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城商行消息（6张新面孔进入前10）

撰文 / 史思同

编辑 / 田晏林

随着各大城商行股权结构调整、合并重组等情况频繁出现，百余家城商行按资本实力的排序出现了重大变局。不仅重组后的中原银行成为“新科状元”，前十名中，广东南粤银行、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和蒙商银行，都是近一两年才通过重组或增资形成的“新面孔”。

一贯被视为“市民银行”的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座次排序风云突变。今年以来，又有一批城商行通过增资扩股或重组兼并，迅速占据榜单前列。

《财经天下》周刊注意到，按照银行注册资本规模排序，除了北京银行（211.43亿元）、甘肃银行（150.7亿）、江苏银行（147.7亿）和贵州银行（145.88亿）这些“老熟人”外，有6个“新面孔”闯入Top10。

其中，直接跃升到Top1的“新面孔”，是今年5月刚完成重组的中原银行。在吸收合并了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之后，中原银行的注册资本由200.75亿元增至365.5亿元（据企业预警通得出，下同），是目前国内拥有最大注册资本规模的城商行。

此外，广东南粤银行、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和蒙商银行，也都是近一两年才通过重组或增资形成的“新面孔”。

一家银行的注册资本规模往往体现着他们的实力，也是其承担资金风险能力的象征。近两年，随着城商行陆续加固“护城河”，资本规模也跟着“卷”了起来。即使是刚刚完成增资扩股的华润银行，将注册资本抬升到114.67亿元，也未能成功在国内城商行Top10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监管趋严、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中，一场城商行增资的变局已悄然拉开。

无论是早些年借助IPO“补血”，还是如今通过“大鱼吃小鱼”产生聚合效应，这种动辄上百亿的增资扩股，固然增强了城商行抵抗风险的能力，但这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粗放经营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城商行大变局

自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成立至今，城商行已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商业银行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加强稳企纾困、强化小微服务的背景下，城商行也被赋予了更多使命。

而增资扩股，就成为城商行扩大业务的“本钱”，动辄百亿的增资方案，在城商行中并不罕见。

8月5日，珠海华润银行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增资项目公告，拟征集不超过10名投资方，增资完成后，投资方拟认购股数合计不超过54.24亿股，拟认购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47.3%。

以华润银行去年末的每股净资产(3.17元)计算，若本次增资扩股足额完成，其所募集资金总规模将达171.9亿元。这是其自2019年引进第四大股东深汇通投资，并将注册资本增至60.43亿元后，时隔三年，再度开启的一次大手笔增资扩股项目。

据了解，此次增资包括华润股份在内的原股东无一家参与。因增资公告明确强调，意向投资方应不属于华润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且增资扩股完成后，不与其他股东在未来5年内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不谋求一致行动关系。

无独有偶。今年2月份，广东南粤银行也进行了增资。但与华润银行不同，南粤银行还伴随着第一大股东的“易主”。据悉，粤财投资控股认购了该行增发股份115亿股，目前入股资金已全部到位，不仅帮助南粤银行把注册资本从78.77亿元扩充至193.77亿元，将其推上国内城商行第6名的位置，还因此成为该行的控股股东。

再往前细数，2020年以来，四川、山西及辽宁三省先后推进省内高风险金融机构重组，陆续设立了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河三家省级银行。按增资后注册资本排名，分别是第2、第3和第5名。

2020年4月30日，在收购承接了原包商银行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后，新成立的蒙商银行注册资本达到200亿元，与辽沈银行并列第五。

无论是主动求变之举，还是被动改革之策，城商行之间不断上演合并重组事件都在告诉外界，这个群体正处于急速变化中。

据业内不完全统计，国内城商行的数量，从2006年的113家增至2010年的147家后，2016年至2019年一直稳定在134家。这几年经过整合，2020年城商行的数量降至133家，2021年又减少到125家。

虽然城商行的数量在逐年减少，但经历重组改制、增资扩股后，资产规模逐年攀升。历史数据显示，2010年城商行总资产仅有7.85万亿元，到了2015年突破20万亿元，2020年突破40万亿元，目前已接近50万亿元。

（图源/视觉中国）

百亿级增资背后

谈及增资原因，华润银行表示，“为补充资本金，逐步优化股权结构，支持未来战略发展”。然而《财经天下》周刊注意到，在急寻增资的背后，是华润银行难以掩盖的下滑业绩。

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华润银行营业收入分别为58.67亿元、66.99亿元、74.99亿元，同比增长20.82%、13.2%、11.94%。其中，利息净收入的增幅更是从2019年的21.39%一路下降至2021年的1.53%。

与此同时，该行的盈利水平也十分不稳定，这三年期间的净利润分别为17.5亿元、17亿元以及18.44亿元，增幅分别为27.4%、-2.6%以及8.47%。

南粤银行遇到的情况与华润银行类似。

2019年至2021年，该行营业收入持续降低，分别为56.48亿元、49.38亿元、32.63亿元；同比增速更是一年不如一年，分别为6.23%、-12.57%、-33.92%。净利润也从两位数变成一位数，2019年尚且盈利16.37亿元，到2021年只赚到3.64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1年年末，南粤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2%，较2020年末上升0.47个百分点；而拨备覆盖率则下降了62.42个百分点，进一步降至230.28%。

对于此次增资，南粤银行认为，粤财控股的入股有助于优化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提升治理水平和提高业务协同效应。

华润银行和南粤银行的业绩，折射出近年来部分城商行的隐忧。标普信评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末，城商行不良率为1.96%，较上年末上升0.06个百分点。另外，与国有大行相比，城商行的投资资产中非标投资占比更高，坏账率更高。

《财经天下》周刊在与行业人士的交流中进一步发现，虽然导致城商行大变局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有所不同，但仍存在诸多共性因素，比如为了提升资本充足率、满足业务扩张，以及对冲潜在风险。

据银保监会数据，2022年一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7.34%、13.59%、12.82%、12.33%，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低于大中型银行。

而资本充足率的多少，意味着银行抵御风险和经营能力的高低。在盈利能力持续下降、金融风险、监管收紧等因素影响下，作为中小银行的主要代表，城商行往往会通过增资扩股、发行可转债、定增等方式，缓解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

而这其中，增资扩股引入的股本是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风险吸收能力最强。不过，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根本原因还是部分银行经营受到地域和杠杆率等方面的限制的前提下，吸储能力不足，城商行自身的造血能力需要提高。”

专注境内债券市场的标普信评分析师表示，城商行在疫情期间的延期贷款比率普遍高于国有大行，贷款的信用风险在2022年会逐步显现，叠加房地产行业开发贷风险和按揭断供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以及表内尚未化解的存量坏账，个别银行的增资需求较为急迫。

另有银行资深从业者从更微观的角度告诉《财经天下》周刊，“现在银行股行情不好，这时候股东加持，增资的费用也便宜。”

（图源/视觉中国）

城商行重组进行时

至少在十年前，城商行就出现过几波增资潮。但最近两年，增资扩股、合并重组的行动愈发频繁，让外界看到了城商行更多的焦虑。

5月20日，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银保监会将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鼓励优质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适格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鼓励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支持政策，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和区域整合。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中小银行加快兼并重组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形成规模效应，提高经营效能。

尽管大手笔的增资或重组，能给城商行和整个银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城商行仍未摆脱“增资扩股——增加贷款——消耗资本——资本告急”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这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发展路径，能持续多久尚存疑问。

2018年，时任郑州银行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的武安华认为，过去40多年来，我国银行业保持稳定得益于持续高增长与政府的隐形担保。然而当前经营环境改变，经济进入调整期，产能过剩长期持续，银行业正在面临缩水的长期风险。

在行业人士看来，早期的粗放快速发展为城商行埋下了较多的风险隐患，这些年来，为了应对风险而采取的增资扩产，或许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一方面，城商行对地方经济依存度高，另一方面，发展方式粗放一直被业内诟病。

早年间，银行界人士吐槽最多的，是城商行粗暴的异地扩张，以及经营模式同质化。曾有金融主管高层说，自己打个盹，北京银行就已经到苏州开网点了。

近年来，随着政策对城商行的异地展业的限制，城商行开始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但发展方式的粗放还没有完全解决。

晋商银行副行长王义斌坦言，城商行的服务水平依旧参差不齐，客群经营较为粗放，这也成为阻碍城商行财富管理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存量客户客群细分、客户画像建立等方面，城商行还未能真正区分客群差异化需求，大多仍停留在资产驱动的销售模式上。”

面对这些陈年旧疾，董希淼认为，兼并重组是手段不是目的，应采取更多有效措施，从根本上推动中小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市场上尚未建立起针对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长效机制，还需银行开源节流。”

此外，中小银行自身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转变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加快数字化转型，增强持续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内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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