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奇特婚俗（清代风月命案中的奇异婚俗）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月新春，福建武平发生一起杀妻、诱拐的恶性案件，起由倒也稀松平常，不过是“赌近盗，奸近杀”的老套故事，但隔着250多年的流光，重新审视此案的细枝末节，不难发现当中隐含的奇异婚俗，在文化人类学范畴内自有其独特价值。

塾师杀妻

清代《驳案汇编》“新编卷十·刑律·人命”录有“谋杀加功”一条，为武平县民邱得成与刘钟氏通奸、同谋致死伊妻邱钟氏、拐带刘钟氏为妻一案。

邱得成的妻子邱钟氏素性痴愚，夫妻关系向不和睦，而刘钟氏系钟荣朗之女，刚嫁与刘世兴，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间“归宁”。当时，邱得成正在钟荣朗所在村当教小孩的训蒙先生，刘钟氏常到书馆接送幼弟，邱得成“窥其少艾，用言调戏”，彼此留情。三月间，刘钟氏赴馆边园内摘瓜，邱得成“四顾无人，即将刘钟氏拉至书馆成奸”，从此是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至十二月初，邱得成言及岁暮各将归家，想跟刘钟氏做长久夫妻，萌生“杀妻另娶”的恶意。刘钟氏先是“以彼此各有夫妇为辞”，继而“默允而散”。

回到夫家，刘钟氏于二十八日在塘头园内浇菜，邱得成寻至，商量何日同走。刘钟氏答：次年正月初五夜，公公、丈夫俱应前往祖祠建醮，是夜可以同逃。邱得成敲定作案细节，刘钟氏应允，回家即放出“贫苦，不如自尽”的风声。

到了商定之日，邱得成向妻子编造岳父“寄信令归，带同前往”的假话，上路后又诡称“尚有一妇亦系钟姓，欲归母家，可以同行”。天黑行至“虎栅边”这个地方，刘钟氏如约手提火笼等物碰头，邱得成以“天雨衣湿”为由，令妻脱下外衣，换上刘钟氏所携之衣，邱钟氏“悉皆顺从”。

邱得成诱导邱钟氏赴塘洗足，见塘边水浅，便将原先计划的“淹毙”改为“揢（掐）死”，一把推倒，即用左手控制邱钟氏右手，右手掐其咽喉，以左膝盖顶其肚腹。尽管他的右手被对方左手抓伤，但毫不松劲，邱钟氏旋即殒命。邱弃尸塘内，又叫刘钟氏将所穿鞋只脱弃，同火笼一并遗放路旁，伪造“投塘身死”假象。

刘钟氏换穿邱钟氏的鞋连夜奔逃，于初六日早同至邱家，邱对母亲曹氏谎称“将媳妇嫁卖”，另娶刘姓之妇，曹氏平时常听这样的牢骚，也就“信而不疑”。同日，刘世兴回家不见媳妇，寻至“虎栅边”，见有刘钟氏所遗火笼、鞋只，塘内浮有衣服，捞起检视，因尸面水浸发罩，未经细看，而尸身着装皆为刘钟氏旧物，又想起她原有欲寻短见的话，便认定是妻子尸体。

刘家一面买棺盛殓，一面通知刘钟氏父亲。钟荣朗至彼，亦信以为实，听其拾埋；死者的父亲屡次去接女儿，皆被邱得成“托词支饰”……“乌龙”连连，有违于现代人“清凉河水里的尸体可能保持惊人的完好状态”等经验认知，即是一个时代民智未开的缩影。

定罪争议

事发后近一个月，即二月初四日，塾师的“好运”到头了。前小舅子在邱家侧屋内窥见刘钟氏，认出是刘家儿媳，遂通知刘家投同地保，将邱得成、刘钟氏一并拿获报县，究出前情，审认不讳。

邱得成依“夫故杀妻”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给刘钟氏的定罪量刑是否恰当。福建地方拟律，经巡抚向皇帝具题（结案报告），最初的意见是：此案造意（首倡）、下手俱系邱得成一人，刘钟氏实止同谋同行，并无下手加功情事，依“同谋而不加功”律，拟杖流收赎。

清律为体现对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规定妇女有犯徒、流以上刑罚时，决杖一百，余罪可以收赎，至赎绞斩刑也不过银五钱二分五厘。刑部福建清吏司复核后认为是“致滋轻纵”，驳令再审。福建地方也就改口，说前拟“似觉情重法轻”，刘钟氏合依“谋杀人从而加功者，绞监候”律。“从”即从犯，亦称“帮助犯”；“加功”指犯罪的实施和帮助行为，加功比不加功刑罚为重。

“杖流收赎”陡然被改判为“绞监候”，天翻地覆，刘钟氏是否是“情屈命不屈”？

事先，“邱钟氏被夫致死，实因与刘钟氏奸淫情密，不忍分离，以致起意谋命。其商同订期设法，刘钟氏悉皆允从，且在家时扬言自尽，预存助谋致死之心”。根据中国古代司法“原心定罪”原则，即使并未直接参与杀人，只要有了杀人的预谋，对其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

迨至刘钟氏携带衣物依期赴约，目击邱得成致死伊妻，复又易换尸鞋装饰、假装投塘溺毙，希图误认尸身，“按其前后情形，阴谋奸险即与从而加功者无异”。比照当今刑法“共同犯罪主从关系”的认定，可从一些热门大案中找出相关判决：“参与谋划并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积极主动”，即便是“犯罪地位和作用较低”，但“依法亦属于主犯”。也就是说，刘钟氏搁在当下，倒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主犯”。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八月二十五日，乾隆帝批准了对刘钟氏的死刑判决。

史料补白

古案值得新探，在于档案留存的婚俗记录：“钟荣朗家乡例，初嫁之女回门留住一载，名为大宿。”新妇礼成之后，要回娘家住上一年，这与惠东“长住娘家”何其相似。

惠东是指福建惠安东部沿海的崇武、山霞、涂寨、东岭、净峰、小岞、辋川等7个乡镇。所谓“长住娘家”，如林惠祥教授所言，是指妇女嫁后三日即回娘家长住，只有逢年过节方到夫家暂住，以后如有怀孕方可长住夫家，俗称长住娘家的媳妇为“不欠债的”，住夫家的为“欠债的”。住娘家的时间，至少两三年，五六年的非常之多，七八年的也不少，一二十年的也有。

1951年，林惠祥教授到惠东参加土改，发现并发表《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此后，不少学者陆续对多个民族“长住娘家”习俗的起源、存在原因、如何克服消极影响等展开探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一婚俗再度引发热议，逐渐形成“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期的遗俗”“因两性分工不同而引起的”“闽越遗风与汉文化封建贞操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等观点。

其实，傅衣凌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已然察觉武平“大宿”与惠安“长住娘家”的关联相似性，并将两者连同广西“归圈”风俗视为一类，只不过他的分析侧重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如非“跨界”，不易为文化人类学者所属意。这样的习俗之所以固定下来，傅先生认为是“地主阶级利用超经济强制以争夺劳动力的一种方法”“佃户妻女的婚嫁，即是意味着劳动力的损失，有要求补偿损失的权利”。

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与历史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坐家”等风俗相比，惠东“长住娘家”妇女无论在婚前或婚后都必须严守贞操，没有类似“放寮”“赶表”“行歌坐夜”等自由恋爱方式；也有别于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不落夫家”，近代顺德、番禺等地妇女有“金兰契”之俗，“坐卧起居，无不形影相随”，含着“情同伉俪”的暧昧，惠东“长住娘家”则强化了女子的性压抑，造成以往癔症频发、集体自杀、入斋堂当菜姑等社会问题。

由于各持其说，至今尚未形成最终解释。研究陷入停滞，要害在于第一手史料阙如——“起于何时，尚无定论”（苏振芳语）、“过去很少引人注意，历史上也未见记载”（吴绵吉语）。现在看来，《驳案汇编》记载的武平“大宿”可能就是相关的一档原始材料，且为官定的词目释义，似与惠东结婚仪式“大会亲（又名‘大重行’）”等称谓有所契合。

再生疑窦

在古代判案文牍中，出现闽西客家山区“大宿”一说，至少能让惠东“长住娘家”“水上疍民说”更显局促。

另有学者调查惠安涂寨的两个少数民族村，认为“这两个民族迁来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由于同当地人通婚，也依从了当地人长住娘家的习俗。而这两个民族在福建其他地区并不存在这种婚俗”。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其中一支据说是“明初（明洪武二十年，即1387年）被抽调建崇武城的民工”，既然婚俗“起于何时，尚无定论”，那么断言“谁影响谁”就存在逻辑上的硬伤。

武平“大宿”这只“黑天鹅”还打破“长住娘家”婚俗“在福建却是绝无仅有”的论断。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国庆先生发表《滇黔粤的苗瑶僮俗与闽俗之比较》《福建的婚俗》等文，已提及惠安婚俗“结婚三日后，新娘即回母家”“必至生子后，始得留住婿家”，紧接的“据说晋江的安海也有此俗”一句，在今倒是常被忽略。

就目前而言，“大宿”一说非但未能解谜，反而滋生更多疑惑，比如“钟荣朗家乡”为何方、地标“虎栅边”在哪里，现还无从获悉。《昔年武平婚俗》等文史资料有关“归宁”的表述：“本县则叫‘上门’，意思为新郎结婚后初上岳父家的家门。”民国版《武平县志·卷十九·礼俗志·婚姻》云：“更择日柬婿与女归宁，来去必偕焉。”从中看不出“大宿”残俗的蛛丝马迹。

论者谓《驳案汇编》“所收判例一般都是原档案卷宗的复录”，有很强的可信度；“删除了判案文牍中的藤蔓枝节，一改以往刑案、判牍中的冗长复述”，其“简明扼要”的独到长处，也给今日的深究带来“语焉不详”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