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于人生的态度（换个角度看苏轼）

许多时候，东坡实干家的身份总是被他飘逸洒脱的形象遮盖了去。人们觉得，实干与飘逸是水火不容的反义词，实干家就要不苟言笑、兢兢业业，若是似东坡这般随性恣意，多半是个如同赵括一般只会夸夸其谈而不靠谱的人吧。

恰恰相反，比起范文正公、王荆公，东坡的政治实干毫不逊色。

治国平天下，本就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哪怕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这是为理想的英勇献身，是对光明的无限憧憬，是对责任的毅然担当。三代，这个数千年来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国，将天下人心聚拢在了一起。

少年时的东坡在朝堂中“庆历新党”的影响下，暗暗立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他发誓要像张载那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朝一日“西北望，射天狼。”还北疆一片安宁。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无奈的是，世间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既然有追光者，那就有逐暗人。

他也想过放弃，甩甩手不干了，一走了之，找座深山隐居起来。“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可最终，东坡还是舍不得，舍不得深居庙堂的赵官家，舍不得朝趁暮食的苍生百姓，更舍不得可恨却又可爱的凡尘俗世。

东坡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他更像一个勤奋耕耘在朝堂间的农人，天生就和百姓们合得来。

东坡初入仕途时，在西北凤翔任佥判，不顾朝廷禁令私自为难民营造村落；牧守杭州时，利用疏浚西湖时挖出的葑草和淤泥为百姓修建了一座长近三公里的“苏堤”；知徐州，退洪水，修黄楼。比起百姓的福祉，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百姓们也是即为感激爱戴他的。东坡因“乌台诗案”下狱后，杭州百姓沿街设立香案，为他们曾经的父母长官“苏青天”焚香祈福。

有人说，“乌台诗案”前，苏轼只是苏轼；而“乌台诗案”后，苏轼才蜕变成了“苏东坡”。

当他从那座幽暗冰冷的囹圄中踉跄着走出来的时候，一百多日的牢狱生活几乎将他撕成了碎片，身心俱疲。之后，便是如同“缓刑”一般的罪臣生活。黄州、惠州、儋州，曾一度与死神相会的他被一再放逐，竟到了天涯海角、贬无可贬的地步。

可这个人，是苏东坡，是千百年来仅此一人的苏东坡。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有些人咬得了一辈子菜根，可若突然从鱼肉变成菜根，只怕一时难以接受。这正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初到黄州，他不再是朝廷大员、一方郡守，过着“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这清教徒般的生活。可东坡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春日出游，无风无雨；携酒与鱼，夜梦孤鹤；庭下空明，闲人如吾。

过往岁月的陟（zhi四声）罚臧否、少年得意的自傲狂放与身陷囹圄的心灰意冷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他丢掉了昔日爱不释手的方巾青衫，换上了菱叶裁剪的上衣和荷花织就的下裳。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生活，也终于有资格风轻云淡地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初至瘴气笼罩着的惠州，他从船上走下来，面对着前来迎接自己的父老乡亲的崇敬却又有些好奇的目光，他还是流下了被人情温暖了的热泪：“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在被称作“夷岛绝域”的海南岛，他穿着庄稼人的斗笠蓑衣，在雨地里蹚水，引得狗吠人笑；带着只土狗村头村尾到处找人聊天，还挺缠人：“拜托讲个故事吧，一个就行。”人家讲不出来，他就自己讲；丰收的时候和农人一起喝酒庆祝，被热情奔放的黎族少女们的花裙子团团围住，开心地大醉……

秦少游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知晓了这种“苏氏之道”之后，也就可以理解，那个在监狱中唉声叹气、愁容满面的苏轼，也正是那个在阳光下旷达飘逸、随遇而安的东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