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中关于虎的记载（文字谣谣零）

今天偶尔看到一个提问：唐朝人为什么见不到「虎」字？提问的人连「是不是」都没问，就直接问「为什么」？

「预设前提」如此不自明，让我感到很疑惑！我在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原来【唐朝不见「虎」字】【唐人不敢说虎】和【唐朝「以胖为美」】一样广为流传。

甚至有文章说：唐代到了说「虎」写「虎」到了要杀头的地步，所以当时叫「虎」为「大虫」，便溺器「虎子」叫「马子」。

其实，这种说法完全不可靠。唐代「虎」字出现也非常之频繁，这是本文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说，你不能说唐代有人密室之中写个「虎」字，在家里和老婆在被窝说个「虎」也算？

当然不是。这我不可能知道。主张唐代见不到「虎」字的人也不可能知道，我们都是要依据流传下来的文献和文物来下结论。

避讳一般在公域文献中规定比较严格，而在唐代官方文本或在行政、科举等公共领域流通的文献，完全可以用「虎」。

另一方面，从目前看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确实有文献记载说:唐代需要避唐太祖李虎之「虎」的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原因：

1、我们对古代避讳制度的理解有偏差。

2、把史料的记载直接当做定论。

《洛阳日报》的文章

http://lyrb.lyd.com.cn/html/2010-03/26/content_618297.htm

所以，本文就是要谈这个两个问题，澄清此谣言，因为这个说法不仅自媒体盛行，好像连有些官方日报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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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能频繁的见到「虎」字

先说一下唐代的文字政策以及一些政治背景。

我们知道唐太宗曾说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说的继承了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天下英才为李唐效力。

科举制度在唐初成型，唐代非常重视科举考试。

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割据，南北阻隔，汉字地方变体、俗体别字很多，严重影响汉字的应用。

《说文》言汉字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这样当然对唐代的经典古籍的校勘刊刻、科举考试、行政文书都有一定影响。

所以，唐朝其实一直都有「正字」活动，从唐初到唐中晚期，颁发过多本规范文献，而负责此问题主要是孔、颜两大家族。

如：孔颖达、颜师古等，训经、校勘、正字几乎是他们的家学。他们是孔子和颜回的后裔。

最有影响力的正字的标准文献是中唐大历年间颁布的《干禄字书》，编辑和书写者正是有一身正气，对大唐王朝忠心耿耿，又有学问又是书法家的颜元孙和侄子颜真卿。

干禄字书

其实《干禄字书》只有五百多字，选取都是一些最常见、异体比较多的字进行规范，分为「正、通、俗」三体。

这最常见的五百多字就有「虎」字：

《干禄字书》中的「虎」字

引自：《颜真卿干禄字书》，（紫禁城出版社，2004），页37

《干禄字书》的「干禄」二字就是「求取福禄、功名」的意思，就可以看出，这是给士大夫在科举和行政领域使用的，

而且《干禄字书》跟儒家经典的石刻一样，一般是刻在石碑上树立在一些唐代太学、弘文馆之类的学术场所。

可见连这些领域都不避讳「虎」，怎么会可能完全见不到「虎」字呢？

树碑立传，名垂青史，是古代石大夫的终极追求，在隋唐时代尤为兴盛，有地位的官员一般是请当时最好的「写手」和书法家、石匠为其撰文刻碑，比如：颜真卿、韩愈。

墓志记录有主人的生平、功勋、管制等等，反正是极近赞美之能事，就跟今天的悼词差不多。

隋唐墓志今天有很多出土，下图是专门收集唐楷的《唐楷书书法字典》收录的墓志上的「虎」字，墓志的主人都是官员。

这些证据显示，颜真卿给当时很多官员写的墓志，都没有避讳「虎」字：

引自：《唐楷书书法字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页690。

我们知道古代对碑碣制度是有规定的，特别是在王权强势，统治有效的时候，对政府官员规定非常严格，因为这在政治伦理中是「僭越」，是有造反的嫌疑的。

唐代碑碣制度详见：

张宇. (2014). 唐碑形制与唐代碑碣制度之关系考. (Doctoral dissertation, 四川师范大学).

所以，官员的亲属一般是不敢造次，而且还是还是颜真卿这样的「忠臣」写墓志，如果真是那种「草木皆兵」的程度，他肯定会谨慎对待的。

仅举一例，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寿州刺史郭公庙碑铭》，也就是郭子仪家庙之碑，最能说明问题：

《郭公庙碑铭》碑额是唐代宗李豫用隶书写的「大唐赠太保兴国贞公庙碑」：

唐代宗书写的《郭公庙碑》碑额

碑文是颜真卿书写的，其中「寿州刺史郭公」指的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的父亲，碑文中有郭子仪兄弟的名字。

书写碑额的皇帝本人，颜氏家族和郭氏家族，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大唐的朝中的「肱股之忠臣」。

我们知道功高震主的郭子仪，在政治上的谨慎小心，谨慎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如果唐代避讳「虎」很严格，郭子仪会在父亲的碑中完全不避讳「虎」？

碑中有铭文：信可谓王国（九虎）虎，生人荫庥者欤？非太保之迈种不孤，则何以锺美若是？况乎友于著睦，矕龙虎者十人；贻厥有光，纡青紫者八士。

《郭公庙碑》中的「虎」字

另一些传世墨迹和碑刻中的唐代「虎」字：

引自：《书法大字典》（商务印书馆）第1831页

所以，唐代见不到「虎」字完全无无稽之谈。不仅可以见到，而且在公共领域文献都可以见到。《干禄字书》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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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人对古代的避讳制度的错误理解

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下的避讳制度非常之复杂，在此基础上一门叫做「避讳学」的学问。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避讳」虽然很「X蛋」，给古籍阅读带来障碍，但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用来断古鉴伪。

避讳学跟文献学、文字学、考据学等多门学科交叉，本来很边缘，民国时代的陈垣先生著有《史讳举例》一书，是被认为是避讳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

陈垣（1880.11.12-1971.6.21）

能成为一门学问，说明判定「避讳」并不简单。

判定「避讳」不是说某个时代避讳某字，就一定见不到某字，就一定得改这个字。那你以此鉴定文献和文物，错误、被骗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历史》一书对「避讳」的定义是：

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人的名字与人的安全、健康和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使用自己的名字，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人们也避免说出帝王或者尊长的名字，以此表示对对方人身安全的维护，从而显示自己对他的敬畏，这种习俗叫做避讳

引自：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M].1.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1

卖肉的屠夫把「舌头」叫「赚头」就是一种「语言」避讳。一般认为原始社会就存在避讳，但中国皇权社会却将避讳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避讳学一般认为，严格的避讳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比如：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开始，「朕、制、诏」成了皇家的专利，也是属于一种避讳。

避讳的方法、种类、对象、范围的讲究是非常繁琐，我觉得一般读者是没有兴趣看的，贴两个表格稍微了解一下吧：

你以为了解上述这些避讳规则就能很好判定避讳了吗？完全不是，避讳判定可以说近似一门「玄学」！

还是拿秦始皇和秦二世举例。

汉唐学者注《史记》的时候曾判定：

• 秦始皇避讳「政、正」，所以秦代「正月」叫「端月」；
• 秦二世时期避讳「胡」字，所以「望夷宫」本来其实叫做「望胡宫」。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二世二年端月」。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註：「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云『端月』也」。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註：「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世三年）二世乃齋于望夷宮」，南朝宋人裴骃《史記集解》引張晏（《漢書註》作者）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是宮以「望北夷」得名，然「夷，東方之人也」，而「北狄通稱曰胡」，不名「望胡宮」而稱「望夷宮」者。《匯考》卷五以為「蓋諱胡稱夷也」。甚是。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就直接怀疑此说不可靠。因为《史记》所引的秦代文献中「赵高矫诏」和「李斯上二世书」根本就不避讳这「正、胡」两字：

引自：陳垣.史諱舉例[M].中華書局,1962：1

还有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正是秦始皇时代的，其中的公共领域的法律文献也不避讳「正」和「政」：

秦始皇、秦二世的名字是「君讳」，如果是在公共领域的文书中，是非常要注意的避讳范围和对象。

那汉唐学者的注解说要避讳，但有有些材料就是不支持。那你说我们相信哪一个？

根据中国《历代避讳字字典》搜集的文献史料，「虎」字有两个「君讳」：

• 后赵石虎。
• 唐高李渊追认的唐太祖李虎。

古代文献确实记载有很多避讳「李虎」之「虎」的例子，但是有些确实是当时的史料，有些是后人的注解。情况非常复杂，就跟前面说的秦始皇的避讳「正、政」一样，不是个个都可靠。

引自：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页167

我就拿唐太宗举例，说明其复杂性。

我们知道唐太宗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唐代的文献《贞观政要》记载他对避讳的态度是无所谓的，他在世的时候，只要「世、民」两个字不是连在一起，根本无需避讳：

但是；唐太宗一死，唐高宗李治时期又开始对「世、民」二字又开始避讳，今天的「户部」唐代叫「民部」，就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改的，

后世学者在注解文献的的时候，认为这些例句是避讳李世民的「世」：

引自：王建. (2003). 中国古代避讳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页125--127

就拿颜师古注解《汉书》为例，他引【《诗经》：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时（世）！】，「世」用「时」，清代学者王先谦认为是避讳「李世民」的「世」。

其实「世、时」在这句话可以通用，避讳痕迹不是那么明显。避讳规则中有「诗书不讳」，意思是儒家经典可以不避讳。

颜师古是死于唐太宗之前，他注解《汉书》的时候，李世民还在，李世民说了单字可以不避讳，还有「诗书不讳」的规则，难道就是太崇拜李世民了，不避讳就难受？

那我们能不能相信王先谦的判断？

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团浆糊，我是没办法完全相信那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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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情况非常之复杂：

• 避讳的执行其实有时候严格，有时候不严格。
• 避讳的规则有时候遵循，有时候不遵循。

古代文献中记载避讳字，大部分都是后世学者注解前朝文献时候的判定：

• 有很多模拟两可，正例、反例都有。
• 也有很多误判和错误

所以，有文献史料记载，不一定是定论，需要非常复杂的考证，以及多角度资料支持，才能认定为避讳字。

所以，我们完全误解了古代避讳制度，以为只要文献上记载某个时代避讳某字，就当成定论，而且避讳字，就是就一定见不到某字、也不能说某字。

从《干禄字书》来看，「虎」在中唐以后，可能就不怎么避讳。

有人说：唐代把「虎」叫「大虫」是避讳「李虎」的，我先不谈文献的考证，「李大虫」和「李虎」你愿意选什么名字？你认为哪一个更尊敬？

还有人说：把便器「虎子」叫「马子」，也是唐代避讳「李虎」，这也不是定谳，争议大得很，史书只记载把把「虎子」改为「兽子」。

有些学者认为「马子」其实女式便器的俗称。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此不讨论。

比如：冯双元. (2006). 也谈“虎子”与“马子”. 东南文化(5), 68-71.

所以，我们不能「见风就是雨」，世界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历史也一样。对非常之论断，保持一定合理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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