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与他的家人们（王震与他的家人们）

王震在浏阳与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共叙友情

　建国后的第一封家信：“不能靠我占便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工作的王震便每月把给母亲的生活费寄到三弟王余美处，但几个月后，他就不再给三弟寄钱，而是将钱寄到当地政府代为供给，并交代说：“余钱归公，不给亲属。”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余美得知大哥成了新中国的“封疆大臣”，十分高兴，他计划修一栋王家大屋，让母亲和亲人们住得舒适一些。他内心盘算着，哥哥是军队著名将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做了大官，亲人在家乡盖房子，他应该支持。于是，他给大哥王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是老大，不靠你靠谁？再说，我们为了你这个大哥在外干革命，当了几十年的‘匪属’，一家人受了很多的苦呢！父亲、叔父和弟弟余远都相继牺牲了，母亲也挨过敌人的毒打，照常理是应该寄些钱来修屋，一是尽孝，二是抚慰亲人。”　　王震接到信后，立即对妻子王季青说：“胡闹！弟弟要盖‘王家大院’哩！一是我没那么多钱，二是哪能那么张狂！他要把我的孝敬之情，变成伤风败俗之情，我要绝情了！”王震很快给弟弟回了封信，这就是建国后王震的第一封家信。信里说：“弟弟：妈妈回家去住，我负责砌两间房子，但不能靠我占便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要拿钱回家建‘王家大院’，新疆人民要斗争我。你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大家斗争你！把分得的田地种好，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此复并谅。”　　王余美拿着大哥的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大哥竟然这样无情，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我。一看底下的落款，“王震”二字遒劲有力，比核桃还要大，心里更加冒火。王余美没要到大哥的钱，便砌了几间土木房舍，但在当时农村已算是显眼的了。王震知道后大为光火，从那以后便不再给弟弟寄钱，而是寄给北盛区委，由区委按计划代转给他母亲，并明确交代说：“余钱归公，不给亲属。”后来，王震的部下熊晃少将来到王家听了王余美的叙述后，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好厉害的王胡子！”　　他以命令的口吻宣布：“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由王余美缴纳！”　　1963年秋，王震回到湖南，还未到家门口，他就下了车，走到稻田中间，接过一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起庄稼来。他一边割一边与大家闲谈，了解家乡生产情况，也听到了有人对他弟弟王余美的看法。　　上岸后，王震没有回家，而是到了北盛区委大院。他要区委书记周名胜立即通知社队干部及社员代表开个会,会议由他自己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个会，主要是为我家里的问题。”当人们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他开口说：“我们马战大队是不是有个‘美先生’？”原来，他是对大家称呼弟弟王余美为“美先生”不满，大家明白了。　　有位年纪稍长的人说：“解放以后，我们农民翻了身，互相之间都称先生，不单是对余美兄弟一人。”王震不买这位老人家的情，他说：“在旧社会，我们北盛这地方称两种人为先生。一种是称学校的老师为先生，那是尊称，王余美识不了几个字，算不上先生。另一种是将土豪劣绅称作先生，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怎么又出了个‘美先生’？这个美先生是不是新的土豪劣绅！这个美先生要不要打倒？”他稍停了一下，然后以命令的口吻宣布：“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由王余美缴纳！”　　接着，王震又提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王余美养的一群鸭，踩了群众的秧，吃了群众的谷。他说，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群众的利益要赔偿。有人就说，余美不是解放军，还是莫赔了，以后注意就是了。王震不依，说：“他是我的亲属，我是不是解放军？损害群众利益就一定要赔！我的亲属决不能迁就！请大家提个具体的赔偿办法。”最后，北盛区委书记周名胜在王震的要求下提出了一个方案，把王余美的鸭收归集体放养，给王余美作价付款，适当扣除部分作为赔偿。王震听了，立即表示赞成，并吩咐有关人员，立即把王余美的鸭子捉起来，交给生产队，不准放走一只！”　　回到家里，王震和弟弟作了一次长谈，兄弟俩围着一炉炭火，面对面坐在低矮的小木椅上，王震诚恳耐心地给弟弟讲了许多道理，讲党的作风和传统，讲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弟弟脑子里残留的旧观念、旧思想，批评他不应仗着哥哥的权势，在家乡搞特殊。他还与弟弟一起回忆了家里过去的苦难历史，要弟弟不要忘了本，不要怕苦怕劳动。王余美被哥哥的话深深地打动，他流了泪，也懂得了哥哥的良苦用心。　　“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　　1961年冬，王震利用到南方出差的机会回到浏阳。在家乡，王震听到一些关于自己堂弟王生仁多吃多占的话，非常生气。因为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十分艰难、全国人民过苦日子的时候，连中央领导都省吃俭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竟敢这样不能吃苦、以权谋私呢？他立刻传话将王生仁叫来，当面训斥他：“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我现在就撤掉你队长的职！”　　实际上，王生仁能写会算，又能劳动，在农村里算得上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当时他担任马战大队江背生产队的队长，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群众也很拥护他。也不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哪一位，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正好被王震听到了。王生仁觉得十分委屈，但面对这位既是部长又是中央委员的堂兄，他百嘴莫辩，不敢声张。他想，自己辛辛苦苦为生产队办事，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决心从此再不当生产队长了。　　正巧，当时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在浏阳县搞选举干部试点，他也是中央委员。结果，群众还是选举了王生仁当队长。王生仁当即声明：“我被中央委员撤了职，选我，我也不当。”胡耀邦听后笑着说：“那不要紧，我这个中央委员给你复职就是嘛！”　　两年后，家乡决定将原来的两个生产队合二为一，共同开发杨梅岭，并要群众选举新队长。社员们再一次选举了王生仁。王生仁见群众又要他当队长，就想乘机溜走，被身后的社员拦住。正巧回乡的王震打趣他道：“你这个鬼崽子，在群众中威信还蛮高嘛，硬是打不倒啊。”王生仁似乎对王震上次撤他的职还有气，赌气说：“你这个中央委员撤了我的职，我还当个什么鸟队长！”王震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中央委员也要走群众路线，谁当队长，还是群众说了算！”　　会后，王震向堂弟王生仁下了指示：“队长上任，今晚不得睡觉，把大家讨论的规划写出来，明天一早交我检查。”第二天一早，王生仁按时交了规划，王震十分仔细地进行了审查，并对育秧、养猪、植桑养蚕等计划作了修改。　　回北京后，王震仍不忘家乡的事，他给王生仁写信交代道：“你到君山农场换的两头牛，要补君山农场300元钱，不要搞‘四不清’。”这些话在王震的家信中时常出现，他要求亲属甚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由此可见一斑。　　“我王震也爱我的浏阳，但家乡主义是千万不能搞的”　　王震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的建设，他可以倾情、倾囊，但若要他动用人民交给他的权力，来为自己的乡亲谋上一丁点非分的利益，那是比登天还难。　　王震的二妹子有一儿两女，他们专程到北京找大舅，想请这位在中央当大干部的舅舅帮忙给他们在北京安排个工作。王震这次倒是安排了，但不在北京，而是千里之外的新疆。他说：“你们要工作可以，不过得到新疆。我相信你们能为开发、建设新疆出力。左宗棠曾吟作‘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句，你们去了，在建设和保卫新疆的行列里，又会增加几个湖南人。”　　当时新疆建设兵团大发展，那里正需要人，姐弟三人便在天山脚下安了家。但没过几年，他们嫌新疆离家远，不愿意呆了，要求舅舅给他们调动工作。王震坚决不答应，他说：“离家远？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新疆很好，没你们说得那么骇人听闻，我是新疆通，我还不知道？将来我去‘阴曹地府’时，我还会要求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呢。再说，你们进疆时，已经讲好了将来不许反悔的。”姐弟三人无奈，只好还是回到新疆。　　王震弟弟王余美的女儿王辉吸取了教训，她不直接找伯伯，而是找王震的部下帮忙，很快，王辉的户口就迁到了北京。可没想到，王震最终还是知道了，他大怒：“立即把王辉给我‘遣送’回原籍！”最后王辉回到了浏阳，为建设杨梅岭贡献力量。　　是不是王震对自己亲人的困难漠不关心呢？事实上，他很关心，只是他不愿意利用自己的职权来为自己的亲人谋取利益，不愿意搞特殊化。1989年夏，王井的两个女儿王艳和王娟同时考上了自费的大学和中专，读书费用告急，王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汇来1000元现金。他在信中说，这1000元是资助两个侄孙女上学的，不用还。他还说很抱歉，由于自己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好，只能资助1000元，请王井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