰减比正鼓击音时要快得多,不需要止音。这也说明,止音符深深地嵌入到正鼓击音符内部,很可能提示演奏者在击音的同时就要做出止音的动作。

  第三,关于分谱符。

  对比三层横梁上的各节“二维码图”,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各节符号从横向上看,上层横梁按照二行排列(图10),中层横梁按照三行排列(图11),下层横梁按照四行排列(图12)。而从纵向上看,上层横梁两列居多,三列居少;中层横梁至少一到两列,个别的三列;下层横梁至少四列,多的到九列。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1)

  图10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2)

  图11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3)

  图12

  照此粗略概算,下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竟然大大超过中层与上层横梁上各节符号的总和。而下层低音悬钟数量最少,在演奏中使用的也不多,为什么乐谱符号反而比中层和上层多呢?唯一的解释是,下层横梁上的“二维码图”是乐谱的总谱,中层横梁和下层横梁上的“二维码图”是乐谱的分谱,总谱涵盖着分谱,而分谱衔接着总谱。用以涵盖与衔接的符号,就是两两相对的山字形符号,称为分谱符(图13)。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4)

  图13

  在两两相对的符号中,一种是横向相对的,一种是纵向相对的。曾侯乙编钟的摆放是曲尺形,长梁与短梁呈现角抵状。根据横向符号较长而纵向符号较窄特点,可以判断为横向符号代表着编钟架子上的长梁,而纵向符号代表着编钟架子上的短梁。这样,就可以在长梁和短梁之间,分别找到总谱与分谱之间的衔接点。

  第四,关于休止符。

  在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还存在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有些章节的右边,连续出现大量单独的山字形符号(图14)。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5)

  图14

  如果说古代中国人的书写和阅读习惯一般是从右到左的话,那么,演奏也是这样。在尚未敲击悬钟的时候就出现止音的山字形符号,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

  原来,这些单独的山字形符号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休止符。其实,这些休止符在每节乐谱的上、下、左、右甚至中间都会出现,说明一首乐曲在演奏过程中,总会在某些节点上停顿、停留或停止一下。休止符在乐曲中往往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休止符在音乐中并非可有可无,它不仅担负标记音乐暂时停顿或静止的作用,而且可以制造出乐句中不同的情绪表达,使乐曲流露出的情感更加丰富。

  总之,曾侯乙编钟乐谱上的击音符(正鼓击音符与侧鼓击音符)、止音符、分谱符和休止符,都呈现出了“二维码图”的形式,因此可以把这种古乐谱命名为中国式的“二维码图”乐谱。这种“二维码图”形式之美、设计之巧、纹饰之精、组合之妙、蕴含信息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需要不断破解的艺术之谜,也是一份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

  三、横梁铭文在古乐谱中的作用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41处铭文,是编钟古乐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二维码图”的补充和注释。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先秦时期的篆书铭文,连同青铜编钟上的所有铭文,都已经被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成功破译,排除了后人阅读这些文字的障碍,为今天继续研究编钟古乐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横梁上的41处铭文对曾侯乙编钟的作用,前些年已经有研究先秦时期的音乐家们作过一些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运用这些成果,就铭文在编钟乐谱“二维码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初步的阐述。

  第一,悬钟位置的标记。从曾侯乙编钟横梁12个套头处的装饰中可以发现,是先用油漆绘制出古乐谱“二维码图”,再将编钟悬于横梁,而不是相反。在横梁的65个位置上悬挂65个编钟,必须排列有序,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因此,横梁上的铭文首先标明了每个悬钟的位置。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横梁上的铭文,必须与所悬之钟的正鼓位或征部上的标识音相对应。例如短横梁中间的3—11号位置上(图15),依次写着“姑洗之少商”“姑洗之少羽”“姑洗之下角”“姑洗之商”“姑洗之宫”等9行文字,分别与对应悬钟的正鼓位所标识的“少商”“少羽”“下角”“商”“宫”等9件铭文,相互一致。这样,就使所有悬钟都对号入座,照谱排列。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6)

  图15

  当然,这里也出现一个特例,就是在下层长横梁中间体量最大的那件镈钟,根据铭文可知,是楚王赠送给曾侯乙的,因此被悬挂在了中间的显著位置,挤掉了原来悬挂在此的“姑洗之大羽”钟。由此可知,楚王赠送的镈钟是在曾侯乙编钟已经铸造悬挂好以后,甚至可能在曾侯乙去世后才送到的。而那件“姑洗之大羽”钟并未下葬。

  第二,古代音律的注明。曾侯乙编钟所使用的音律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五音”“十二律”。“五音”属于相对音高,按照顺序排列的名称为:宮、商、角、徵、羽,如果加上变徵、变宮,便是“七音”。“十二律”属于绝对音高,它是古人按照中国特色的音律“三分损益法”,把八度音划分为十二个半音,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假设黄钟是现在钢琴上的“C”音,其他各律则依次向上升半音。这些音律名称在曾侯乙编钟的横梁铭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种把常用的音律标注在编钟的横梁上,用来确定音阶首音音高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定调门儿”,让人照谱敲钟寻调,以增加演奏的精确性,减少失误。

  第三,旋宫转调的提示。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总结和运用旋宫转调来演唱各种乐曲。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赴秦时慷慨高歌:“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一种乐器),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其中的“变徵之声”与“羽声忼慨”,都属于旋宫转调,增加了歌曲的悲壮。

  旋宫转调的基本含义是,以七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配十二律,每律均可作为宫音,因此宫音的位置就有十二种,商、角等音也随之有相应的位置变化,称之为“旋相为宫法”,简称为“旋宫”。以各律为宫所建的音阶,称“均”,如以黄钟宫为宫的音阶成为“黄钟均”,以大吕宫为宫的音阶称为“大吕均”等。把十二律和七音都按相生关系来排列,叫“旋宫图”(图16)。图中呈现简单的规律:十二律隔八相生、七音隔五相生,每均有七调,十二均得八十四个调,即所谓“八十四调”。实际上,旋宫就是旋宫转调,在十二律和七音位置相应移动中,曲调的主音由不同阶名的音来担任而造成的调式转换。

西洋古代乐谱(舟山文化课堂二维码图)(17)

  图16

  曾侯乙编钟横梁上铭文所写的“姑洗之大羽”“姑洗之大宫”“姑洗之羽曾(增)”“姑洗之少徵”“姑洗之商□(甫页)”“姑洗之大徵”“姑洗之大鍡”“姑洗之商”“姑洗之少商”“姑洗之少羽”“姑洗之下角”“姑洗之宫”“姑洗之羽”“姑洗之徵”“姑洗之宫角”“姑洗之羽反”“姑洗之角反”“姑洗之商角”等,就是旋宫转调的名称。古代的音乐理论认为,“宫”音所在的音高位置,被称为调高,“调”与“宫”相等,“宫调”一词即宫与调的合称。把宫调以铭文的形式镌刻在编钟的横梁上,便于演奏者确定调门,把握乐曲的基准音。

  曾侯乙编钟乐谱所开创的中国古代这种以“文字+符号”的记谱方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延续与流传着。现在能够看到的较早的乐谱是南北朝时期的古琴谱《碣石调·幽兰》,它将弹奏的指法详细地以文字叙述。后来为了简化记录方法,唐朝后期出现了减字谱,记录指法动作、弦序和徵位,其中夹杂着一些符号,是工尺谱的前身。宋代出现了记录音高的俗字谱,证明当时的宋词是可以歌唱的。明清两代的戏曲,包括昆剧、京剧、粤剧以及当时不少器乐曲都应用了工尺谱,其中既有文字,也有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曾侯乙编钟乐谱首创的“文字+符号”的记谱方式,是光照千秋的。

  四、发现编钟古乐谱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目前,由于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有限,致使编钟乐谱上还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符号尚未辨识出来,有些组合符号的含义尚须进一步辨析。至于各节乐谱之间如何衔接、如何搭配、如何过渡,上梁、中梁和下梁之间的转换关系,即总谱和分谱之间的关系等,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专业问题。再有,当初演奏这件大型乐器究竟需要几个人、怎样分工、怎样配合,也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因此,要想按照曾侯乙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演奏出正宗的先秦时期的乐曲,让人们大饱耳福,还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

  四十多年前,当曾侯乙编钟以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纹饰、复杂的铸造、动听的乐音出土时,惊艳了全世界。人们深入研究后确信,曾侯乙编钟上体现出来的一钟双音、五音十二律、旋宫转调以及五个八度的宽广音域等现象,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音乐的重大发现,改写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音乐史,树立起了东亚音乐文化的历史标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的发现,以其独特的符号、丰富的内涵、精准的表达、完备的功能来记录当时的乐曲,同样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音乐的重大发现,若能将这一古乐谱中的“二维码图”完全破解出来,将再次改写古代音乐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首先,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先贤创造发明的一种最古老、最原始、最淳朴、要素最完备、绘制最精细的乐谱。曾侯乙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既不同于现代世界通行的五线谱,也不同于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减字谱、工尺谱,它属于以“文字+符号”方式记录的以悬钟击奏为基本发音单元的组合式器乐乐谱。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和地区有不同的记谱方法,但大体可以分为记录音高和记录指法两大类。五线谱、简谱和点字谱都属于记录音高的乐谱,吉他的六线谱和古琴的减字谱都属于记录指法的乐谱。而曾侯乙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则属于记录悬钟击奏的乐谱,类似于记录指法的乐谱。尽管曾侯乙编钟古乐谱已经失传了2500年,但它却像汉字中的甲骨文一样,是乐谱中的源头,是音乐中的“化石”,蕴含着大量古代音乐的历史信息,千载难见,弥足珍贵。它把人类发明乐谱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500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件完整乐谱,也是继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再次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大发现。

  其次,深化了人们对曾侯乙编钟所创造的音乐成就的认识。如果说编钟是硬件,那么乐谱就是软件。就硬件认识硬件,即就编钟研究编钟;或就软件认识软件,即就乐谱研究乐谱,其认识都是不完整的,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乐谱乐谱,一乐之谱,乐钟易得,乐谱难觅。正是乐谱赋予了乐钟以生命和灵魂。现在人们初步掌握了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再来研究曾侯乙编钟,就能进一步开阔视野,有所发现。就拿演奏人员来说,曾侯乙墓出土演奏编钟的工具共8件,计撞钟棒2件、钟槌6件。有人据此计算后认为,整个编钟应当由5人演奏,其中2人执撞钟棒,每人持一棒;3人执钟槌,每人持二槌。他们考证,墓中最接近编钟位置的西室陪葬女乐工是13人,其中5人是演奏编钟的。这样,曾侯乙编钟是由5人演奏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其实不然。编钟乐谱“二维码图”发现后,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古乐谱上出现的大量止音符由谁来完成?怎样才能完成?出土的撞钟棒长达2·15米,直径6·6厘米,其重量不会很轻。而13名陪葬女乐工中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3岁;最高的1·61米,最矮的才1·41米,她们根本拿不动这样粗重的撞钟棒自如地演奏乐曲。事实上,在编钟出土后的历次演奏活动中,都是由男子执撞钟棒。这样推测,曾侯乙编钟在演奏时至少应由7人完成,其中未执棒、槌的两名女乐工负责做编钟乐谱中规定的十分重要的止音动作,以保证乐曲演奏的和谐效果。

  再次,人们有机会聆听按照编钟乐谱“二维码图”演奏出来的古代乐曲。在古代帝王和贵族的所有享乐活动中,最高级、最奢侈、最豪华的享受就是欣赏音乐。《列子·汤问》中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描写。《论语·述而篇》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说的是孔子在齐国欣赏到《韶》乐,竟然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还说:“没想到音乐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因为古代像《韶》这样的乐曲演奏,轻易是听不到的,至于那些平民百姓,一辈子也听不到美妙动听的音乐。其原因就在于那时的音乐演奏必须有专门的乐队,有齐全的乐器,有欣赏的场地,有长期的训练和磨合。如果环境、场地、人员和条件变化了,就演奏不出同样美妙的乐曲。而这正是令世人无限神往之处。目前人们听到的只是曾侯乙编钟奏响的现代乐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完全破译了编钟古乐谱“二维码图”,就能让曾侯乙编钟奏响2500年前的曾乐、楚乐甚至像《韶》这样的周乐,以原汁原味、原钟原调的美妙佳音,再次惊艳世界!

  2020年8月31日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墓》《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曾侯乙文物艺术》《曾侯乙编钟》

  本文照片摄影:张余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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