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为什么能当王侯将相（韩信是布衣还是）

韩信，熟谙兵法、战功卓著，但他的军事才能却令刘邦极度不安，更何况韩信在刘邦生死存亡的时刻，曾要挟过刘邦封王，

因此项羽一死，刘邦就悄悄去韩信营帐里拿走了兵符，夺走了韩信的兵权，改封他为楚王，继而又黜为淮阴侯。

刘邦曾与韩信闲聊讨论诸将的军事才能，韩信直言自己领兵“多多益善”，

这并非是他自以为是，楚汉战争中，韩信率军攻城夺隘，出奇制胜，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

连北宋名臣司马光都忍不住发出感叹：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

然而，韩信这位军事“天才”，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军统帅，

最后竟惨死在于妇人之手，

若干年后，留给后人的只有“荒坟埋骨腰山路，驻马令人一叹伤”的感伤。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空前绝后的韩信，其身世至今很诡异，

太史公并未提及韩信的家世渊源，也没留给我们太多信息，

使得民间与野史众说纷纭，

有人说，韩信出身布衣、地位卑微；也有人说，韩信是没落贵族；还有人认为他是“王孙”。

然而，这三种说法存在分歧多少个年头了，

谁都拿不出可靠的论据来。

太史公司马迁对文字有着极高的驾驭能力，他是否会为韩信身世的真相，埋下什么伏笔呢？

今天我们就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寻找端倪。

太史公笔下的"韩信"很奇怪：“布衣”还是“贵族”？

韩信在太史公笔下的出场，一点也不体面：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从这里我们得知：

韩信的家乡在淮阴；他是庶人，也就是布衣平民。

太史公又讲述了韩信未发迹时的两个故事：一是“漂母饭信”的故事；二是“胯下之辱”的故事。

故事一：

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故事二：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手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故事一中，漂母称韩信为“王孙”；故事二中，屠户少年说韩信“若虽长大，好带刀剑”，我们得知韩信长得人高马大，佩戴着刀剑，

由此，我们又得到这样一个信息：韩信可能是贵族！

这就奇怪了，

在当时不仅衣食住行处处蕴含着等级差别，就连冠帽形制、发式也有等级差别，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形态各异的秦陵陶俑得到证实：有梳着圆椎髻偏后的“跽坐俑”，也有发髻偏左或偏右的“武士俑”，以及戴帻者、不戴帻者.......

另外从文献资料来看，当时“带利剑”的多是贵族阶级，因为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好剑很不容易，而且从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来看，当时铸造的兵器都是青铜的，

韩信都落魄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了，哪里得来的宝剑呢？一介布衣的韩信，又为何佩戴着宝剑呢？

还有一个疑点是，

我们知道秦统一时，六国旧贵族四处逃匿，隐姓埋名，许多兵器也散入民间，有的甚至被埋藏起来，如河南新郑附近的战国遗址里，就发掘出了不少兵器，从铭文推测这批兵器是韩国败亡时埋藏的，

而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残存势力伺机反秦，曾下令收缴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

韩信为何不顾严厉的《秦律》，明目张胆地佩戴着宝剑招摇过市呢？

在此背景下，布衣韩信“好带刀剑”于淮阴市集招摇，不得不让人疑窦丛生。

韩母葬地，是不是从另一头牵引出了韩信隐秘的身世呢？

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太史公在韩信传的末尾，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之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说，太史公曾经亲访淮阴，也去参观过韩信母亲的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太史公在这里描述韩信母亲的坟墓为“冢”，高而大的坟，

而且韩信将母亲葬于“行营高敞地”，

这在当时，只有达官显贵死后才会按照古代墓葬风水观念选择“高敞处”建大坟，

此外，太史公只提到了韩信母冢，除此之外一无父冢、二无祖坟，

这些信息，是不是从另一头牵引出了韩信隐秘的身世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太史公对韩信的描述，说他“始为布衣时，贫无行”，这里的“始”字，本义是“开头，开始”的含义，但也有“过去，从前”的含义，

那么问题又来了，

太史公的这句“始为布衣”，是说“韩信刚开始成为布衣”的意思，还是“韩信过去是布衣”的意思？

两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引入一个方向：韩信以前不是布衣平民；后者也导向了另一个方向：韩信发迹之前是布衣平民。

如果太史公指向后者，那么韩信宝剑的来历、韩母墓冢的规格、淮阴只有韩信母亲的墓冢等信息，

似乎都在说明韩信过往拥有显赫的望族门楣，韩信及其父母应该都不是淮阴本地人，而是后来才迁徙到淮阴的，并且在来淮阴之前，其父便已去世或韩信是私生子.......

这也说得通为何人高马大的韩信，不会经商糊口，常“从人寄食饮”不劳动，却读书识字、熟谙兵法了，他所接受的教育不会是一个普通平民之家能够提供给他的，

而且韩母带着韩信，孤儿寡母是如何在淮阴生存下来的？

历史上这类孤儿寡母，比如刘备母子都要卖草鞋糊口，假如韩信母子也穷困落魄到一定的地步，韩信怎么会不懂得任何生存技能呢，

以上种种，都表明韩信应该是个落魄的贵族少年。

为何太史公不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一点呢？

似乎后世史学家班固与司马光也从“始为布衣”的记述中看出了什么端倪，故而双双默契地进行了一致的删减：

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班固《汉书》

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司马光《资治通鉴》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太史公的确为我们留下了韩信身世的伏笔，很可能因为没有寻访到韩信的家世渊源、其先祖与生父是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论定韩信出身“布衣”还是“贵族”。

我们继续寻找蛛丝马迹，说说为什么韩信能够大摇大摆带着刀剑，走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韩信与屠夫少年发生冲突时，淮阴可能还是楚国的地盘，也就是说这发生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所以不受秦律约束；也可能发生在秦王下令收缴武器（公元前221年）之前。

二是，太史公对先秦、秦代携带兵器的史料记载，带剑法令经历了三次转变：

1.简公六年（前409年），令吏初带剑。

2.简公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3.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锯，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由此可见，简公七年之后“带剑”范围已由官吏到百姓的扩大，这意味着当时各国的百姓都被允许“带剑”，来适应对外扩张战争。

这样的话，布衣韩信佩戴刀剑，反倒说明不了他的身世贵贱了。

太史公没有记载韩信的年龄、家庭信息

有一点很奇怪，

司马迁大约从20岁开始游历，大约是公元前123年左右，距离韩信去世的那一年相隔了70多个年头，按理说，淮阴人对韩信这样的名人，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事迹才是，为何太史公堪堪搜集了为数不多的信息？

就连韩信出生的大概时间，应该也不曾查到、打听到过，否则他不会漏记在《史记》中，

这一点让人匪夷所思，

要知道当初刘邦等人攻入秦都咸阳后，将领们争相去秦朝府库瓜分财宝，唯独萧何率先入宫把秦丞相御史所掌管的律令文书、户籍图册收藏起来了，

可见秦朝的户籍册子没有毁于战火，

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秦简、秦律资料中寻觅其梗概：

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其次，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第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第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第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

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从秦朝严格的户籍制度来看，

有可能是司马迁没找到韩信的户籍资料，也可能是韩信的户籍信息根本就不全，

还有可能是韩信自己也不知道家世渊源，

可即使是这样，难道韩信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晓么，他又是如何躲得过秦朝“人口大普查”的？

即使秦朝的户籍上没有韩信，那汉朝建立之后也该有所登记才是，

为何这样一个显眼的人，家庭信息如此空白呢？

而且，史料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夷信三族”（双亲、兄弟、妻子），可见韩信的家族有很大可能是找到了，

总而言之，为何太史公没有记载韩信的年龄、家庭？究竟有什么苦衷？

韩信户口信息空白的话，唯一能联系到的便是秦统一时有不少六国贵族隐藏身份，

毕竟倘若只是一个普通百姓，怎么可能不见于秦汉户籍中呢，又哪里的能力躲过一次又一次人口普查，

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韩信的情况恰恰说明他的身世不只是平民布衣。

我们回到“漂母饭信”这一故事中，漂母用“王孙”来称呼韩信，“王孙”二字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王室后裔，当然也泛称贵族公子，

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司马贞《史记索隐》

那么漂母口中的“王孙”，究竟是说韩信是王室后裔，还是贵族公子呢？

据此，有人提出韩信是“韩王孙”：

公元前230年秦攻韩，不少韩地百姓为躲避战乱向东迁徙，韩信一家，抑或是其中之一。

有这种可能吗？

鉴于当时有两个名叫“韩信”的人，一个是我们熟悉的淮阴侯韩信；另一个则是韩襄王姬仓的庶孙“韩王信”，颍川人，跟随张良入关追随了刘邦，

有没有可能将两人的事迹弄混？毕竟颍川韩信才是正儿八经的“韩王孙”。

结合上述问题，下面我们做个整体分析。

没落的“贵族公子”，还是“王孙”？

从上述各种分析过程，我们首先排除韩信的布衣出身，种种信息表明，韩信的身世并不普通。

那么，韩信究竟只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公子”，还是“王孙”呢？

根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新黔首挟兵令》简文，秦统一后下令：

新黔首公乘以上挟剑毋过各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剑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得带剑者，毋过各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以新黔首挟兵令议之。

翻译过来就是：

新黔首（新百姓，也就是六国故民）爵位在公乘（第八等）以上的拥有剑不得超过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许佩剑者，拥有剑不得超过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许佩剑的，不能超过一把；不允许持有任何其他兵器，违反令文规定者，将用新黔首挟兵令问罪。

这个简文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六国故民虽然是“被征服者”群体，但秦国仍然认可他们的贵族身份，他们仍拥有爵位。

这样看来，韩信的父母若因为秦国攻打韩国，而流亡到了淮阴的话，

按理说，只是一个普通贵族，完全可以在秦国统一之后找回贵族身份，毕竟除了“挟兵令”，秦律简文多处还讲到了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

由此可见，韩信的身世，恐怕要高于被秦国宽待的范围，处于被忌惮的行列中，

所以，有可能韩信是知道自己身世的，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并未暴露身份，藏匿于平民之中。

秦朝户口册子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王族的“宗室籍、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赘婿、后父等身份）的户籍、“奴籍”之分，

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经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从这方面来猜测，韩信很有可能以贾人身份的“市籍”入册，所以太史公说他“不能治生商贾”不能做买卖维持生活（反映韩信可能做过买卖），

也正是这个缘故，户口册子中的韩信登记资料（包括年龄）可能与太史公考证的不同，也就是说韩信可能使用了假身份，太史公也无法得知其真实的资料，因此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份和家庭等信息。

那么，韩信大约出生于什么时候呢？

有学者结合史实和民间传说推断韩信出生于公元前230年、也有说前231年的，怎么推断的我没看到相关资料，

我是这样推断的：

屠夫少年（在古代“少年”是指“青年男子”）说韩信“若虽长大（高大）、好歹刀剑”，

从这一点来看，身材比教高大又能佩戴武器的韩信，在当时应该也是十几岁及以上的年纪，

而韩信因为贫穷不能被推选去做官吏（秦朝即把财产作为择吏的一个条件），不会做买卖维持生活，经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接连数月，

反映出韩信已经到了养家糊口的年纪，

再结合秦律——男子到了17岁，均须亲自到乡政权机构登记注册（“傅籍”），傅籍之后即开始服兵役，两年（身体健康的人都必须作“正卒”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同时执行本郡的防卫和治安任务，然后再到京师或边疆服兵役一年）。

从这些信息来看，到了养家糊口的年纪、无所事事的韩信，

显然已经服完了兵役，也就是说，“胯下之辱”事件发生时，韩信起码已到了19岁的年纪，

而这件事发生后，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

紧接着太史公就写道：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

这里的“及”是“等到”的意思，

从而得知，“胯下之辱”事件的时间距离项梁率军渡过淮河、韩信持剑追随项梁不久，

项梁率军渡过淮河北上，是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也就是说，韩信在公元前209年约莫是19岁或以上的年纪，

这样反推，韩信大概出生于公元前228年左右。

韩信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淮阴没有韩信的祖坟，应该是韩信的父母迁居到了淮阴，

而“韩”姓是晋国六卿之一，韩姓的得姓始祖是战国时期韩国国君韩虔（前408年-前400年在位），可见韩信的身世很大可能与韩国王室由有一定的关联。

而公元前228年的时候，被秦国灭掉的国家只有韩国（公元前230年），

所以，无论韩信出生地是否是淮阴，都有其父母在韩国灭亡后迁居到此地的可能。

再者，虽然我们很难推断出韩信多大的时候丧父，但是公元前226年发生过韩国旧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的事件，

有可能韩信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场叛乱，所以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当然也有病死的可能，但是结合韩信未将父母葬在同一个地方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不过，反秦的时候，各国都已拥立君王，唯韩国无君王，项梁于是听从张良的建议，立横阳君韩成为韩王，

这个时候的韩信已加入了项梁的反秦队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为何他不去认亲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韩信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我认为这种可能不大：

理由1：韩信在服兵役期间未获得军功爵位，否则早就能做官吏了，也不会“人多厌之”、被“屠中少年”羞辱，按韩信的能力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他故意为之；

理由2：司马迁实地考察所见“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的韩母墓冢，说他“志与众异”，正说明韩信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裂土封王”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只怕是一般的贵族都不敢想，如果韩信不知自己身世，就如此笃定日后自己一定封王拜侯吗；

理由3：韩信受“胯下之辱”时，太史公说“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这样略带延迟的动作、心理，很生动地描绘出韩信当时的心理：贵族强烈的孤傲与志向；

理由4：楚汉之争时期，韩信迫不及待地挟刘邦立他为齐王，可却没有趁机自立为王；被贬为淮阴侯之后又为和绛侯、灌婴处于同等地位感到羞耻，拜访樊哙后还自嘲：我这辈子竟然与樊哙这种人为伍了；

理由5：漂母称他为“王孙”，韩信不曾反驳什么。漂母的年纪不小了，应该目睹过韩信父母迁居来的阵势，当时人们从衣着车行上就能分辨出对方什么身份，所以漂母称他“王孙”，而“屠中少年”年纪轻，不了解韩信的身世，还以为他只是个落魄的普通贵族子弟。

理由6：韩信的兵法知识，通常不会是一个平民家庭或者普通贵族能够学习到的，在一个没有纸张，教育资源有限的时代，只有地位足够高的家庭才有这类竹简或木牍。

可见，韩信对自己的身世很清楚，渴望恢复其“王孙”之类的身份与家族往日的荣耀，而且没有一统天下的决心。

也正是这个缘故，汉朝建立后韩信也隐瞒了身世——怕引起刘邦忌惮（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就是个前车之鉴）。

那么，韩信的父亲是谁？

有人说，他的父亲是韩襄王之孙。

这个说法将韩王韩信的身世偷梁换柱了，韩王韩信才是韩襄王姬仓庶出的孙子，

再者说了，倘若韩信的父亲是韩襄王之孙，而韩王韩信也是韩襄王之孙，韩信的父亲怎么会给儿子取个同族内兄弟一样的名字呢？

问题又来了，如果韩信是韩国王室的后裔，也不该取一样的名字啊？

另一个导向是，有人说他的父亲是是韩非子。

韩非子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太史公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这个“诸”字把后世考住了：韩非是韩王室宗族成员，但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呢？

根据韩非的生卒年份，

有人说他是韩厘王之子，也有人说他是韩桓惠王之子，也有人说他是韩国末代国君韩王安之子，

东政法大学原教授施觉怀在学术性著作《韩非评传》中认为，

韩非子应该是韩襄王韩仓的二儿子、公子韩虮虱的儿子，也就是与韩桓惠王、韩王信是兄弟或堂兄弟的关系，

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按前面分析的，倘若韩信出生在公元前228年之前，

到也勉强同韩非子能产生联系，

但问题是，一家子怎么可能闹出两个“韩信”来？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淮阴侯韩信的父亲与韩王信的父亲多年未见。

韩王信，是在等到张良率兵跟从刘邦攻打阳城时，才加入刘邦的队伍里，被封为将军；

韩信则是在刘邦入蜀之后，离楚归汉；

也就是说，在这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下，众人才知道汉军里还有个韩信，这里面就包括先辈在韩国任过五代国相的张良，

这样说来，韩信的身世直接指向了韩襄王的次子韩虮虱。

韩虮虱在太子婴病故后（前296年），公子虮虱和弟弟公子咎争作太子，但他当时还在楚国当“质子”，

本来楚怀王派了十万大军，护送公子虮虱回国，苏代设计让公子虮虱没能回到韩国，

最后还是回到了楚国，之后是否离开了楚国？

没有记载。

从这一点来说，韩信很可能是韩虮虱的孙子或曾孙。

（韩非的身份得到韩王室的认可，不大可能是韩虮虱之子，也不大可能是韩信的生父，否则怎么可能给儿子取“韩信”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