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写作的现实意义 写作的零度讲解作者中性的写作观与价值性写作

导　言

埃贝尔在开始编写每一期《迪谢纳神父》的时候总要用一些“见鬼！”和“妈的！”字眼。这类粗俗字眼并不意指着（signifiaient）什么，但却指示着（signalaient）什么。为什么呢？这是当时整个革命情势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写作的例证，其作用不再只是去传达或表达，而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与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世界上并不存在无标记的书写语言，《迪谢纳神父》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文学。文学也应指示某种不同于其内容和不同于其个别化形式的东西，文学也有自身的界域，正因如此，文学才被人们称之为文学。文学中一组记号的表达与思想无关，语言也与风格无关，它们都注定了要在一切可能的表达方式的内涵里，去规定一种惯例式语言的孤单性。书写记号的这种神圣秩序，使文学呈现为一种制度，并显然使其朝向着历史的抽象领域，因为任何界域都有待于一种永恒观念才能形成。但正是在历史被排斥之处，文学的表现才最为明显。因此有可能追溯一种文学语言的历史，这既不是语言的历史，也不是风格的历史，而只是文学记号的历史。我们只能推测，这样一种表层形式的历史，十分清晰地表现出了它与深层历史的联系。

当然，这一联系的形式会随历史本身而改变。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决定论去理解写作流变中呈现的历史：这一功能性特点使事件、情境和观念沿着历史的时间流动，在这里它所提出的与其说是效果，不如说是一种选择的界限。于是对作家来说，历史像是在若干种语言伦理中所面临着的一种必要选择。历史迫使作家按照他无法掌握的诸可能性因素来意指文学。例如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而且在资产阶级的（也就是古典的和浪漫主义的）时代，形式不可能分裂，因为人的意识尚未分裂。反之，当作家不再是一种不幸意识普遍性之证明时（大约在1850年左右），他的最初姿态就表现在其形式的选择方面，或继承或拒绝其过去时代的写作。因此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了，从福楼拜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

此时文学（这个词不久以前才产生）被明确地看成一种对象。古典艺术不可能被理解作一种语言，它就是语言，即透明性、无沉积的流通性，以及一种普遍精神和一种无深度、无责任的装饰性记号等在观念上的汇聚。这种语言的界域是社会性的，而非天然的。我们知道，大约在18世纪末，这种语言的透明性被发现了。文学形式发展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委婉修辞学的第二种可能性；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人们不再把文学看成一种具有优先性的社会流通方式，而看做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隐秘的语言，它既被看做梦幻又被看做威胁。

结果，文学的形式自此以后就可激发那些和一切对象之孔隙（creux）相联系的存在性情感，如异常感、熟悉、厌恶、满足、惯习和谋杀等。因此，百年以来，一切写作都是对这种“形式—对象”加以掌握或排斥的运作，对于这种“形式—对象”，作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与其交遇，他必须正视、面对或接受它，他绝不可能将其破坏而不同时使作家本人毁灭。形式在目光面前摇晃，成为一个对象。虽然人们掌握形式，但它仍然是争议的话题；尽管它多彩多姿，却似乎已经过时；虽然是混乱无序式的，但也是非社会性的；对于不同的时代和个人来说，它总是特殊的，无论表现方式如何，它总是孤独的。

在整个19世纪，这种戏剧性的聚结现象取得了进展。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它还只是一种微弱的沉积，一种轻微的语言欣快感，一种自恋现象，在其中写作几乎与其工具性功能分离，写作仅被看成是其本身。福楼拜（在这里只指出这一过程的一些典型因素）根据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出现，明确地使文学成为对象，使形式成为一种“制作”的项目，犹如一件陶器或一件珠宝一样（应当说，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现为景象，被强加于读者）。最后，马拉美通过一切客观化的最终行为——谋杀（meurtre），完成了“文学对...

思想似乎在一片虚空中愉快地升起于装饰性字词之上，于是写作从这片虚空出发，越过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一种劳作的对象，最终是一种“谋杀”的对象，今日它达到了其最后的变体——“不在”：在我们于本书中称作“写作的零度”之中性写作中，不难发现一种否定的运动和在时延过程中无力将其完成的状况，似乎文学在一个世纪以后越来越在一种无传统的形式中改变其外表，除了在一切记号之不在中，再也看不到纯粹性了，于是文学最终完成了俄耳菲式的如下梦想：一位无需文学的作家。白色的文学、加缪的文学、布朗绍的文学或凯洛尔（Cayrol）的文学，或凯诺（Queneau）的口头语言写作；这也就是一种写作热情的最后残余，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

我们在本书中企图对写作和历史的这种联系加以描述，这就是肯定一种形式性现实的存在，它独立于语言和风格；也就是企图指出，形式的这个第三维面，并非不附加一种悲剧性色彩地使作家与其所处的社会产生了联系；最后还要说明，任何文学都具有一种语言的伦理。本书使用材料的有限性（其中有几部分曾发表于1947年和1950年的《战斗》杂志上）足以表明，它仅是一部可能的写作史之导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