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康重读鲁迅之野草札记（周宏康重读鲁迅之野草札记）

作者|周宏康

近些年有一种“去鲁迅化”的趋势，论者言：鲁迅的文章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已不适合新时期的中国，没有了现实意义。他们要将鲁迅先生的文章，从中小学课本删掉。对此，我不能苟同。于是便起了重读鲁迅先生之意。《野草》是我读的第一本。

重读鲁迅，使我回忆起了初读。我最初接触鲁迅先生的作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读到了“孔乙己”“故乡”“祝福”“风波”“药”等小说。文章中的人物形象如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七斤老太、华老栓等等，至今清晰可见，文革中作为“匕首”“投枪”的鲁迅“杂文”句段，得心应手，也没有艰涩难懂的感觉。不像后人这样排斥鲁迅。

鲁迅的书是有难度和深度的，《野草》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读得很累、很慢，但是累并快乐着。边读边作些笔记，细细读来慢慢消化。

《野草》是鲁迅先生于“五四”后期写作的唯一一部散文诗集，共有23篇文章和一篇《题辞》。由于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下，故多采用隐喻、象征、意象等艺术表现手法，表现自身内心世界的矛盾与苦闷，表达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命运的绝望与抗争。

《野草》是鲁迅内心世界的自我追寻及剖析，有着他个人对人生问题的全部探索。它包含了鲁迅先生的全部哲学。

《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的《语丝》上。这篇《题辞》是《野草》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完成之后，鲁迅先生整理这组作品，准备出版的时候，为此而写的一篇序言性的文字。“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个开头就为把读者震一震，一个反抗绝望者仿佛就站在你面前，他的那种痛苦的生命体验会感染你，让读者也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压抑感，但不是想沉沦，而是想反抗。“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在这篇并不算长的的

《题辞》中，鲁迅先生运用了很多两级对立的概念，表达了先生浓浓的批评情绪和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散文诗。《秋夜》开头就夺人眼球，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引起后人不少猜测和探讨。鲁迅先生的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的确是不同凡响，它特有的文学效果至今争论不已。这是先生情绪的一种独特的表示方式，也是他孤独的战斗者精神世界的一种艺术象征。这样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是先生超越其他作家的表现。这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对读者无疑是一种刺激，可以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这样的句子的确是神来之笔，会给读者留下深深的印象。

《秋夜》的主要诣旨，是以“枣树”这一意象表明作者鲁迅对于“廪秋”和“奇怪而高的天空”所象征的世界进行韧性的反抗的精神；同时，也对严霜摧残的“小粉红花”和“小草”们表示深深的同情，对于追求光明而献身的“小青虫”表示悲悼与敬意。

《影的告别》是鲁迅解剖自己内心深处和生命哲学中存在的阴暗面的一篇特异的作品。《影的告别》非常难懂，我认真读了五、六遍，似乎才稍稍理清点头绪。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

（鲁迅《影的告别》）

在写《影的告别》半年之后，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是一种虚无者的充满现实感的生命哲学观。 鲁迅明知社会如此，人生如此，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这种面对“黑暗和虚无”的“实有”，进行“绝望的抗战”的精神，是鲁迅的生命哲学。

《影的告别》是一篇曲折的自喻性的作品。鲁迅所设拟的“影”与它依附的“你”的“告别”，是鲁迅内心的一种对话的表现形式。“影”的充满矛盾的声音，深刻地展示了鲁迅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中、他内心深处所有的黑暗与虚无的一个方面，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先驱者在矛盾四伏中进行的“绝望的反抗”的悲凉色彩。

在《求乞者》中，鲁迅写道：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鲁迅《求乞者》）

“剥落的高墙”象征所处时代的颓败与没落；“灰土”象征人的生存环境；“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隐喻冷漠、麻木的人群。

“求乞者”是自处奴隶地位而不去反抗社会的不平却安于奴才命运的“奴性”的象征。鲁迅写的是对于“求乞者”的憎恶，内心深处是在为一个民族的缺乏抗争的奴隶性而悲哀和愤怒。

《求乞者》这篇散文诗的核心思想，是蔑视与反对生命存在中奴隶性的卑躬屈膝，反对浅薄的“人道主义”的说教。鲁迅对于当时社会的憎恶和他对于民族奴隶性的憎恶同样地强烈。他在这篇散文诗中暗示人们：社会已处在废驰与崩坏中，而人真正的解放乃是从奴性的求乞走向人性的抗争。

在《复仇》中，鲁迅写道：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鲁迅《复仇》）

关于《复仇》的写作意图与文章主旨，鲁迅曾经两次直接地谈到过。

1931年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道：“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鲁迅把中国民众中麻木的“旁观者”概括为“戏剧的看客”，而予以批判。

《复仇》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层面上的精神批判，更主要的是凝聚了作者自身沉思已久的生命哲学：做奴隶本身并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做奴隶而陷于麻木状态，连一点反抗和同情之心也没有的人们。对于这一现象，鲁迅思考的出路或人生哲学是：以死亡（“无戏可看”）来向麻木的奴隶者“复仇”。为了社会有新生，民族有希望，以“干枯”来“赏鉴”那些麻木者的“无血的大戮”，乃是生命的极致的大欢喜。

《复仇》（其二）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鲁迅《复仇（其二）》）

鲁迅在《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写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

在《复仇（其二）》中，耶稣本来是为以色列的幸福而传道的“先觉者”，他却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理解。相反，却遭到以色列民众的迫害。正是在“先觉者”耶稣与群众的对立的描写中，作者深刻地揭示了“暴君治下的臣民”们的“渴血的欲望”，乃至他们“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的心理。

在精神批判的程度上，《复仇（其二）》比前一篇《复仇》更进了一步。

《复仇》里的“路人们”还只是一群“戏剧的看客”，以自己的麻木去“赏鉴”别人的拥抱或杀戮，他们所有的是自身的“无聊”；而在《复仇（其二）》里，“兵丁们”、“路人”，乃至“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给耶稣的不仅仅是“戏剧的看客”的旁观与“赏鉴”，而且是残酷的戏弄、嘲笑、侮辱、钉杀。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即使这“他人”是为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众人的幸福而奔走呼号受难牺牲的“先觉者”。鲁迅深刻地揭示出这样一个残酷的矛盾：为群众而牺牲的先觉者最终却成为娱乐群众的“牺牲”，他们的牺牲只是满足了“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大悲剧！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鲁迅以耶稣的清醒，对于这个“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事实，以一种“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的心境，作了有力的“复仇”。

在《狗的驳诘》和《这样的战士》中，炮轰势利而道貌岸然的文人走狗，而在《立论》的寓言中，谎话受赞、真话挨批的场景，与今日之现实尤为相似，那文末的“hehe”，不正在出自你我之口吗？

鲁迅先生从始至终都是一位斗士。尽管他在《颓败线的颤动》中，表达了自己作为被遗弃的“异端”，对世间的诅咒、复仇的悲凉心境，但仍然对社会和人民充满眷恋的感情。他从其他觉醒者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在《淡淡的血痕中》，他赞美“三•一八”惨案的革命者。

在《希望》一文中，他反复引用裴多菲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是虚妄的，希望也是虚妄的，然而就在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道路上，在他沉默尽绝的内心世界里，鲁迅先生仍然坚持不懈的反抗与追求。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