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夏竦简介（一个被作风问题掩盖了历史功绩的宰相）

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里发祥了一个伟大的家族——义门陈。义门陈“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无愧是“天下第一家”。

在义门村不远，还有个村庄叫长庆村，历史上也是个非常有名气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出过一位宰相。只不过，这位宰相因为生活作风出了点问题，风评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在江西，在九江，甚至在他的家乡德安，都很少有人谈及他，甚至不知道原来自己家乡还曾经出过这样一位位极人臣的宰相。

他就是北宋权臣夏竦。

虽然他为人处事瑕疵不少，但是他一生的功绩和才华，同他的小节有亏相比，根本就是瑕不染玉。

志向远大：不想一辈子做个微官小吏

公元985年，夏竦出生在一个武将家庭，他的父亲夏承皓，在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工作，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入侵中原，夏承皓率军抵抗，晚上与契丹军队相遇，英勇战斗中，不幸被流箭所伤，战死沙场。

承皓战亡后，朝廷为了抚恤他的家属，就赏赐给他儿子，也就是夏竦，这个烈士遗孤，一个叫做“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宋朝重文轻武，文官的地位要远高于武官。所以对于皇帝赏赐的这个职位，夏竦并不满意。

再加上，他从小就聪敏异常，四岁习文，才华横溢，诗词歌赋，无不精通，《宋史》中称他“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可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2岁时，夏竦作《放宫人赋》，援笔立成，而且赋也做得好。

17岁时，他跟随父亲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

“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犹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邺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

北宋王辟之说：以后之题诗没有超过他的。

想着自己一身才华，无处安放，夏竦内心焦急不安。

于是，他每天拿着自己拿着自己创作的诗集，等候在朝廷高官退朝回家的路上，希望能遇到一位赏识他的伯乐。左等右等，终于等到宰相李沆一队人马退朝往回走，于是拦住李沆的马头，躬身拜下，将诗集恭恭敬敬地献给李沆。李沆读到诗中的“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很赞赏，继续看下去，全卷都是好诗句。

第二天宰相李沆上朝，将夏竦的诗集呈给宋真宗看，并说夏竦父死家贫，请给他换个文职，真宗看了夏竦的诗集，也大为赞赏，就任命夏竦为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

小小的丹阳县主簿，自然不是他的理想所在。

于是真宗景徳四年（1007），他又回京参加制科考试，考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擢升光禄寺丞，通判台州。

夏竦的德安老乡王韶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不过没有考上。

因为这个确实太难考了——在两宋319年间通过科举考中进士的有2～3万人，再加上乱七八糟的诸科、恩科、武举等等有近10万人考中。可是能通过制科考试的有几个？一共考过21次，才录取了49人而已！

而且制科考试的成绩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第二等从不授人，成绩最好的是第三等。整个两宋能拿到第三等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个就是才华横溢到快要爆炸的苏东坡。

夏竦考了第四次等，这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说明他的才学在当时也是顶流的。

1014年，经当时的宰相王旦推荐，不到三十岁的夏竦，成为资善堂的一名讲师。

这个资善堂可不得了，是专门供皇太子、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在这里，夏竦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时年四岁的庆国公赵祯，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仁宗皇帝。

因为贵为帝师，且与仁宗皇帝师徒情谊很深，此后的夏竦仕途畅通，一路高升，在朝廷里先后做到了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高官；在地方上也任过要职，曾任邓州、襄州、寿州、安州、洪州、青州等地的一把手；在部队也颇有声望，曾任陜西四路经畧、安抚、招讨等使，临终时为武寕军节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可以说是经历过党政军多层领导岗位锻炼，领导经验非常丰富，是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

他还被封为英国公，后又进爵为郑国公。

在世时就被封为国公的，在文人当中少之又少。一方面说明他确实功绩卓越，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这个皇帝学生，对他确实很好。

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病逝，终年67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仁宗皇帝准备赐他“文正”的谥号。

这应该是仁宗皇帝给予夏竦最大的肯定，赐予他最高的荣誉了。

因为“文正”这个谥号，是中国古代所有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得到的，彰显了一个文人官员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个谥号有多难得呢？纵观中国历史，自从有这个谥号以来，只有28人获得过。

想要获得“文”的谥号，不仅需要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还要品德道德一流，并且忠、孝、仁、义、礼、智、信七样全占，才能有机会得到“文”的谥号。

所以当仁宗准备给他的老师最高荣誉的时候，就有大臣提出异议了：“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于是改谥号为“文庄”。

这个谥号也不错，谥法里的庄意思为“通边圉，使能服”，说夏竦是文武全才，肯定了其治域有方，镇守边疆的功劳。

勤政有为：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能吏

拥有一身抱负的夏竦，不仅有着深厚广博的学识，更是有着坚定的为国分忧、为民谋利的志向。他长期位高权重，历仕三朝，多地为官，显赫于世四十年，为国事民隐尽力献身，也留下了让百姓称道的政绩。《宋史·夏竦传》称赞他“为郡有治绩，喜作条教，于里闾立保伍之法，至盗贼不敢发。”

古城丹阳是夏竦担任地方官的第一站。上任不久，夏竦看到县城的建筑陈旧，百废待兴。特别是代表丹阳古县门面和形象的“县门楼”，已经是墙体开裂、梁柱腐朽、几成危楼。于是他对县门楼建筑的损毁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然后制定出修缮方案，并督工开展维修工程。经过一番努力，重修后的丹阳县门楼，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矗立在练湖东岸、驿道旁边。为此，夏竦还专门写了文采飞扬的《重修润州丹阳县门楼记》：

县门楼，建鼓之所也。号令之发，始乎钟鼓。兴居之期，启闭之节，由是乎达。故其墉归如，其楼轩如，冠厅事旁屋，状人之有冠冕，若之何毁之？今年夏初，予视厥职，悯夫斯楼积有年所，墙败于左，木隳其右，风雨所陵，埃壒所侵，官而弗省，其谁治之？乃役工百余指，伐木十余本，易其数梁，替其数楹，涂其墉，赭其栏。取其壮而不取其宏，务其完而不务其华。后负练塘，前压驿道。山阜表其东，津梁续其右。望之敞然，有宫府之风；登之廓然，有小天下之心。使吾民如楼之完善，政如楼之新，则百里之间无疮痏矣，后之为政者可不勉之哉！

这篇《重修润州丹阳县门楼记》，算得上是丹阳版的《岳阳楼记》，它比《岳阳楼记》早了四十多年，虽只有短短二百多字，但文章精练，内容充实，情感丰富，寄托了刚刚踏上仕途的二十岁小伙的“善政为民”心志。

天禧三年（1019），夏竦任襄州（今湖北襄阳）知州的时候，碰上了闹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强盗贼寇盛行。夏竦不仅打开公仓放粮，还让城里的富人出粮十余万斛，用来救灾，救活了灾民四十六万余口。当时的廵按使姜遵向皇帝上奏折，报告夏竦的所作所为，皇帝非常高兴，赶紧下圣旨，给表扬。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谢夏竦，把皇帝的表扬信刻在石头上，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天圣元年（1023），夏竦又到洪州（今江西南昌）任知州，恰巧遇上疫病流行，他便让医官“制药分给居民”。医官对他说，江西这边的习俗，信鬼不信医，有病了不吃药，而去找巫师作法。

夏竦一听，这哪行啊，这样得害死多少无辜的百姓啊，必须得整整这个风气。于是派人满城搜索，将这些巫师神婆一并抓起来，把他们作法的工具统统没收，一并销毁，并且把他们都赶回家种田去。朝廷知道后，也大家赞赏，并在江南地区广为推广，彻底消除了这一恶习。

夏竦还曾任知青州，在那里他修建了青州南阳桥，是一般认为的中国最早出现的虹桥。为防水患，几经筹措，垒巨石固河两岸，用数十根大木相贯，无柱，架为飞桥，由梁柱式木桥改为结构独特的无柱单拱木桥，状如彩虹，故曰“虹桥”。不久，这种造桥技术就被推广到汾、汴等地。青州虹桥的建筑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座桥至今已历经千年。

夏竦不仅在地方治理上游刃有余，在边防军事上也可圈可点。

仁宗时期，西夏赵元昊对宋朝发动军事进攻，西部边防顿时紧张。以文学起家的夏竦，被潮流卷入军事漩涡，成为边防前线的统帅。

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由涇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改为陜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知永兴军，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协同夏竦主管前线军政。

鉴于当时客观条件差异，夏竦建议“若缮治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但趣过于岁月，不预计于胜负，是当今之常制也”。

具体对策是：“一，教习强弩以为竒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角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㨗，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㪷，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纾馈运。”

朝廷认同夏竦这套方案，“当时颇采用之”

夏竦的这个对策，实事求是地吸取祖宗经验教训，依据宋夏双方的军政现状，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做出有把握的稳妥选择。

遵照这个总原则，他在陕西边防采取防守为上方针，“毋得与战”，又“防其縁边和市”，对西夏搞经济制裁，不战而屈人之兵，“坐待其毙”。

然而，一些主战的官僚不从实际出发，只凭求胜的主观愿望，扬言出击，抨击夏竦“怯战”。可惜，好水川惨败之后，又传来刘平、葛怀敏“轻贼失军”，仁宗从“锐意兴师”气氛中有所醒悟，“悔不用公言”。

召夏竦回朝任枢密使，主掌军事决策大权。

可是仍有人阻扰，说夏竦“怯于用兵，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堕矣。”为免前线士气不振，仁宗不得已改变成命，然而“终以公言为是”。

仁宗皇帝想让夏竦为首相，又因“议者诋公终不已”，只好给予无职权的“英国公”爵位。

仁宗对他说：“很多人诽谤重伤你，但我是了解你的”。

一句话，透露出皇帝的无奈，也说明当时的文官集团实在是太强大了，并不是皇帝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的。

夏竦一生兢兢业业，最后终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亲行隄上，已而得疾”，病卒于抗御水灾任所。

知人善任：慧眼识珠提携栋梁之才

夏竦特别爱惜人才，他识才，惜才，爱才，用才，发现并提携了一帮后来位极人臣的重量级人物。

首先得到夏竦帮助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谋私谋权而上书弹劾，结果引发景佑党争，被贬出了京城。此后虽然吕夷简失势倒台，但宋仁宗对于结党非常厌恶，下诏禁止互结朋党，范仲淹也因此一直郁郁不得志。

不过夏竦的眼光非常老辣，他看出范仲淹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在就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便竭力向赵祯举荐范仲淹，使其最终与韩琦同任副使。范仲淹也正是因为在陕西任职期间表现突出，才重新获得了赵祯的赏识，这才有了主持庆历新政的机会。

对于夏竦的举荐之恩，范仲淹是感激莫名的，所以他才会在《《谢夏太尉启》中表示由衷的感谢：“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而北宋的另一位名相、而且还是在换宰相有瘾的赵祯（42年间换了23个宰相）手底下唯一能做了3年独相的庞籍，则更是因为夏竦慧眼识才，才得以出人头地的。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夏竦被贬黄州，恰好庞籍在他手下担任司理参军。话说老夏的眼光实在太毒，瞅一眼就“以为（庞籍）有宰相器”，所以很快就举荐他入京为官，任开封府兵曹参军事，从此步入仕途的快车道，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夏竦一语成谶，以至于庞籍在日后也不得感慨自己是“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另一个受到夏竦恩惠并挽救了仕途的，则是前边说过的韩琦，后来也官拜宰相。

好水川之战后，直接组织和策划了这场战役的韩琦首先上书自劾，承担了责任。但据说在任福的遗体中发现了一份韩琦写的文书，警告任福如不利于战，则据险而守，不可冒进，但显然任福没有听进去。于是夏竦搜集任福违反军令的罪证，据实上书，认为这场败仗不能全怪到韩琦身上，后者也因此避免了被赵祯一撸到底的悲剧，只是“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才有了后来东山再起的机会。

夏竦知安州时，宋庠、宋祁兄弟正青春年少，夏竦看他们有才华，一天，命他们作落花诗。宋庠云：“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宋祁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夏竦说：“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宋庠)当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宋祁)君非所及，亦须登严近(近臣)。”后来都被他说中了。

夏竦薨后，当时任宰相的宋庠写了二首《宣徽太尉郑公挽词》以表哀悼。挽词中宋庠对夏竦的才学、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夏竦之死感到很悲痛，并慨叹夏竦没有做宰相以施展他经国济民的才干。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毕生显赫的夏竦，为人处事的人品并非完美无瑕疵，同僚对他的批评抨击不少。

这里面，夏竦固然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而且性格高傲，难以交际，做事急于进取，行政未免过苛。但其名声不好，与当时的为政风气，历史背景也不无关系。

当时的朝廷，南北党争十分严重，北方的官员严重看不起南方人，时刻排挤和打压南方官员，并且在势力上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宋仁宗之前，南方人能在北宋朝堂上当上宰相的也就丁谓和王钦若俩人而已。再加上个江西人夏竦，不就凑齐了“宋初三奸”了吗？

不管怎么样，功是功，过是过。

他的学识才华，历史功绩，是谁也泯灭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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