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人物事迹（带着使命来到人间）

【文｜落雪 砍柴书院专栏作者】

【编辑 ｜毛毛雨】

日前，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9网络年度热词—— “东风快递”当仁不让入选“网红”热词。

而在“东风快递”家族里，东风41被专家评价，“东风41是中国核威慑的终极象征”。

我们今天能有这份成绩单，足以告慰“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英灵。

上世纪50年代，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尽快研制出自己的“两弹”——导弹和原子弹。

邓稼先临危受命，接受了研制原子弹任务。他离开爱人，离开孩子，远赴荒野大漠，隐姓埋名28年。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欢呼雀跃的时候，邓稼先却被诊断，因遭受严重的核辐射，身患癌症。

一身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邓稼先践行了当初的诺言：“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他说：“死而无憾。”

好友杨振宁这么评价他：

“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

何为纯？《说文解字》这般定义：“不杂曰纯。不变曰粹。”

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踏上了纯粹的征途，收获了纯粹的果实！

只有知道了通往明天的路，才能清楚而有智地规划未来。

邓稼先有一位爱国重教的父亲，为他点亮了人生的路灯。

父亲邓以蜇，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我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与美学家宗白华齐名，享有“南宗北邓”的美誉。

邓以蛰经常说，“一定要让小孩子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于是在邓稼先年幼时，学贯中西、学养丰厚的邓以蛰，便以《左传》、《论语》、《诗经》为其开蒙，用《大学》、《尚书》、《中庸》，教他修身立德。

他希望儿子不仅要有文化内涵，还要有理想信念，治国平天下。

邓稼先就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一颗幼苗于心里渐渐发芽长大。

邓稼先13岁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平静的读书生活被打乱。

日本哨兵横行在北京城里，逼迫中国百姓鞠躬行礼，强制学生挥舞日本旗，为他们呐喊“助威”，更有甚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肆意捕杀中国人……，

少年时的邓稼先，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日本人的恶行，深深刺伤了他纯洁的心，这些年学习的天罡伦理，人间是非，刺激着他，他感到强烈的屈辱和仇恨。

从那以后，少年邓稼先的思想，形成两条路：仇恨日寇，关心国家的命运；刻苦读书，有朝一日能够救国救民于水火。

上大学时，父亲告诉邓稼先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这句话深深地刻在邓稼先的脑子里，赴美留学，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在他去美国求学前，很多同学不解，有人就劝他：“新中国的诞生不会远了，天快亮了！”并建议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邓稼先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邓稼先背着父亲的期许，心中装着国家的命运，苦学深造，得到了导师的青睐，导师便邀请邓稼先赴英深造。

可是邓稼先在拿到学位的第9天，这个26岁的“娃娃博士”，婉拒了邀请，立刻启程回国，履行了那句：我学成一定回来。

无论什么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复杂的社会中，坚守着一份至纯的信念，在碌碌的人群中，褶褶发光。

1953年，29岁的邓稼先和许鹿希女士结婚。

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领袖许德珩教授的女儿，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婚后的生活，安定而甜蜜。他们一起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欣赏暴风雨过后，树丛、花草和岩石带来的恬静清新的共鸣。

此时，邓稼先在物理研究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和同事们辛勤耕耘，相继发表了四篇关于原子核理论的论文，为原子核理论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由于工作出色，邓稼先很快成为为副研究员，成了中国最具潜质，最有才华的核物理专家。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邓稼先蓄势待发，属于他的神圣使命终于来了。

1958年8月，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教授找到邓稼先：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他自言自语“我能行吗？”

“非你莫属！”

他满脑子都是“大炮仗”的样子，来不及认真思考这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晚上冷静下来，，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面对妻子的询问，终于，邓稼先缓缓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单位，给我来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这些也不行。”

“希希，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窖。

她才30岁，邓稼先这么一走，她就要带着一个4岁、一个2岁的娃娃，要照顾4位老人，还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还不能生病、休息，想想都难以承受。

可她懂得，这是邓稼先的理想，是他一生的信念，她收回呼之欲出的叹息和抱怨，只说了一句：“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自此，爱情美满、婚姻幸福、家庭和睦的邓稼先，一人、一包、一步、一心，向荒漠纵深处远去，踏上了艰难征程。

他从此隐姓埋名，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和未经批准的朋友交往，不说自己在什么地方工作，更不能说在干什么。

父母，妻子，儿女，朋友，全部是保密对象。

“邓稼先”这个名字，凭空消失在空气中。

邓稼先担任原子弹总设计负责人，带着28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门心思的研究。

28年，他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试验，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核研制和核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这个时间，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而苏联用了四年，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

当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遍祖国大地，许鹿希隐约猜到丈夫在做什么，她为他高兴，也为自己开心，邓稼先完成任务后回家，替自己分担一些家庭的责任。

邓稼先回来了。

可事情却是另一番样子。医学教授许鹿希被警卫员请到了医院。

许鹿希看到久别的丈夫，静静地躺在301医院的特殊病房里。

一场手术过后，他虚弱的躺着，甚至不知道许鹿希的到来。主治医生把切下来的一段小肠给许鹿希看，她用手一摸，大大小小坚硬的淋巴结充满了小肠：直肠癌晚期。

医科大学的老校长说：核辐射和癌细胞两下夹攻，不好办呀。

核材料钚239和铀235都是放射性污染源，对人的辐射是有害的。邓稼先工作中，几乎天天需要接触放射物质，日积月累“吃剂量”的结果不言而喻。

最致命的是，70年代末一次核试验出了事故，一百多名防化兵没有找到核弹，“这事我不去谁去？”邓稼先不顾同事劝阻，亲自去找。

他要找到核弹，还要知道失败的原因，这些，只有他能做到。

就是这次，他遭受了极为严重的辐射伤害。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做检查，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细胞内染色体呈粉末状，肝脏受损。

许鹿希知道，是放射线摧垮了爱人的健康防线，癌细胞空前活跃起来，疯狂地吞噬着这个钢铁汉子的生命。

1986年5月，邓稼先又做了一次手术，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他预感到生命留给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忍受病痛的折磨，临终前三个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初稿。

这是一位科学家，临近人生终点，对祖国的最后牵挂和贡献。

邓稼先的身体每况越下，“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鼻子、嘴，眼睛、耳朵、肛门，血从每一个可能涌出的器官涌出来，止痛的杜冷丁，由一天一针加到了一小时一针。

大限将至，邓稼先眼底出血，已经看不清这个世界了。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

“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我的祖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说完这些，昏迷了两次，而这一次他没有再醒过来。

也许，他还想对许鹿希说“来生，我还选择你”。可是他未说出口，脸上挂着微笑，谢谢这一生的挚爱。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邓稼先和他带领的核试验团队，从北京到青海，从青海到绵阳，从绵阳到罗布泊，献了青春献终身，直至生命燃烧到最后一刻。

邓稼先为中国人民所做的其实也并不复杂，只有五件事：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武器小型化，核禁试。

他的好友杨振宁说：“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也没有矛盾。”

他的每一步，都是对“科学救国”理想的追求；他的每一脚，都落在通往“精忠报国”的征途中；他的每一天，都在奋斗中实现着自己“死而无憾”的诺言。

一位伟人南巡时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人生无论辉煌还是暗淡，最终指向都是死亡这个唯一的终点。可决定生的品质和死的价值的，是一个人为社会留下了什么。

邓稼先留下了强大的祖国，也留下了我们今天的人山人海，车水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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