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业你需要思考的五件事：如果你不了解这5点创业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思考与创业创新有关的话题，在案头和实地进行与“双创”有关的调研，并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双创”的活动。2018年6月，我邀请“饿了么”的创始人张旭豪来“安泰问政”论坛，在他讲了自己的创业故事后，我做了一个演讲《今天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创业》。“上观”和《解放日报》的思想者栏目发表了这个演讲。下面是这个演讲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谈谈创业。创业，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创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创业的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今天的创业有哪些特点呢？

从两个英文单词说起。我们看到，对应中文“创业”一词，有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entrepreneurship，另一个是start-up。长期以来，中文的“创业”都译为entrepreneurship，其实它是一般意义上的，包括以前人们常说和常做的谋生型创业。我想重点说一下start-up。

我第一次看到把start-up译为“创业”，是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这本书的书名叫《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的经济奇迹》，创业的国度的英文就是start-up nation。我曾经带着这本书和上海交大的EMBA学生到以色列游学，该书的作者之一索尔·辛格为我们做了一个讲座，并给大家赠送了英文版的《创业的国度》。start-up是这本书的关键词，在书中反复出现。那么，它与entrepreneurship有何不同呢？

现在，start-up除了译为“创业”，更多的是译为新创公司，也有译为初创公司，或者就是创业公司。我觉得译为新创公司最佳，不仅表明公司新，处在0-1的阶段，而且，做的事也很新。

今天，创业做什么？

不同于entrepreneurship，start-up专指以研发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业，也就是说是内在创新的创业。

在以色列，新创公司主要在做新技术，因为没有做新模式的需求，或者说，需求很小；在美国，新创公司大部分在做新技术，也有做新模式的，如Facebook；在中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前些年来，做新技术的少于做新模式的，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的合称简写）都是做新模式起家的。这种情形当然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但肯定要发生变化，研发新技术也将成为中国越来越多的新创公司的使命。惟其如此，才能把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新创公司大量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技术背景。

首先，产品和服务全面过剩时代的到来，倒逼创业活动必须致力于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既供给创造需求，又改变需求实现方式。其次，各领域技术革命的活跃，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使基于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业，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实现空间。

知道这一背景的变化，知道今天的创业做什么，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直以来，总是有人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政府鼓励人们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这种说法将“双创”视为权宜之策，忽视了在“新常态”引领下提出“双创”的背景变化，以及由这一变化而产生的深远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进而导致严重失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由于外部的需求冲击比预想的要严重，同时，刺激政策将原本已经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产能和债务问题推向了更加严峻的程度，所以，在2014-2015年，我们相继提出“新常态”、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举措，“双创”就是其中的具体途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社会动员，唤起自下而上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创”是转型大计，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今天，什么人在创业？

纵观历史，早年从事创业的主体是移民。移民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移民本身的一般特征是：具有冒险精神，渴望成就事业。

美国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与三次大移民有关，第一次是英格兰、苏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美国东北部的移民；第二次是向美国西部，主要是今天的加州的移民；第三次，就是二战以后从世界各地向美国的移民。

在《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与苏联解体后，那里的100多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再看民国时期的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这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发展，都是与移民在那里的创业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移民成为创业创新的充分条件。

但是，世易时移。历史发展到今天，再希冀通过大量移民谋求大规模创业，已几无可能。

创新创业的专门人才是今天的创业主体，也是创业创新的必要条件。

那么，人从哪里来？

他们当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城市到另一个国家或城市去创业，但这已经是个体的行为，而不是群体的迁居。在我看来，创业创新人才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就像斯坦福大学、MIT（麻省理工学院）、特拉维夫大学等，被公认为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未来中国也会出现一批这种类型的大学，在培养创业创新人才方面产生独特的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满足创新创业对人才的渴求。

如果我们把劳动人口分为创业者和打工者，那么，他们各自的本质性差异在哪里？

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作者观察和研究了创业者的行为，进而挑战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的创业者行为。“在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人类行为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新阐述时，我们质疑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他们认为，创业创新需要个人超越短期个人利益，并关注于长期共赢。

作者说，在热带雨林（指创新生态）中让人们从事创新的动机是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超理性动机是基于创业者和创新文化提出的对人类行为的另一种假说。

“雨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观察“雨林”，往往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内在超理性动机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通常所谓的企业家所特有的，究其本质，社会中任何个体，只要是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超额回报，都可以认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这其实还是在讲经济理性，任何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都是有程度不同的风险的。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最终成为成功创业者和企业家的人为什么少之又少？

这取决于他或他的团队是否为“对”的创业者，是否在满足“对”的需求。经验表明，是否为“对”，是试错的结果，而且通常这些试错“对”的概率还很小。当然，他（们）是否处在一个“对”的地方（雨林）也很重要。这就是我在后面要讲到的创新生态的价值：能够提高试错为“对”的概率。

然而，是“对”的创业者，又找“对”了需求，是否就意味着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我提出过第三个试错“人格试错”，亦即企业主能否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够直面挑战，赢取各种商机，又能够克服自我膨胀、过度投机和不良习性等人格缺陷，进而人格试错为“对”，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完成这个平衡的创业者和企业主，一定具有超理性动机的特征。

概括上面两层意思，主要有以下观点：

今天是创业创新人才在创业；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超理性动机的行为特征；

他们中的成功者一定是出于超理性动机，在做他们的创业创新事业。

今天，在什么地方创业？

上面已经提到，创新生态系统是能提高创业“对”的概率。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创业活动比产业发展更需要集聚，也就是说，稀缺的创业者和其他各种创业资源，需要集聚在一个类似生态圈的地方，才能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硅谷、硅溪和深圳湾，正是因为那里的创新生态系统优于其他地方，所以才出现了更多的新创公司、更多的成功企业。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概念。借用到创新领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生态链。不同要素和行业间创新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圈。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往往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观察和数据均表明，创新成功的绝对数与创新主体有关，所以，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创业创新成功的相对数（概率）与创新生态有关。

也就是说，当创新生态为既定，创新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功结果就会越多；当创新主体的数量和质量为既定，创新生态就决定着创新的成功率。

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近似于常数。因此，对于创新成功来说，创新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对于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来说，在做人才的文章的同时，也要关注创新生态。唯有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里，创新意愿才能得到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才能得到提高。

创新生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个层次。如果说一个企业构建了内部创业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上的主体、要素和相关环节就构成创新生态。

现在比较流行的创客（众创）空间，就有各自的创新生态。这些是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总是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中。在区域层面，分别有街区（小镇）、城区和湾区（城市群）的创新生态。它们既独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湾区。湾区现在是全球区域创新中心的代名词，是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集聚地的代名词。它是从一个或若干个增长极开始，从“点”到“带”、到“片”而形成的。

目前，被公认的世界三大湾区是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一经提出，就被称为是全球的第四大湾区。所谓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以深圳的科技创新资源和香港的金融资本资源为主导，并整合区域其他各种优势资源，沿珠江口和深圳湾形成的都市圈意义上的“大湾区”。

为什么科技创新、新经济的集聚地都在“大湾区”？

除了湾区特殊的区位条件，这也只能用创新生态和其中的人才集聚来解释。“大湾区”有着积淀起来的创业和产业的创新生态，其中，以旧金山大湾区最为典型。创新生态中的资源集聚，以人才集聚为主要内容。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最终能否产业化，靠的是什么？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集聚，还有大量科技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聚。这些人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有多样化需求，如教育、医疗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而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地方，非“大湾区”莫属。

今天，政府如何对创业作为？

根据以上对创业创新人才和创业创新生态的讨论，我认为，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深入讨论。

在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部分城市出现人才“大战”，这一方面佐证各地对创业创新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凸显各地在人才集聚上面临的困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引领下，逐步进入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人力资本和技术、企业家精神一起，成为中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作出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前瞻性调整，即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着中国人力资本和创业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我在上面讲到的各层次创新生态，它们所处的宏观空间就是城市群。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在基础设施便利、环境气候宜人、思想观念开放和经济优势先发的湾区或半岛形成的城市群，例如，世界著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群；又如，正在中国规划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和山东半岛的城市群，都有着新动能集聚、新经济策源的创业和产业创新生态。人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湾区、半岛这些地理描述，而不是城市群这个落脚点。

其实，率先提出粤港澳、环杭州湾城市群，是因为这里有着更加成熟的城市群发展需求和条件。

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化，并推动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发展粤港澳、环杭州湾城市群，意味着以城市群方式推动城市化发展，将极大地拓展和优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更多的城市群不在湾区和半岛，在未来不同的时期，将陆续提出内陆地区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建设。

所以，率先提出湾区城市群建设规划表明，在我国先发地区的城市群，聚集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城市化道路也在相应地升级和优化。这是规划和建设大湾区城市群的一般意义。

在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规划一方面不断调整原来的不合理设置，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元素，放到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空间，或先行先试，或重组融合，产生增量意义上的动力和价值。

现在提出的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将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以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进而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减少土地低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与产业规划相比，政府编制区域规划的作用相对正面。其原因是，区域规划和发展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本来就是各级政府。产业规划则不是，它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是企业家、投资家和创业者。尤其在新兴产业领域，大量的新技术、新模式的试错都是在上述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区域规划，对科创资源和新兴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硅谷生态圈》的两位作者指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因为，人们往往认为政府并不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政府是创新生态中的一个机构，是服务链上的一个环节，肯定要有所作为，这也是我们进行“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政府应该作为什么？如何作为？

例如，在我国的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占5%，而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一般在20%左右。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一点说明，政府应该对基础研究加大作为。此外，在过去，补贴和扶持基金是政府主要的对创业创新的作为方式，而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更多的是政府购买。哪种效果更适合中国？这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政府对创业创新的作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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