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盐商的处境（士人如何失去自尊和抵抗力）

2019.12.18

第555次推送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阶层尽管处于“四民”之末，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轻视，尤其是受到士人阶层的轻视，可是他们较强的经济实力，却一直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试图改变着这种不利的处境，向传统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尤其是近世以来，商人阶层中的富有人物，特别是那些号称“素封”的巨商大贾，更是显得气势逼人。尽管他们始终不能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就是始终不能进入统治阶层，但是至少在一般的社会生活层面上，已经对其他社会阶层占有了优势，有时甚至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对于日益强大的商人阶层的逼人气势，反应最为敏感的自然是士人阶层，他们的自尊心和既得利益同时受到了考验。很多士人在这种考验面前溃败了，又有很多士人仍作着“悲壮”的抵抗。这样就构成了士商关系的另一个侧面，翻开了士商关系的一个新的篇章。

盐商的气势

在过去的巨商大贾之中，盐商显得特别的富裕有力，因此我们选用他们来作巨商大贾的代表，看看他们的崛起给士商关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使社会风气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早在唐代，盐商们的奢华和气势便已经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比如刘禹锡有《贾客词》（《全唐诗》卷三五四），其中特别注意到盐商的豪横：“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还特别提到了当时盐商大船的壮景：“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他认为，“贾雄则农伤”。其实受伤的何止是“农”，自然还应包括“士”在内的。白居易有《盐商妇》，则特别注意到了盐商家属生活的奢华：

“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全唐诗》卷四二七）

”

不过在唐代，盐商的势力还不够大，不足以威胁士人的既得利益，也并未能引起社会风气的转变，因而文人注意及此的还不多见。

而到了近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势力的增长，盐商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士人阶层的威胁也越来越甚，因此文人们的注意也越来越密切。在很多近世白话小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盐商们的形象，他们以奢华的生活和豪横的气势，阔步昂首于文学的舞台。

《石点头》第二卷《卢梦仙江上寻妻》里写到，一个江西盐商的生活是多么的奢华：

“

此人姓谢名启，江西临川人。祖父世代扬州中盐，家私巨富。性子豪爽，年纪才三十有余，好饮喜色。四处访觅佳丽，后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美婢六七十人，其他中等之婢百有余人。临川住宅，屋宇广大，拟于王侯；扬州又寻一所大房作寓。盐艘几百余号。不时带领姬妾，驾着巨舰，往来二地。是一个大挥霍的巨商，会帮衬的富翁。

”

他的“无敌舰队”停泊时的景象颇为壮观：“抬头望见，盐船停泊河下，不止数百……那盐船上人千人万。”而他的婢妾队伍的气势，恐怕也不下于他的“舰队”，已足以拟于王侯，初不限“屋宇广大”的临川住宅为然。这是一个商业时代的素封之王。

《后水浒传》里的反派主角，也是一个大盐商，其声势不亚于谢启：

“

今我二人，奉着一个家私千万，目今助了官家一项输纳金人饷银，钦赐冠带，城中大小官员，无不往来，广陵盐灶有千百余处，伙计整百，一应钱财，堆积如山，今年二十五岁整……他今住城中蟹壳巷，东京驰名的财主员外，姓董，名索，大号敬泉。（第二五回）

”

《儒林外史》里写到的盐商更多，如万雪斋、宋为富和方老六等，形成了《儒林外史》的一个特色。如万雪斋，“自己行盐，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第二三回）。又如“河下兴盛旗冯家，他有十几万银子”（第二八回）。都是财大气粗，气势非凡。

盐商们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便可以过上奢华的生活。就说住宅吧，哪一个盐商，都是住得十分豪华的。我们来看万雪斋的住宅吧：

“

见一个大高门楼，有七八个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间夹着一个奶妈，坐着说闲话……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第二二回）

”

这还不过是其住宅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宋为富的住宅：

“

（沈琼枝）便跟着丫头，走到厅背后左边，一个小圭门里进去，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到廊尽头处，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走将进去，便是三间屋，一间做房，铺设的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第四十回）

”

这仍然只是其住宅的一部分。那最后的“独自一个院落”，只是为一个新纳的妾准备的，而宋为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则其住宅之宽敞就可想而知了。

盐商们的出手都很“大方”，有时“大方”得令人咋舌。比如万雪斋的姨太太生病，药方里要用一个“雪虾蟆”，他竟托人用三百两银子去买：

“

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医生说是寒症，药里要用一个雪虾蟆，在扬州出了几百银子也没处买，听见说苏州还寻的出来，他拿三百两银子，托我去买。（第二三回）

”

一个“雪虾蟆”就要花三百两银子，其他方面的消费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个盐商，用八十两银子求一副对联：

“

前日不多时，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第二八回）

”

在盐商们的这种出手大方里，其实都有“掼派头”的成分。

盐商们有了银子，便思量追欢买笑。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娶妾。如《卢梦仙江上寻妻》里的谢启，“好饮喜色，四处访觅佳丽”，有婢妾二百余人。“今番闻得李妙惠又美又贤，多才多艺，愿致白金百两，彩币十端，娶以为妾。”又如《儒林外史》里的宋为富，“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第四十回）。当然也会去娼楼妓馆，如《后水浒传》里的董敬泉：

“

因少年情性，广有资财，遂接婊子，包私窠，整年整月的在寓处取乐。又因贪慕汴京繁华，勾栏名妓，这年遂谋撤了开封一府食盐，将盐场中的事情俱交托一个得当伙计，自己来京发卖。要图快乐顽耍，便不住在铺中，遂买了永平门内大街上一所大房，又招买了许多仆妇使女服事，遂日日去串勾栏。(第十九回)

”

盐商们就这样以他们的种种富贵奢华的行为，成了生活中和文学里引人注目的角色。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文人们都不得不描写他们，这本身就说明了盐商势力之强大。

士人的投降

在盐商们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面前，一般的士人早已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正如《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所说的：

“

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第四一回）

”

于是，原先为商人所独有的自卑感，现在也为士人所感觉到了。这既像是一种报应，又像是一种轮回。对于这种商人的凯歌和士人的挽歌，文人们不得不感到痛心疾首。

于是社会风气变了，不是商人去巴结士人，而是士人去巴结商人。《儒林外史》里有个五河县，五河县里有个方盐商，方盐商家里很有钱。于是五河县的余、虞二世家，便“出了几个没廉耻不才的人”，完全丢掉了士人的自尊心，时时处处去巴结方家，“非方不亲”，“非方不心”，“势利透了心”。一开始方家想同余、虞两家结亲，但余、虞两家不肯，要顾全士人的面子；后来方家用银弹攻势，两家那些“贪图方家赔赠”的人，便“娶了他家女儿，彼此做起亲来”；再后来方家占了上风，反看不起余、虞两家了，再同两家结亲时，“方家不但没有分外的赔赠，反说这两家子仰慕他有钱，求着他做亲”；再后来，他们即使想同方家做亲，方家也不同他们做了。“那些奸滑的，心里想着同方家做亲，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说出来，只是嘴里扯谎吓人。”（第四四回）这可真是商人节节胜利、士人节节败退了。

于是，士人也变“堕落”了。他们失去了自尊心，要借方家的幌子吓人。那个秀才唐三痰，明明是“因方家里平日请吃酒吃饭，只请他哥——举人，不请他，他就专会打听：方家那一日请人，请的是那几个”（第四七回），然后口口声声地对人说：“我绝早同方六房里六老爷吃了面，送六老爷出了城去，才在这里来。”(第四五回)那姚老五明明在别家吃的午饭，可偏要对别人说是“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饭出来”（第四六回）。那成老爹也要吹牛说：“外后日是方六房里请我吃中饭，要扰过他才得下去。”（第四七回）在他们的心目中，同方盐商吃饭，乃是有身份有面子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他们想要吃饭而吃不成，乃是士人在商人面前失败的象征。

商人的胜利与士人的失败表现得最集中，对比得最强烈的，应该说是方家与余、虞两家祭祀仪式的对比了。余、虞两家的士人子弟们，为了巴结方盐商家，都竞相去参加方家老太太的入祠仪式，却不参加自己本家叔祖母、伯母、叔母的入祠仪式。于是自己本家的入祠仪式简陋不堪：

“

到初三那日，虞华轩换了新衣帽，叫小厮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里。进了门，只见冷冷清清，一个客也没有。八房里堂弟是个穷秀才，头戴破头巾，身穿旧襕衫，出来作揖。虞华轩进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车。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两条扁担，四个乡里人歪抬着，也没有执事。亭子前四个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抬上街来。虞华轩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门口歇下。远远望见，也是两个破亭子，并无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两个跟着，抬来祠门口歇下。（第四七回）

”

但是方家的入祠仪式却是热闹非凡：

“

看见祠门前尊经阁上，挂着灯，悬着彩子，摆着酒席。那阁盖的极高大，又在街中间，四面都望见。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抬亭子的人道：“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又站了一会，听得西门三声铳响，抬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须臾，街上锣响，一片鼓乐之声。两把黄伞，八把旗，四队踹街马，牌上的金字打着“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提督学院”、“状元及第”，都是余、虞两家送的。执事过了，腰锣、马上吹、提炉，簇拥着老太太的主亭子，边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方六老爷纱帽圆领，跟在亭子后。后边的客做两班，一班是乡绅，一班是秀才。乡绅是彭二老爷、彭三老爷、彭五老爷、彭七老爷，其余就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襕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乡绅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那里边记帐。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痰，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里边记帐……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随后便是知县、学师、典史、把总，摆了执事来。吹打安位，便是知县祭、学师祭、典史祭、把总祭、乡绅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绅衿一哄而出，都到尊经阁上赴席去了。（第四七回）

”

这是一个极富寓意的对比场面：在方盐商家的经济实力面前，所有的乡绅秀才都已投降了，那余、虞两家的世家子弟，也早已丢弃了自尊与自信，把自己祖先的“光荣”，都送给方家作为金钱上的点缀。而不愿屈服的虞华轩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反成了不合时宜的人，连本家人都要嘲笑他们“背时”。他们本家的入祠仪式，宛如士人阶层的葬礼；而方家的入祠仪式，则宛如商人阶层的庆典。

在盐商们的富贵奢华面前，士人们不仅丧失了自尊，甚而也丧失了人格，以致出现了牛玉圃这样的怪物，竟然利用盐商的势力和名义，来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

那人走出轿来，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扬州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你们小心伺候，我到扬州另外赏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船家唯唯连声，搭扶手请上了船。船家都帮着搬行李。（第二二回）

”

不过，这也说明了盐商势力之强，已到了可被人利用的地步了。牛玉圃明明是要去盐商家打抽丰，却偏要说得堂而皇之：

“

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甚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第二二回）

”

但是他过于愚蠢，让“侄孙”牛浦郎给耍了，失欢于万雪斋，抽丰没打成，还讨了一场羞辱。

士风的转变，当然也会影响到文风。奔走投降于盐商之门的，何止是那些只会打抽丰的牛玉圃之流，连一般的文人学士也往往受其影响。郑板桥就曾尖锐地指出：

“

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郑板桥集》六《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

郑板桥此文作于乾隆戊辰(1748年)，正当《儒林外史》完稿(1750年左右)前不久，郑氏又是扬州人，扬州是盐商的大本营，所以他所写的，正可与《儒林外史》参看，以见当时的文风之一斑。

作为文风受到影响之一例，我们想举刘大櫆文为例。刘大櫆是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古文名家。他生活于18世纪前中期，与吴敬梓约略同时。他的朋友中的很多人，成了《儒林外史》中人物的原型。刘大櫆文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为商人所作之文特多。学者们或讥其曲徇富商大贾之意，写自己未必愿写之作。不过联系《儒林外史》的描写来看，为富商大贾作文，其报酬一定甚为可观；而在当时的士风之下，文人们也很愿意为商人服务，所以也许他竟是乐此不疲的。在他的文集里，卷四《方庭粹六十寿序》，卷五《赠通奉大夫程君传》、《乡饮大宾金君传》、《赠大夫方君传》、《封大夫方君传》、《吴义士传》，卷七《赠资政大夫吴府君墓表》、《金府君墓表》、《方桤林墓表》，卷八《汪府君墓志铭》、《吴萼千墓志铭》、《张豹林墓志铭》、《吴锦怀墓志铭》等，都是为商人所作的碑传文，其中有几篇更是为盐商所作的。在他所有的七十余篇碑传文中，为商人所作者几占到六分之一。这些为盐商大贾所作的碑传文，夹杂在为达官贵人所作的碑传文之间，并存于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集中，显得十分的引人注目，显示出时代的确是变了。只是这些为商人所作之文，大抵皆为阿谀奉承之作，可能作者为此得到了不少银子，也许也正可以印证郑板桥的批评，落实《儒林外史》中的描写。

“

前日不多时，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第二八回）

”

在盐商们的这种出手大方里，其实都有“掼派头”的成分。

盐商们有了银子，便思量追欢买笑。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娶妾。如《卢梦仙江上寻妻》里的谢启，“好饮喜色，四处访觅佳丽”，有婢妾二百余人。“今番闻得李妙惠又美又贤，多才多艺，愿致白金百两，彩币十端，娶以为妾。”又如《儒林外史》里的宋为富，“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第四十回)。当然也会去娼楼妓馆，如《后水浒传》里的董敬泉：

“

因少年情性，广有资财，遂接婊子，包私窠，整年整月的在寓处取乐。又因贪慕汴京繁华，勾栏名妓，这年遂谋撤了开封一府食盐，将盐场中的事情俱交托一个得当伙计，自己来京发卖。要图快乐顽耍，便不住在铺中，遂买了永平门内大街上一所大房，又招买了许多仆妇使女服事，遂日日去串勾栏。(第十九回)

”

盐商们就这样以他们的种种富贵奢华的行为，成了生活中和文学里引人注目的角色。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文人们都不得不描写他们，这本身就说明了盐商势力之强大。

士人的抵抗

一般的士人，见了“富贵奢华”的盐商，早已是“销魂夺魄”，完全拜倒投降了，但是也有一些士人，紧抱着本阶层的自尊心，那也许已经过去的光荣，对盐商们的压力作着“悲壮”的抵抗。不过他们的抵抗常常是这般的苍白无力，以致不一定能损害于盐商，却把自己给弄变态了。而且他们越是抵抗得起劲，其实也反而越说明盐商的强大。

不愿嫁给盐商为妾，从盐商家逃跑的沈琼枝，可以说是进行抵抗的士人的典型(如果说可以把她看作“士人”的话，因为她是士人家庭出身，并混迹于士人中间的)。然而她所反抗的，当然不是“包办婚姻”，也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只是自己的地位太低。因为按照“衣冠中人物”的价值标准，她是不应该给盐商作妾的，而是应该作“正室”的。她和她的父亲所争的，仅仅是妻妾的地位：

“

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第四十回）

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么肯把女儿与人作妾？（第四十回）

”

要不是另一个知县帮助他们的话，他们的抵抗是会完全失败的。不过即使是他们的胜利，也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杜少卿是另一个坚持抵抗的士人的典型，据说他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表扬沈琼枝的逃跑行为，说她以“一个弱女子”，而对盐商“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第四一回），表明他与沈琼枝具有同样的立场。他自己由于出身没落世家，不肯放弃其旧架子，所以对盐商颇不恭敬，用摆架子来顽强抵抗：

“

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禀道：“北门汪盐商家明日酬生日，请县主老爷，请少爷去做陪客，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里有客，不得到席。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功夫替人家陪官？”王胡子应诺去了。（第三一回）

”

盐商做生日而要请县主老爷，又要请世家子弟陪席，这派头也够大的了；而杜少卿的拒绝，正是为了抵抗盐商的派头。不过从所谓“暴发的举人、进士”的话里，也可闻到没落世家子弟的扑鼻酸气。这同样显示了抵抗的苍白无力，因为他除了消极摆架子外别无他法。

五河县的余大先生、余二先生，也是进行抵抗的士人。他们的祖上出过不少举人、进士，可是到他们那一辈已经没落了。然而他们不愿像其他士人亲戚那样，去拜倒在方盐商等暴发户的脚下：

“

这余有达、余有重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第四四回）

”

所以别人要说他们不懂变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

你家大爷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里，仁大典方六房里，都是我们五门四关厢里铮铮响的乡绅，县里王公同他们是一个人，你大爷偏要拿话得罪他。（第四五回）

”

然而他们的抵抗也没什么作用，只是在别人眼里显得古怪而已，并不能对风尚发生任何影响。

他们的表亲虞华轩，更是因为坚持抵抗，而使性格也有些变态起来。他“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第四七回），所以世家子弟的架子特大，看不惯新起的暴发户。他对表兄余有达说：“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第四六回）可碰上五河县的风尚，偏是“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第四七回）的，所以就激出了他的一点子怪脾气：

“

虞华轩生在这恶俗地方，又守着几亩田园，跑不到别处去，因此就激而为怒。他父亲太守公是个清官，当初在任上时，过些清苦日子，虞华轩在家省吃俭用，积起几两银子。此时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务。虞华轩每年苦积下几两银子，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讲的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一县的人，都说他有些痰气，到底贪图他几两银子，所以来亲热他。（第四七回）

”

自我安慰一直安慰到阴司里，这个大名士的精神胜利法也委实是可怜了；而那自炫文才的酸气，又不免让人大倒胃口。又如另一扬州大名士金寓刘，跟盐商有过一次大较量：

“

前日不多时，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我叫他小厮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爷，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小字是一两一个，大字十两一个。我这二十二个字，平买平卖，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也不必来取对联。”那小厮回家去说了。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我把对联递与他。他、他两把把对联扯碎了。我登时大怒，把这银子打开，一总都掼在街上，给那些挑盐的、拾粪的去了。列位，你说这样小人岂不可恶？（第二八回）

”

这是一场金钱与“士气”的较量。金寓刘被盐商逼出一股名士脾气，而盐商又把其名士脾气打个粉碎。金寓刘即使把银子给扔了，他也还是没能占上风。所以他怒火冲天，但又无可奈何。

有时，他们也借讲笑话取乐，以发泄对于盐商的不满：

“

捧上面来吃。四人吃着，鲍廷玺问道：“我听见说，盐务里这些有钱的，到面店里，八分一碗的面，只呷一口汤，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这话可是有的么？”辛先生道：“怎么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里当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才到面店去的！”（第二八回）

”

这里既有对盐商奢华派头的艳羡，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又有充满酸气的想象和批评。这样的对盐商的抵抗，反而突显了他们心理的变态。

上面这些士人的苍白无力的抵抗，反映着他们先天的不足。这是因为创造了他们的小说家，自己就是一个苍白无力的抵抗者。出身于没落世家的吴敬梓，与他笔下的士人一样，怀抱着家世门第的自豪感，不愿屈从于盐商的气势。但是除了“嬉笑怒骂”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此几乎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场注定要输的竞争。不过好在吴敬梓还能“皆为文章”，使他能在小说里发泄掉一点怒气。然而文人的胜利是在书本里的，而盐商的胜利却是在生活里的。

（本文节选自邵毅平《文学与商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新一版。）

三版后记

本书初版于1993年，其时我正旅居韩国蔚山；修订重版于2010年，偏巧又客席于日本京都；此次有机会修订三版，却难得地安居上海家中。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本小书的出版史，既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东亚三国的历史激荡，也留下了个人生活的雪泥鸿迹，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静言思之，不免感慨系之矣！

此次修订三版，除版式调整外，内容一仍其旧，没做什么改动。书名仅取正题，去掉了副题（其实是初版的正题）。

本书第五章“商人、女人和士人”另有韩译文，原载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院《民族文化研究》第68号，2015年8月，后收入朴京男编《东亚文学中的商人形象》，韩国首尔，소명出版，2017年5月。

感谢宋文涛先生的精心编辑，让本书得以新的面貌问世，继续取悦于此有兴趣的读者。

邵毅平

2019年5月22日识于沪上圆方阁

文学与商人

作者：邵毅平 著

定价：45元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ISBN：978-7-309-14576-2

END

本期编辑 | 陈沛雪

图书编辑 | 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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