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春运思乡的小段子（古人的春运慢悠悠的路途）

一辆东周时期的高等级马车(2018年11月2日摄)。经过对车辆遗存的测量,初步确认这辆马车拥有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较大型车轮,每个车轮拥有辐条38根。车厢横宽142.5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亘于车厢底部。专家表示,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先秦时期出土如此体量的马车遗存十分罕见。 新华社发资料片(刘勇摄)

关山远

又是一年的“春运”时间。掐着日子，选择火车、飞机还是自驾……归心似箭。

箭脱弦而出的速度，大约在每秒50米，折合为时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兴号时速350公里，和谐号300公里，已远远超过了箭的速度。

如果还原古人的“春运”，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乡路途中，沉甸甸的乡愁积攒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铭心。

一

从北京到江苏宜兴，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驾的话，大约12小时，乘高铁，只需5个半小时，最快是坐飞机，北京飞南京，不到两小时，出机场再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个宜兴人从京城回乡过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这年腊月，成功请辞告老还乡的一代贤相徐溥，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从腊月初启程，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来他给同僚李东阳写信感叹说：这一路折腾得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这一年，徐溥已经71岁了。

在徐溥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徐溥当过“四朝宰相”，回乡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样，仍然累成这个样子，可见其他归乡人在漫漫长路上遭遇的劳苦了。

或许，今天春运路上还有朋友对“堵车”“抢票”发慨叹，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难。一部古今春运史，背后是中国交通变迁史。

可以说，古代交通状况，决定了古代春运的半径、规模与质量。

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发展，是从秦朝开始的，到汉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秦朝对中国交通的意义，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车同轨”。著名学者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一书中写道：“‘车同轨’,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了。”

秦汉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遥想当年，孔子坐在缓慢前行的牛车上，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镜头，辘辘的木车声中，时间似乎停滞。这是老子喜欢的境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秦始皇不喜欢，统一六国之后，他将发展交通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陆路交通得以快速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同轨”制度外，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至吴楚，西达临洮，北达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驰道”。

“驰道”，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中国交通史》上说，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驰道的建设，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试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有了驰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时间，也不会有14年之漫长了。

汉代交通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褒斜道连通了长安与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当属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这条路，让汉朝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从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大一统时代，交通就能获得长足进步：隋唐时，运河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唐代还修建了石门道，将川滇和中原连接起来；宋元明清时期，交通建设也越来越多样化，陆海交通均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有堪称伟大的“郑和下西洋”，到了清朝，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也依托当时先进的交通，鼎盛一时。

但是，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终是艰难的。到了晚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引进铁路、轮船和汽车之前，道路状况与交通方式，千年来并无质的飞跃。“行路难”，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时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乡过年，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动身，才能赶得上在迎接新岁的爆竹声中，回到温暖的家。

1053年7月，时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归葬，这年冬天，再返回颍州过春节。在今天，从阜阳到永丰，不到1000公里，开车也就9小时，但当年欧阳修在路上就来回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他感叹说：“水往陆还，奔驰劳苦”。

二

“奔驰劳苦”，确实是古代“春运”的主题词。 明朝有个叫王锡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当时属江苏)过年，经漫长的旅程，老家在望了，开心啊，但马上心情又变差了：靠岸时码头上乌麻麻全是船，挤了两个时辰才挤进去……

在铁路、轮船、汽车出现之前，舟车牛马，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其实是想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当时马戛尔尼带了一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产品来中国推销，其中包括两辆马车。马戛尔尼对英国马车打开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因为他抵达中国后，体验过中国的马车，沉重，缓慢，而且特别颠簸。他还近距离观摩过乾隆皇帝的“御驾”，同样是式样笨重。他带来的英国四轮马车可不一样，带着浮悬弹簧，可以有效减震，乘坐舒适度很高。

但是，马戛尔尼失望了，他无功而返，带来的各种产品被束之高阁。不是英国的产品不好，而是中国的皇帝太守旧，认为自己的东西已经很好了，比如马车，上千年都这么颠簸着过来了，难道还不好吗？

是的，千年不变，中国古人就乘坐着笨重的马车或牛车，在路上颠簸往返，无论是上任，赶考，还是旅行，或者，回家过年。

古代没有相机，当时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还有古画流传于世。以宋朝为例，从传世的宋画看，如《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等，大多是牛车，也有少量驴车。有人研究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余匹动物，十三辆车，二十九艘船，八顶轿子。车、船、轿子，就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骑马或者乘坐马车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后，中原失去了战马的主要来源，因此严重缺马，需要耗费巨资向周边买马，有钱人才养得起马，普通人家，一般骑驴，当时京师开封还有专门出租驴子的商铺，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能够出租马的，就等同于今天的豪华专车服务了。

在宋朝，春节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著名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就记载过当时春节前开封城外拥堵不堪的情景。当时的车，有“太平车”“平头车”“串车”，太平车是大车，连成一排，用二十多头驴或骡子来拉，也有用六七头牛来拉的，堪称古代的大型平板货车了。名画《雪溪行旅图》中，还出了三辆三牛厢车，以三牛牵引，双层车厢，上层低而宽，是卧铺，下层高而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形。从画中可以看出，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层向上层爬去，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人裹被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可能是行李车。这幅画描述的是雪中赶路，可以称之为“大宋春运图”了。

从古人记载来看，除官员有公家配给外，民间无论租赁车还是轿子，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没钱，就只能靠两条腿了。

当然，古代等级森严，对于乘坐什么规格的车、几人抬的轿子，都有明确规定，一旦超标，就可能给弄个“僭越之罪”，土豪们再有钱，明里也不敢乱来。历史记载的皇帝之外最奢华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4月)，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当时他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无霸大轿子，这个轿子大到什么程度，像个小阁楼，里面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地方官员为了让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忙得不亦乐乎。

即使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来说，这轿子无疑是严重超标了，更甚的是，还有精锐部队护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这支回乡队伍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当时张居正权倾天下，这次回乡，拉风得很，但无论是高调秀恩爱，还是高调秀权势，都没好下场。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这顶巨无霸大轿子，成了一大罪状。

三

南宋诗人陆游写有中国古代第一本长篇游记《入蜀记》，当时他由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当通判(知州的佐理官)，乘船由大运河转长江水路前往，经今浙、苏、皖、赣、鄂、渝六省市，历时160天才到。

如果走陆路，要花更长时间，毕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陆游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下，行速相当缓慢。史载，当时“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车三十里”。以北宋为背景的《水浒传》，林冲被打了一顿棍子、脸上刺上字，给发配沧州，书上写道：“第一日走了‘三十里多路’”，再走了三两日，投宿村中小店，被董超、薛霸两个坏蛋蓄意用开水给他洗脚，脚底起了大血泡，翌日更走不动，然后在野猪林动手。可见当时林冲带枷而行，身上又有伤，也只能每天走30多里路。

遥想当年，一个四川人在京城(无论是开封还是北京)为官，要想回乡过年，是何等漫长的旅程！

名山大川，是旅游好去处，却是回家的最大阻碍。在今天，从湖南衡阳到武汉，高铁一个多小时可达，但就在三百多年前，晚明衡阳的王船山到武汉参加乡试，回家途中，差点葬身鱼腹——当时湖南到湖北，需过洞庭湖，王船山乘坐的船，过城陵矶港时，忽然狂风大作，帆船撞上礁石，散了架。

清朝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要赶考，必须渡过八百里洞庭湖。毛泽东的岳父、湖南著名学者杨昌济曾回忆，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可以说，一湖洞庭水，断了无数学子“闱场”梦。一直到雍正元年，南北分闱，在长沙设立考场，从此湖南进入人才辈出的时代。这就是地理对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试想想，王船山时代要想有“湘鄂情”，何等艰难，湖北女婿春节要陪夫人回湘过个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当然，除了路途艰险，古人春节回家，忌惮的还有路上的强盗劫匪。《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这位古代最牛“背包客”曾经在路上三次遇到强盗。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为惊险，差点丢了性命：当时强盗先以一男孩哭泣诱骗，徐霞客同伴不忍心，上岸去察看，回船时，强盗趁跳板还没撤，从河滩草丛里冲出来，点燃火把扑上客船，闯进舱室挥舞刀枪向客人乱戳乱砍。船客们在狭窄的空间里躲无躲处、逃无逃处，为保命只得掀开船篷、赤身裸体往冰冷的江里跳。徐霞客最后一个跳江，倒栽下水，耳朵和鼻腔都灌了水。好在他个子高(一米八)，水深只齐腰，挣扎出头后刨着水爬到相邻的运谷船上，“身无寸丝”，有位好心的船客脱了自己身上一套单衣单裤给他遮羞御寒。

在路上，还有比强盗更可怕的。

今天，欢度春节的人们，或许会到动物园看看老虎什么的，当年，那可是老虎等在路上看人。历史上有太多虎患的记载，尤其是明清时代，人口繁盛，四处拓展，老虎们开始走出深山，惨烈的人虎大战开始了。公然游荡在路上甚至村庄的老虎，成了时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一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了。唐代诗人陈陶有一句诗催人泪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试想想，新春佳节之际，一个妙龄女子在爆竹声中沉沉睡去，梦见了自己的心上人，而这个人，早已经是万里之外的一堆枯骨了，他再也不能回家过年了。

四

明朝有个大臣叫杨廷和，四川人，很有名，他的儿子杨慎更有名，后来中了状元，写下了著名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廷和曾在京城国子监求学多年，有一年春节归乡省亲，先是步行到今天的北京通州大运河，然后乘船，再转船，兜兜转转大半个月，才平安到家。

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没有寒暑假、双休日，但是春节放假，学生回家，国子监还提供差旅费。令今天大学生羡慕的是，国子监学生可以请“长假”，长假可以长到一年，如果超过一年而又不来国子监销假，就要除名。杨廷和回四川过春节，应该是请了长假。

古代的春运人群，远不如今天规模之大。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都被禁锢在土地上，很少有远游的机会，远游在外，然后春节有条件回家的，基本上是这么几类人：官员、考生、商人、手工艺人。

官员春节均放假，《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写道：宋朝官员的休假，大致分为公假和私假两大类，公假有节假、旬假、国忌假(本朝先帝、先后逝世纪念日)、外官上任假、唱名后假(给考官放的)、朝假，还有特殊情况给假等；私假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忌假等。有意思的是，宋代官员的婚嫁假，自身结婚有九天假，亲人结婚也放假，视血缘亲近，假期不一，亲兄弟结婚，有五天假，曾孙、玄孙等结婚，给一天假，享受这个假期，应该是白发苍苍的年迈官员了。

宋朝春节放假是这么规定的：“假七日，休务五日”，这里的“假”是指在京的官员免予朝参，就是皇帝不上朝了，“休务”是指各级官署停止办公。对于家乡远离京城的官员来说，这一点点假期，无疑是回不了家了，官员回家，基本上都上请探亲假，给假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当然，除去路程。

其实古代官员能够请假回去过年的，并不多，因为皇帝要请大臣们一起过年。《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写道：宋朝的春节，朝廷准许京城百姓“关朴”(主要是赌博)三天。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到街上去逛，“其间开设舞场、歌馆，车马交驰，热闹异常。傍晚，贵族妇女出游，入场观看或进市店饮宴。”朝廷则举行正旦(大年初一)“大朝会”，皇帝端坐大庆殿，四名魁伟武士站在殿角，称“镇殿将军”。殿庭列仪仗队，百官都穿朝服冠冕，各州进奏官手持土特产，各路举人解元也穿青边白袍、戴二梁冠立班，外国使臣，也随班入殿祝贺。朝贺毕，皇帝赐宴。宫城外，已结扎起山棚(灯山)，百官退朝时山棚灯火辉煌，金碧相射……

如此看来，在古代，多数家在外地的官员，是很难回家过年的：路途遥远、花费颇巨、难以请假、皇帝要陪……

唐朝诗人戴叔伦有一首《除夜宿石头驿》，写尽了不能回家过年的哀怨：“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当时戴诗人任抚州(今属江西)刺史，他家在金坛(今属江苏)。抚州到金坛，哪有万里？但是对一个春节不能回家的人来说，“万里”，指的是心理距离。

古今悠悠数千年，无数人漂泊在外，春节思家，在时间里留下过酸楚慨叹，只是除了官员、士子之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留下声音。还好有音乐，云南哀牢山《赶马调》，记录了当年茶马古道上，那些“马帮”春节思家的歌谣，今天听起来，潸然泪下：

可怜可怜真可怜

赶马不在家过年

世上可怜赶马人

大年初一就出门

腊月赶马大寒节

遇着哀牢下大雪

三十晚上回不到

老娘挂儿孙挂爷

富豪过年在家中

马哥过年路边蹲

哀牢山中老虎叫

骡马不走就地跪

无量山中人熊笑

骡马逃鞍收不拢

赶马要给钢铃响

钢铃响着马壮胆

……

五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捏饺子……”

遥想当年，经历十几天甚至数十天才回到老家过年的游子，听到这些民谣，怎不热泪盈眶？

春节，是中国人仪式感最强的时间。这种仪式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藏于血脉中，如此顽强，很难更替。或许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些在缓慢的旅程中一点点靠近家乡的古人心中积淀下来。因为回家如此艰难，团聚如此难得，春节，才如此珍贵，年味，才如此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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