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改稻为桑事件（改稻为桑的死局源于何处）

国产神剧（此处为褒义词）《大明王朝1566》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嘉靖朝波澜壮阔的朝野画卷，可以说以一己之力推高了国产剧的天花板。剧中一开始，就阐明了明政府财政上年年赤字，捉襟见肘的窘况。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都急需扩大财政收入维持政府运转。为此严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略，叫做“改稻为桑”。

改稻为桑，从字面意思就是把稻田改为桑田。大明朝的丝绸在老外看来，那是抢手的商品。出口丝绸换外汇，是一条很好的生财之路。一直以来，因为倭寇在沿海闹事，加上丝绸的原材料生丝产能不足，所以丝绸出口的生意没做成。如果灭了倭寇，再扩大生丝的产能，以丝绸的抢手程度，大明财政扭亏为盈指日可待。灭倭寇的事交给胡宗宪和戚继光他们，扩大生丝产能就要另外想办法了。生丝是蚕吐出来的，蚕要吃桑叶，要多养蚕，就得多种桑树产桑叶。多种桑树，就要占用原先种水稻的田地。那好办，把稻田改为桑田就得了。这就是改稻为桑。

改稻为桑

从理论上来说，丝绸生意比种水稻要挣钱的多。粮食的缺口可以由外省调拨，丝绸生意挣的钱买粮食绰绰有余。嘉靖皇帝又特别下旨，改了桑田的田地，仍然按原先的农田征税。不得加赋税。这样一来，改稻为桑可以说上利朝廷，下利百姓。绝对的好政策。如果政策推行下去，大明朝就此迈入资本主义时代也未可知。

虽然改稻为桑这个事是小说虚构的，不过艺术历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中这个设计让人觉得毫不突兀，合情合理。《大明王朝1566》的时间背景是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61年至公元1566年。几乎是同时期，遥远的大英帝国，爆发了一件与改稻为桑几乎如出一辙的事件，史称“圈地运动”。

17世纪的英国农场

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毛纺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羊毛的价格也就不断上涨。为了扩大养殖羊的牧场，英国的贵族和大农场主就开始大规模的圈占公地和佃农的租地，后来发展到强迫农民出卖土地，圈过来养羊。英国底层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在1536年和1537年，分别爆发了林肯郡和约克郡的农民起义。1549年又爆发了凯德起义。圈地运动在整个欧洲持续了约300年，被托马斯·莫尔指责为“羊吃人”。

我们把圈地运动和改稻为桑结合起来看，改稻为桑的死局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理论上来说，随着羊毛的价格一路上涨，养羊的收益必然高于种小麦。但是英国的农民并没有改麦为羊，直到被英国贵族及大农场主强占土地后，才被迫去放弃土地。正好比虽然养蚕的收益高于种水稻，但是浙江的农民也没有改稻为桑。一切都源于人最基本的需求：粮食。

桑田要养蚕，至少要等三年。这三年期间百姓吃什么呢？严嵩在内阁会议上说的很好，反正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年年都要外地调入粮食，多调粮食就是了。桑田还没成规模，老百姓哪有钱去买粮食呢？更何况往年调入粮食的规模不算太大，本地人有粮田，买粮的人不算多。粮价是平价。改稻为桑之后，浙江一半的人需要买粮食吃，粮商不趁机涨价才有鬼。百姓手里那点儿钱，根本买不了多少粮食。要改稻为桑，许多人就活不过今年。

而嘉靖皇帝恩旨之下，粮田改为桑田，赋税仍然按粮田收，不加赋税。这样一来，规模化养蚕的收益大大增加。原先就有钱的大户，自然就想尽办法开始侵占农民的粮田来种桑。大明的土地兼并原本就是一个宿疾，平民百姓面对高官大户们的侵占，就像羊吃人时的英国农民一样，毫无办法。如果改稻为桑强硬的推行下去，必然像英国那样引起民变。也幸亏（或者说不幸）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商品经济，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类似西方那样的“蚕吃人”圈地运动。

因此，无论官方使用什么行政手段，哪怕是纵马踏苗，决堤淹田，都绝对无法将改稻为桑这件事推行下去。因为执行者的初衷压根不是什么为国为民，而是要中饱私囊，自己多捞钱。所以徐高张几人在裕王面前直接就挑明，这件事绝对办不成。而且绝对会办的祸国殃民，最后成为严党倒台的导火索。

张居正向裕王解释：“在御前，严嵩提了个方略，要将浙江百姓一半的农田改成桑田，说是只要今年江浙能多产二十万匹丝绸，就能弥补国库的亏空。当时我们就想到，他们这是又想出了一个名头借机兼并浙农的田地。利令智昏，全不想一个省一半的百姓失去田地，又是倭寇闹事的地方，不出数月大乱将至。”“你们当时为何不向皇上陈奏？”裕王一听便又急了。高拱答道：“严嵩的话一落音，皇上立刻便准了旨。同时恩旨农田改成桑田以后不得加征赋税。皇上怎么也就不想一想，这个方略一旦推行，严党在浙江的那些心腹立刻便会勾结富商巨贾不要命地争买百姓的田地。”“高大人张大人所虑极是。”谭纶接话了，“农田改成桑田以后且不加税，一亩桑田比一亩农田的收成便要高出五成以上。这些桑田如果都在浙江那些官商手里，从种桑养蚕到织成绸缎中间便又能省去了买丝的环节，利润可想而知。”

张居正

那么改稻为桑到底能办成吗？

其实是可以的。而且方法很简单，压根不需要动用朝廷那么多人力物力。只需要合理使用价格杠杆，即官方大幅度提高生丝收购价格即可。官方大幅度提高了生丝收购价格，在利益驱使下，本地桑农必然会扩大产能谋取利益。本地稻农眼红桑农挣钱，自然也就心思活络，开始渐渐种桑。也自然会有心思活络的粮商预见到桑田扩大后粮食的缺口，提前储备粮食来挣钱。诺大个浙江，在多个粮商的市场竞争之下，粮价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由于生丝价格大幅度的提高，桑农手里挣到了钱，完全由能力承担买粮的价格。这一切都会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的进行。而不是严党那样一刀切。

很可惜的是，即便是有人穿越回去把市场经济的理论给严嵩父子讲透彻，改稻为桑仍然无法完成。因为这原本也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执行人的问题。从嘉靖到严嵩，从严世番到郑泌昌、何茂才，大家都想着怎样才能让自己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没有一个人是真心为朝廷弥补亏空的。因此沈一石临终留遗言说：

“……我大明拥有四海，尚使朝廷惜用，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何至于今日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俟诸公锒铛于九泉之下，此日不远。”

沈一石

改稻为桑的初衷是弥补朝廷的亏空，这些亏空是哪儿来的呢？除了西北和东南的战事，嘉靖皇帝自己也要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嘉靖平日里挥霍无度，大部分钱是嘉靖花出去的。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严党借着给嘉靖修宫殿中饱私囊，财政就此大大超支。严党对面的徐高张三人，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扳倒严嵩的徐阶，在上海老家抢占了良田24万亩（也有说40万亩的），初步估算其家产是严嵩的十五倍左右。朝廷上下都是一些只顾着自己享受的君臣，无论改稻为桑的初衷是什么，都会被这些人执行成中饱私囊，祸国殃民的政策。朝廷利益受损不受损管他娘的，先捞够本再说。

改稻为桑虽然是虚构的，这种好事办成坏事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罕见。嘉靖皇帝的堂兄，正德皇帝，比较宠幸一个著名的太监，叫刘瑾。刘公公一辈子祸国殃民，大概也觉得心理过意不去，忽然想做件好事挽回一下名声，这件事就是整理军屯。

军屯源于朱元璋时期。老朱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老朱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

朱元璋

军屯看起来很美，但是时间久了，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大头兵种地种多了，兵也成了农，士兵的战斗力直线下滑；一方面大明朝腐败透顶，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右和内监占夺。后来卢象升针对这情况就表示：“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因循日久，俱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军日益贫。甚至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豪强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

明英宗之后，边境的战事逐渐增多，疆场戒严，相应而来的是军队训练和戍守的时间增加，种地自然受到影响。还有不少屯地被持敌对态度的少数民族所占领，出现“田在敌外”的尴尬情况。军屯已经彻底败坏得有名无实，田地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又不交税；而士兵们失去了田地，穷的跟叫花子一样，别说打仗了，吃饱饭都是奢望。于国于民，军屯都是大明的毒瘤。

刘瑾坏事干多了，也想做一两件好事攒攒阴德。理论上来说，整理军屯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刘瑾万万没想到，大明政府此刻已经深陷“塔西佗陷阱“之中，当然了他刘瑾本人正是陷阱最大的挖坑人之一。在这个时候，做坏事容易，做好事可就千难万难。

刘瑾之前祸国殃民的时候，前呼后拥，气势非凡。这次要做回利国利民的好事，居然找不到一个帮手。朝廷里混的都是人精，这种得罪人的工作谁也不愿意干。最后刘瑾从当年骂过自己的人里（这死太监倒不记仇），挑了一个愣头青，叫周东。把周东提拔为大理寺少卿，并派往宁夏整理军屯。在刘瑾和周东看来，整理军屯是个挺简单的事。找到当年土地登记的册子，查一下在谁手里，让他吐出来就是了。

军屯示意图

但是简单的事往往是最难做到的，叫人把吃嘴里的肉吐出来，没有老朱那样杀几万人不眨眼的魄力是绝难完成的。周东只是一个体制边缘的小官吏，哪有这个实力。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周东干的这种杀人父母的活儿，把地方实力派给得罪光了。

当时的宁夏驻军都指挥使何锦义，任职期间捞了大概有两千五百多顷的土地。而且何锦义准备的也挺充分，把土地都挂在亲戚名下。当然，何锦义对官场上迎来送往的规矩熟门熟路，自周东进入宁夏地界开始就不停逢迎，伺候的那叫一个周到。而周东则十分豪爽，逢请必到、逢礼必收。大家都是官场中人，收钱办事，那是官场的固定规则。但是周东却只顾收钱收礼，吃喝玩乐，什么态度也没发表。就在何锦义等的心焦的时候，周东忽然告诉何锦义：我已经派人查过了你的田产，一共三千五百顷土地，都是你侵占的军屯，交出来吧！

何锦义满打满算才捞了两千五百顷田地，挂在亲戚名下。周东却连自己亲戚的土地都算在了自己头上。这么算的话，何锦义不但要倾家荡产，还要倒赔一千顷！何锦义恨得牙根痒痒，转念一想，这货莫非嫌自己送的钱不够多？于是何锦义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在何锦义的金钱攻势下，周东也犯嘀咕了。这么多钱隐含着另一个信息，不办事的话，下次送的说不定就是刀子了。最终周东把何锦义的三姨太打了一顿了事，这个脑回路至今我也无法理解。

何锦义是驻军的都指挥使，他要侵占土地，多少要给自己手下人漏一些。大领导吃肉，小领导要跟着喝汤。不然谁跟他混？各级军官没有干净的，多少都有侵占的行为。何锦义有钱，可以给周东大量的贿赂，下级军官虽然想贿赂，毕竟财力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而周东本人在何锦义的启发下，迅速变得和这帮人一样贪婪。当然了，周东发财的同时，少不了刘瑾那份。

丈量土地需要量具，周东发现，在丈量的尺子上稍微做做手脚，就是个来钱的好主意。一开始周东只是稍微做点手脚，后来干脆一刀切，正常一顷地是100亩，到了周东这里他老人家则以50亩为一顷来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军官侵占了一顷的土地，周东上报时就给报成了两顷。这样一来，这个军官的罪行翻了一倍。而且周东要他吐土地的时候，仍然按100亩的标准让他吐两顷。实际上按周东的标准算下来，所有的军户都在侵占军田，所有人都要退地。

明代农图

要退地，那也得有地可退。周东凭空把宁夏的耕地面积翻了一倍，高级军官可以贿赂保地，中级和低级军官没那么多钱，只能倾家荡产的退赔。不少军官把家产退完还不够，只能卖宅院卖老婆卖儿女然后买地来退。而更多的底层军户，只能阖家痛哭，为此上吊的也不在少数。明史评价这段历史说：“东希刘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瑾贿，敲扑惨酷，戍将卫卒皆愤怨。”原本在宁夏就野心勃勃的安化王朱寘鐇趁机笼络人心，打着“清君侧，诛刘瑾”的旗号起兵造反。虽然仅仅18天就被平定，还是造成了无数人在战乱中丧命，无数人流离失所。宁夏的整理军屯，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整理军屯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刘瑾治下却办成了这样。刘瑾也因此彻底失势，最后被人陷害谋反，凌迟了三天。平心而论，刘瑾祸国殃民有余，谋反这个罪名确实是冤枉的。刘瑾死后，整理军屯的事就此截然而止。

土地集中这个毒瘤就此越来越大，把大明搞的越来越穷。直到万历朝张居正横空出世，才再次丈量土地，在全国共查出隐瞒一百多万倾田地。实际上张居正也仅仅开了个头就收手了，然而一些官员为了确保土地增多，粮税增加，或者为了突出功绩，不惜弄虚作假，使用“短缩步弓”和“虚增田亩”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欺瞒朝廷。多报了土地就要多交税，差额怎么办？反正官员本人是不掏钱的，那就从现有的田里多收。部分底层百姓负担反而更重，这绝非张居正的本意。张居正死后被那么多人诋毁，丈量土地得罪人是很大的原因。随着张居正人亡政息，明末的土地兼并变本加厉，给李自成贡献了大量的兵源。实际上无论是遗臭万年的死太监刘瑾，还是经天纬地的千古一相张居正，丈量土地这个事都没真正做成。

古代农田

刘瑾的整理军屯，就好像严世番的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是死局。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执行者身上。执行者手握优质资源和生杀大权，心态变化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才需要监督和限制。再好的政策，没有透明和监督的执行，也会变成这样祸国殃民的恶政。归根结底，权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权力就是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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