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有利条件以及评价（郑和下西洋究竟劳民伤财还是功盖千秋）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永乐、宣德年间进行的一系列海上远航活动，有史可考且被公认的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均有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即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现被印尼、马来、文莱三国共同划分）以西洋面，因此而得名。

从永乐大帝时期开始的这场远航行动即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长久的航行，也是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展开一系列海上探险之前，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航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现实意义，究竟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还是名利双收的丰功伟绩，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评判和争议。远洋航行活动的中断，又对明朝乃至后世中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就让我们一起探究一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吧！

永乐大帝朱棣的皇位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的，而按照洪武大帝朱元璋的遗诏，皇位理应属于身为皇孙的建文帝朱允炆。由于自身皇位存在法理层面的问题，朱棣即位之后迫切希望通过一系列大型政绩工程予以弥补。为此明成祖朱棣发诏，先后组织编纂了《永乐大典》、召开“永乐大阅兵”和策划了郑和下西洋等活动。而这其中，尤其以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最为深远。

郑和下西洋虽然总体保持着和平的基调，然而在遭遇冒犯和权利侵犯之时亦曾使用武力予以打击，并先后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权臣亚烈苦奈儿的势力、消灭了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了祸乱南洋的海盗陈祖义，并扶植了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在整个东南亚、南亚地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南洋政治秩序。借助郑和船队的远洋活动，明朝实质上已经在东南亚全面建立了一整套的华夷政治体系。秉承“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郑和船队，总体上是非侵略的，因此也获得了绝大部分南洋地区国家的欢迎，明朝的声望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自蒙古崩裂、元朝北遁之后，明朝在亚欧大陆腹地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不同于汉朝开拓西域、北击匈奴，也不比唐朝翻越葱岭、称雄漠北，14、15世纪诞生的明朝所面临的敌对势力要远胜汉唐。正因如此，明朝建立中央帝国传统朝贡体系的难度也非常巨大。经过数十年的拓展，郑和船队一方面在南洋地区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秩序，一方面又将诸多国家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系之中，稳固了新生不久的大明王朝。

公元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权臣帖木儿发动政变，推翻西察合台汗国，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当明朝使者郭骥前来催收贡税之时，帖木儿将其扣押，并于8年之后在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之后，当着埃及使者的面羞辱于他。自诩为王中王的帖木儿旋即开启了远征明朝的准备，并在撒马尔罕召开“蒙古人大会”。此事被蒙古本部的鞑靼以及瓦剌反派使者告知明朝，只是明朝虽在河西以及哈密等地严阵以待，帖木儿20万大军（号称百万）却因其本人丧命而陷入内战。正因如此，继续推进郑和船队下西洋的活动，有利于宣扬明朝天威，巩固和拓展朝贡体系。

明朝初年，由于东南沿海并不太平，以方国珍等人为代表的反明势力盘踞在沿海岛屿，对明朝初期政权（尤其是前期明朝都城设置在南京）构成重大威胁。另外元明之交的日本正处于室町-南北朝向战国时代演变的混乱时期，大量日本浪人成为骚扰明朝沿海各地的倭寇，甚至明朝本身亦有大量百姓下南洋成为海盗。故而朱元璋推行了禁海政策。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开拓了明朝的海外贸易。

当时郑和船队以朝贡贸易为主，辅之以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其中朝贡贸易以获取香料等奢饰品为主。官方贸易则在官方主持之下展开，遵循平等自愿、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而民间贸易则自由发展。海外贸易的拓展不仅增加了海关税收，并且也为明朝引进了不少心的工艺品、原料和技术，从而深远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发展。

为了支撑如此规模的远洋航行和数万人的官兵补给维持，郑和的船队实质上被铸就成为了明朝的海上军事力量核心。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明初就已经兴起的倭寇曾累计侵犯中国东南沿海50余次，却屡屡被明朝依靠海战的方式抵御住的，被成百上千的歼灭。战绩最为丰满的一次，明朝海上军事力量甚至一次性歼灭敌人七千余人，击毁和缴获上百艘船。

从此明朝的威望远播东洋，此后日本在数十年中始终秉承与明朝修好的姿态，甚至将部分侵犯明朝的倭寇头子扭送到中国任凭处置。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几十年里对东洋、南洋海患的清剿，才使得明朝前期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明朝周边海盗倭寇活动几乎绝迹。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才是维护朝贡体系和秩序的有力保证。

然而郑和船队的远洋活动，因其维系机制的缺陷而存在不可持续性。明朝当时下西洋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这种忽视经济实利却过分在意名义的做法有厚往薄来之嫌，对中央财政造成巨大负担。郑和下西洋和明成祖朱棣接见外邦朝贡者进行的大量赏赐，使得明朝货币外流严重，国内钱币出现大规模贬值。

不仅如此，单纯对海员官兵的恩赏和建造宝船就已经耗费巨大了。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的约两千多艘海船，平均每艘造价大约在五六千两白银的样子，加上船只转载的各种物品，花费十分巨大。为了在保证造船质量精良（确保能够支撑远洋航行）的同时展现出一种“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既视感，明成祖甚至挪用了十几个省份的钱粮以支援此郑和远洋船队。“支费浩繁，库藏为虚”使得这项规模宏大的远洋活动在朝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对意见，最终被皇帝下令废止。

明朝后来废止远洋航行活动的初衷，是为了给朝廷府库开源节流。然而等到朝廷真的禁止大规模远洋活动之后，明朝的财政却愈发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原来虽然明朝朝廷官方不再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可是民间甚至官员个人却纷纷投入到走私贸易中去了。宋、元时期曾收益颇丰的海关税收，到了明朝就不存在了。这些原本属于明朝所有的贸易利润，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入个人的腰包中去了。由于许多朝廷大员都成为走私暴利活动的利益关联者，甚至明朝内阁首辅都会亲自安排指挥海上走私活动，因而沿海边防面对走私行为的时候显得无能为力。“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说的就是这一现象。

随着明朝官方势力从东洋、南洋海域的主动退出，民间走私势力在官员的保护下愈发猖獗。同时没了明朝海军维系之后，许多地方重新出现了海盗、倭寇活动。这些势力相互勾结在一起，进入明朝中期甚至出现了倭寇纵横江浙如入无人之境的情形。正因为朝廷之中形成了特殊的海上贸易集团，故而不论是全面开放海禁（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官方介入）还是推行强硬的海禁措施（军队剪除海外走私贸易活动）均会招致强烈的反对。而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在这些利益勾连的较量中渐渐远去。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不仅是和平的、秉承友好交流的空前壮举，也对明朝建立之初巩固自身国际地位和朝贡体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一系列远洋航行交流中，郑和船队建立了南洋的政治秩序、开拓了明朝海外贸易的范围和规模、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有效地震慑了周边宵小之徒的狼子野心。作为一种大规模的远洋活动，郑和下西洋虽然引发了明朝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更多的源于朝贡贸易模式的不合理，而非其本身的错误。

后来明朝对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简单禁止，不仅未能扭转财政问题，反而因为倭寇肆掠、造船技术退化等问题，增加了国防压力。清朝后来延续了明朝的政策，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导致中国沦入近代百年屈辱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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