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历代状元（沈文倬的岁时祭考辨及其特色）

沈文倬先生

沈文倬是继黄以周、曹元弼之后最杰出的礼学大师，于儒学、经学、学术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卓有建树，足启后学。值此沈文倬逝世六周年之际，三读其力作《宗周岁时祭考实》［1］(P346—390) ，论证绵密，新见迭出，感慨殊深。今以札记形式，略述其成就与特色，以明赓续前贤研礼之志。

一、《宗周岁时祭考实》创获举要

《礼记•祭统》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宗周祭祀，最为学术界所熟知者莫过于岁时祭，即一岁四时(四季)祖先之祭。《诗•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毛传:“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此后，说《诗》者几无异词，被作为礼学基本常识而传承至今。沈文倬于士、大夫岁时祭之缘起和仪节、礼义等环节详为考索，又依《诗》、《礼记》等文献，勾稽诸侯、天子岁祭，推倒毛传，提出宗周之岁祭，仅有烝，春秋之时方分为二祭，至战国始出现四时祭之说。

1.殷周异制。岁时祭源起于何时? 乃岁祭研究之首务，然学者多以为宗周所特有，转相沿袭，而不复措意。沈文倬从殷周礼制损益着眼，探索其源头。《礼记》习见虞、夏、商、周四代制度之异同，如《明堂位》“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等，“大半不出名物度数之范围。既难于考定其是真是假，也说不出在损益上有什么重大意义”［1］(P349) 。如《檀弓下》述殷、周丧礼异制，均见于《仪礼•士丧礼》上下篇:

殷主缀重，周主重彻焉。

殷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

殷练而袝，周卒哭而袝。

沈文倬指出，殷周祀典异同有三:

周制合祭祖先，(一)“五岁再殷祭”没有殷制那样频繁;(二)周宗庙有祧法，高祖以上祧入世祖庙，列于合祭则不复有特祭;殷无此法。

周制妇人配祭……断无先妣特祭。只有父在母死，葬后的虞祭与卒哭祭是女尸享受，但这是丧祭而非吉祭。袝祭后袝于祖姑，祖姑配于祖父，仍然是附食于配祭。

殷制祭兄是“弟及”制的特征。周制嫡长子继承，无嫡长子以支子入嗣，按昭穆排定，与嫡长子同。从王室到大夫士家，绝无祭兄之典。

2. 岁祭始于殷。“岁”字殷墟卜辞习见，如武丁卜辞:“贞:翌丁，酒获，丁明岁，一月”(《合》102)。武乙、文丁卜辞:“乙巳贞:王侑，□岁于父丁，三牢，伐十又五，兹若，卜雨其十牢。癸卯贞:其三十羌。癸卯，王侑，□岁，三牢，羌十又五”(《合》32057)。皆其例，其中之“岁”，学者多解为祭名，至确。然其内涵，则言人人殊。唐兰以岁为割牲以祭之名［2］(考释28) 。吴其昌称杀牲以祭，刃刑为卯，戉刑为岁［3］(243条) 。岛邦男以岁为祭祀供载其牲之意［4］(P487—491) 。郭沫若指为一岁举行一次之祭［5］(释岁，P150) 。陈梦家谓“祖甲时代尚行一种岁祭，此种岁祭在武丁时代即已存在”［6］(P381) 。此外，少有学人论及。

沈文倬首次将卜辞之“岁”与宗周岁时祭相联系，并指出，“岁”之外，卜辞又有与祭祀有关之“登”字。武丁卜辞有“登羊三百”(《合》8959)，“贞:登牛隹于唐”(《合》13390 正)，廪辛卜辞有“其登鬯于祖乙”(《甲》2407)，武乙卜辞有“王其登米”(《后下》29．15)等记载。唐兰云卜辞之“登”，“即饔之本字”［2］(P47) 。沈文倬指出，“登”，“其字象奉进粢盛之形，后人即假‘烝’为之”［1］(P359) 。陈梦家亦有相同见解:“可使卜辞登祭与《月令》之登尝相联系。战国之后，登或假烝字为之。”［6］(P531) 周康王时器大盂鼎“登祀”连文。“登”即后世之“烝”。《书•雒诰》云，“王在新邑烝，祭岁”，亦以“烝”、“祭”连言，其相贯之迹甚为明显，足见宗周岁祭之源头在殷。

3. 烝为祭法，岁为祭名。沈文倬讨论宗周岁烝之祭，严格区分祭法与祭名:“在周初烝只是祭法而岁是祭名。是时祭，也是岁祭。”祭名与祭法有别，今之学者多不之知，故沈氏之辨析极有必要。祭名与祭法有别，殷墟卜辞已然，如武丁卜辞:“贞，尞于土，三小□，卯一牛，沈十牛”(《合》779)。正尞，祭名，《说文》:“尞，祡祭天也。”“卯”、“沈”，均为祭法(用牲之法)之名，“ ”为祭名，“卯”为用牲之法。王国维云:“疑卯即刘之假借字，《释诂》:刘，杀也。”［7］(P5) 《尔雅•释天》:“祭川曰浮沉。”郭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名与祭法并见于同条卜辞者甚多，如武乙、文丁卜辞:“丁巳卜，侑，尞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合》32674)，即是其例。恕不赘举。

祭名与祭法之区分，至关重要，不明辨于此，则步步茫昧，不知所终。沈文倬又指出，《仪礼》之《特牲馈食礼》与《少牢馈食礼》两篇，学者多以“特牲馈食”与“少牢馈食”为祭名，殊不知“二者都是祭法”。此处涉及《仪礼》表述祭名、祭法之规范，沈氏以《士虞礼》首句“士虞礼特豕馈食”为例，指出士虞礼“是葬后安其魂气之祭，故首句先列祭名，下连叙祭法。祭礼当以此式为准”。然《特牲馈食礼》引《郑目录》云:“特牲馈食之礼，谓诸侯之士以岁时祭其祖祢之礼。”似以“特牲馈食”为祭名，如此则与《士虞礼》不合。沈氏指出，“馈食”下“之礼”二字为传抄时“误加”，原因是战国时出现四时祭名，“引起祭名不同的争议，遂使记录者不易定名”。堪为证据者，“郑玄《三礼目录》说‘士以岁时祭其祖祢之礼’，是坚持了正确的解说”［1］(P362) 。

为正本清源，沈文倬复以《仪礼》记岁祭之篇文字为据，以证明“特牲馈食”与“少牢馈食”为祭法而非祭名:“祭礼都写明为了某事，开门见山，绝不含糊。《士虞礼》初虞为‘祫事’，再虞为‘虞事’，三虞为‘成事’。《特牲礼》在宿宾时说‘某荐岁事’，《少牢礼》在筮日、筮尸、宿尸的命辞和阴餍的祝词都说:‘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典礼自身表明是岁祭。再从其内容上看，迎尸入室，奉进黍敦稷敦，尸食九饭(或十一饭)为祀事开始，谓之馈食。非常明显，二礼都是以烝为祭法、以岁为祭名的。”［1］(P361)

4. 烝尝至春秋始分为二祭。岁时之祭分布于四时，颇合情理，似不易撼动。然学者忽略一前提:宗周历法，是否已有四时? 沈文倬云:“甲骨文有春秋而无冬夏。在四时观念没有出现、或出现了而没有普遍流行时，时祭落实在岁祭上也是合理的。”［1］(P359) 殷无四时观念，此为甲骨学界共识。陈梦家据卜辞推定，殷代仅有春秋两季，“后世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起于春秋以后”［6］(P226)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无四季，岂得有四时之祭! 沈氏此说，堪称卓识。烝作为后世时祭之一，此时尚未独立为祭名，而与岁祭合一，乃在情理之中。

《诗•商颂•那》有“顾予烝尝”，《小雅•楚茨》则有“以往烝尝”，学者多理解为烝、尝二祭。沈文倬指出，此处“烝尝”，“不能说既是烝祭、又是尝祭，只能作奉进祭品给祖先尝新解，因而仍然只有烝祭(亦即岁祭)一祭”［1］(P359) 。此说于典籍有据。烝，《诗》、《书》多训进，《尧典》“烝烝乂”孔传、《信南山》“是烝是享”毛传、《甫田》“烝我髦士”毛传、《宾之初筵》“烝衎烈祖”郑笺、《丰年》“烝畀祖妣”郑笺等皆同。“尝”，有品尝之义。《楚语下》:“国于是乎蒸尝。”韦注:“尝，尝百物也。”《少仪》:“未尝不食新。”郑注:“尝，谓荐新物于寝庙。”

上引烝、尝，均无特定祭名之义。《春秋》与《左传》所见烝、尝，尚未与特定季节对应:

《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左传》襄公十六年:春，(晋)烝于曲沃。

《左传》昭公元年:十二月，晋既烝，甲辰朔，(赵孟)烝于温。

《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己亥，尝。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齐)尝于大公之庙。

上揭诸例，烝行于春正月、夏五月、春、十二月;尝行于八月、十一月;与秋尝、冬烝之说显然不合。而尝、烝分途，已成事实。沈文倬云:“到春秋时烝、尝分别举行，才从烝一祭变成烝、尝二祭。这个发展过程很清楚，是确凿无疑的。”［1］(P359)

大小《戴记》提及尝、烝祭名处甚多，如《明堂位》称“夏礿秋尝冬烝”，而《郊特牲》、《祭义》说“春禘而秋尝”，《仲尼燕居》说“禘尝之礼”，《祭统》说“礿禘烝尝”云云，“虽受不同程度的影响，终究没有合流”［1］(P360) 。

毛传以春祠、夏禴、秋尝、冬烝释《小雅•天保》“禴祠烝尝”。沈文倬指出，“其说取自《尔雅•释天》”，“好像《天保》首创四时之祭”。问题在于，《尔雅》中成书最早之《释诂》篇云:“祠、烝、尝、禴，祭也。”均为祭名，与四季并不对应，正与《天保》同例。类似之例证，又如:

《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蜇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蜇而烝”;《曾子问》:“孔子曰，禘、尝、郊、社，尊无二上”，也是四个祭名，只因郊祭天，雩祭山川，社祭土地之主，禘合祭祖先，尽人皆知，无法影戤;而祠与禴不知何祭，被人移花接木，编到时祭去了［1］(P360) 。

5.《大宗伯》将烝尝扩充为四时之祭。沈文倬指出，最早将烝尝岁时之祭扩充为祠禴尝烝，并与四时对应者为《周官经•大宗伯职》吉礼十二目:“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官》一书之年代，自西汉武帝时即有争议，堪称言人人殊。自刘歆指为周公手作，学者多奉若圭臬，由此影响到对《周官》文字之采信程度。然近代以来之研究表明，《周官》成书之年代不得早于战国，沈氏亦持此说:“周公制作之说实不可信，有很多证据，足以证明《周礼》成书不在周初。”［8］(P701) 以岁时之祭与四时系联，适足见其晚出，“由此可证，战国时，《周官经》作者改《天保》诗‘禴祠烝尝’为‘祠禴尝烝’，把春秋时的烝、尝二祭扩充为四时之祭”［1］(P360)。秦汉以降，《大宗伯》四时祭之说竟然成为学者说解岁时祭的标准，《尔雅•释天》、《公羊传》、《说文》均与之趋同，《春秋繁露》言:“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蒸者，以十月进初稻也。”“加工修饰，真是越来越精巧了”［1］(P361) 。

6. 丧祭与吉祭之分界。宗周岁时祭为祭祖仪式之一，君子有终身之孝，祭祀过程漫长，形式有别，当作分期。沈文倬指出，近人所称“祖先祭祀”应包括丧奠、丧祭、吉祭(岁时祭、合祭) ［1］(P354) 。其区分点有二:

奠和祭是第一区分，以葬为分界，其特征，奠仅设酒食而祭则立尸受飨。在祭祀中，丧祭和吉祭是又一区分，以终丧除服为界，其特征，丧祭无定时而吉祭为定时的常祀［1］(P351) 。

就《士丧礼》所见，“丧奠”有始死之奠、小敛奠、大敛奠、朝夕奠、殷奠、荐新奠、朝祖奠、祖奠、大遣奠等十种。葬后当日虞祭，虞祭是丧祭之始。《既夕礼》云:“三虞，卒哭。”郑注:“卒哭，三虞以后祭名。”《礼记•檀弓上》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郑注:“既虞之后，卒哭而祭，其辞盖曰‘哀荐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为成。卒哭吉祭。”是以，虞祭是丧祭，卒哭以下为吉祭。沈文倬根据《士虞•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认为:“到禫祭时才是吉祭阶段，大祥以前还在丧期之中，都是丧祭。”［1］(P354)

《檀弓下》“奠以素器”，孔疏:“奠谓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时无尸，奠置于地，故谓之奠也。”甚是。然葬后致祭何以要立尸? 孔疏未之及。沈文倬申述道:“始死至葬之时，尸柩在殡宫，致祭有象，故设奠而已;葬后形魄归于地，祭无所见，故需立尸。”［1］(P354)

7. 祊祭即索祭。“祊”，习见于礼书。《礼器》云:“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内之旁，同名焉。”《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郑注:“庙门曰祊。”《诗•小雅•楚茨》云:“祝祭于祊。”毛传:“祊，门内也。”《说文》云:“门内祭先祖所旁皇也。”综上所说，祊为宗庙门内祭祀之专名。孔颖达称:“凡祊有二种，一是正祭之时;二是明日绎祭之时。”

沈文倬指出，《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与《祭统》“诏祝于室而出于祊”所说乃同一件事。郑注:“出于祊，谓索祭也。”由此而知，“《楚茨》的‘祝祭于祊’，即《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所本”。祊既释为索，所索为何? 正祭与绎祭，何以要于门内设祭? 祊与正、绎而祭之关系何在? 学者多语焉不详。沈文倬道:

祊祭就是索祭。祭前庙门求神，以所在处所言叫祊祭，以所为何事言叫索祭。子、妇从求索神在哪里的迫切要求中，又无可奈何地猜测:不应只在亡亲居处的室内祭，还应“博求之平生”到过的地方去祭;不应只有一次祭，还应翌日第二次祭;正如《祭义》所说:“设祭于堂，为祊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郊特牲》所说:“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远诸人与?”于祊求之而不得，该求诸远处吧［1］(P382) !

所谓祊祭，乃是祭前于庙门求索祖先神灵之仪式，指的是求神于不同的处所，“本身不是典礼，不过祝官执持些祭品到庙门口去求神，直祭时有之，绎祭时亦应有之”［1］(PP379、382) 。如此，祊祭之义，庶几可得正解。

《诗•周颂•丝衣》云:“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此诗所记，乃是助祭的祝官到门外索祭。《毛诗序》云:“《丝衣》，绎宾尸也。”沈文倬指出:“卿大夫级贵族在堂上又祭，用的是宾尸祭法;而天子诸侯的又祭宾尸，在翌日举行，还加上个绎祭大名。可见鲁、毛二家所释，均欠分明。而且，《丝衣》一诗，就其内容来看，却是绎祭开始时的求神祊祭，还没有涉及宾尸之祭呢!”［1］(P385)

二、勾稽天子、诸侯之岁时祭

《仪礼》十七篇，大体为士大夫之礼，天子、诸侯之礼阙如。历代礼家希冀以士大夫之礼为基础，按照礼有等差之原则，上推天子、诸侯之礼。然大多机械累增仪节，如《少牢馈食礼》宾尸加爵九而止，任启运《肆献祼馈食礼》徒增二爵，列加爵十为无算爵之始，复以佐食献散爵于尸，拼凑为加爵十一，以为天子、诸侯之礼必定如此。如此之类，恕不枚陈。

以士礼上推天子、诸侯之礼，关键在于可资佐证之史料是否可信。任启运之作，大体依《周官》立说，其书名即据《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而来。其具体考证亦每每如此，如加爵一为王献尸，加爵二为后献尸，《祭义》“君献尸，夫人荐豆”即其证。而任氏据《太宰》以加爵一为荐玉币之事，又据《内宰》以加爵二为“后祼献则赞，瑶爵亦如之”语，另立新说。殊不知《周官》晚出，不得以之作为宗周典礼之实录。

沈文倬不满任启运之作，故此文重加探索，勾稽天子、诸侯岁时祭之大要，其最显著之特色，乃是史料之鉴别与发掘。沈氏指出，《仪礼》而外，关涉宗庙祀典之遗存散见于其他文献者不在少数，其大端有三:

第一，《诗经》的雅颂里不乏有关宗祀的乐歌，有通篇描写某一祭礼的始终，有综述宗祀而例及岁时，有概说祀事共有仪注而可供移用补充，尽管体势诡谲，层次颠倒，但文出西周，知见定较真切，只要本其意向，妥为推阐，便是当年实录。第二，礼制崩坏以后，老人们思古怀旧，说此道彼，尽管重迭疏漏，漫无统系，幸被后代学人收入传记，流传至今，只要善于甄别，仍属可靠的依据。第三，士大夫岁时祭既完整地保存在《仪礼》中，只要运用好尊卑文质相变法则，效法礼家推士礼以致天子，便能坠文重拾、散义复完:这样看来，天子、诸侯的岁(烝)祭礼，大体上尚能做到粗略复原［1］(P378)。

沈文倬于《诗经》雅颂之发掘，突出表现于《楚茨》一篇，认定《楚茨》乃首岁时祭礼的乐歌［1］(P389) ，其与岁时祭之相关性极为密切，以之与其他雅颂之篇，以及《仪礼》、《礼记》所载礼仪发明与互补，勾勒天子诸侯岁时祭梗概如下:

《祭统》、《表记》均提及天子亲耕以供粢盛。《谷风•楚茨》章一:“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 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即是“周初定制‘亲耕以祭’”［1］(P379) 。

《楚茨》一章末两句:“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此乃祝官迎尸入室，优礼尊者，使之安坐于席;尸接受祝官辅导，实行一系列礼仪。此仪节亦见于《特牲馈食礼》及《少牢馈食礼》中，证明《诗》与《礼》完全吻合。

《大雅•旱麓》:“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棫朴》章二:“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乃奉卿士玉瓒，“随王助祭”。

《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此即《祭统》“既灌之后出迎牲”。

《楚茨》章三:“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此乃祭前索神于门。

《楚茨》章四:“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此乃祝官致送抟黍、宣读嘏辞。

《楚茨》章三:“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记述饔人燅俎、载俎，如正祭之仪。燅俎之后在户牖之间铺设重席。《祭统》说:“铺筵设詷几，为依神也。”

《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摹写钟鼓与箫管的合奏，却是祖祢常祀所当有。诸礼共有的仪注，本来就是相互移用的。”［1］(P386)

沈文倬总括天子、诸侯岁时祭之主要仪节为:“祭日从朝践(翦)开始;接着，举行直(正)祭而先行祊祭;翌日举行绎祭，也先行祊祭而后宾尸。”天子、诸侯岁时祭不同于卿大夫士之处在于，后者“自熟始”，前者“自鬯始”而称之为“朝践”［1］(P379—380) 。

其次，堂上宾尸之祭，凡九献尸，亦时或可于《诗》中觅得佐证，沈文倬所定九献尸要目及引用《诗》处如下:

加爵一为王献尸。

加爵二为后献尸。

加爵三为上宾献尸。《大雅•既醉》章四:“其告维何? 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加爵四为王世子献尸。《既醉》章五:“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加爵五为长孙献尸。《甫田•宾之初筵》章二:“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

加爵六为长兄弟献尸和侑，同时献王和后。

加爵七为王酬尸，为酬酒的第一爵。

加爵八为兄弟二人举觯于尸、侑为正酬之始。

加爵九为众宾之长一人举觯于尸，此是旅酬之始，尸不止爵，即以此爵作众爵。

据士大夫礼上推天子、诸侯礼，无疑是礼学界需要长期着力之处，沈文倬上述研究无疑为后学树一典范，值得反复揣摩、体会与学习。

三、《宗周岁时祭考实》之特色

沈文倬《宗周岁时祭考实》为周代祭祖礼研究的里程碑之一，堪与擅长考证之清乾嘉诸老比肩。三读其文，如下特色，最为鲜明:

其一，长于从礼学发展过程提出问题。以四时祭名为例，沈氏从殷周礼制异同出发，探索岁时祭之源起;又从历法制度精粗与四季渐次形成之过程着眼，断定宗周无四时祭之名;复从《左传》、《礼记》等文献证明，春秋之时犹无四时之祭;最后揭示《周官》乃以四时与四时祭名搭配之始作俑者。其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识见之高，令人感叹! 沈氏注重考察殷周之礼差异，旨在剖析礼义礼法之演进。如《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之语屡屡被学者征引，然殷周之别究竟何在，每每被虚悬一格，王静安《殷周制度论》之后绝少有人深入深究。沈氏注重于具体仪节上区别两者，亦注重于礼义上区别。前者如《祭统》言:“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他据《少牢馈食礼》载俎节，羊俎、腊俎云“肩在上”，推断“周人确是贵肩”。后者如:“尊神与尊礼、先鬼与近人，是殷、周对待鬼神的原则分歧;周人的事鬼神主要表现在祖先祭祀上，而殷人的率民以事神，则贯穿到施政方针中去了。”［1］(P350)如此等等。读沈氏上述研究，可以得一重要提示:即古来礼学研究，人云亦云之处恐不在少数。学者往往慑于郑玄、贾公彦等经师盛名，或笃信清乾嘉诸老必定精审，不敢甚至不想发问起疑，诸多祭名，不求甚解，故鲜有突破。日后的礼学研究，当如沈氏不惧权威，考而后信。

其二，注重文献可信性之论证。文献为学术研究立说之依据，而先秦文献之情状极其复杂，除伪书伪事之外，复有真伪混杂于一书者，若取舍不慎，则立说全误。礼家研究礼经，引用最为频繁者为《周礼》与《礼记》。如前所述，任启运《肆献祼馈食考》过度依赖《周礼》，便是典型。沈氏引用史料极为严谨，对文献年代，均有细加推勘，反复推求之工夫;绝不以《周礼》说宗周礼制，亦绝不以郑注、贾疏之说为结论，便是严格恪守之原则。《礼记》虽出于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但内容驳杂。沈氏于此书绝不简单否定，必作具体分析，凡有引用，必证之以其他可信文献。如《祭义》言“献之属莫重于灌”，初献名祼，以秬鬯灌地降神，最为重要。《郊特牲》亦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阴达于渊泉;灌用圭璋，用玉气也。”此说是否可信? 沈文倬指《诗•大雅•旱麓》有“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句，《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句，两者所说为同一事，故于此发凡起例:“《礼记》所录佚礼残句，与《诗》的歌颂互证，凡吻合者便属可信。”［1］(P380)此外，大小《戴记》内之有关记载，凡可互证、推求佚礼之内容，沈氏均视为可信之史料。如《杂记下》，“夫大飨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卷三牲”之语，后人多因不知其详，存而不论。沈氏指出，《公食大夫礼》归俎节亦有“卷三牲”句，当是《杂记》直引《飨礼》原文;《郊特牲》说“大飨尚腶修。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礼三本》说“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饮食之本也”，均提及大飨而语焉不详，但都真实可信，“这些概述飨礼的事，都是其礼的残句，它与《仪礼》十七篇具有同等的史料价值”［1］(P348) 。足见其驾驭复杂史料之能力。又如，《郊特牲》云:“既灌然后出迎牲。”《诗•小雅•信南山》云:“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礼运》云:“玄酒以祭，荐其血毛”，《礼器》说:“割刀之用，鸾刀之贵”。《祭统》说:“祭之日，君牵牲，穆荅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刲，取膟膋，乃退。”此等记载，详略不尽相同，文字或有小别。沈氏指出:“后人各记所闻，大同小异，从其文字微有差异处，正好证明其所述不诬。”［1］(P380)

其三，随文考证，足见功力。礼学为实学，名物度数，无可回避。沈文倬此作名为“考实”，确非虚言，随文辨析，务求其实，精彩之论，俯拾即是。例如，神保乃尸之美称。《诗•小雅•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神保”，马瑞辰认为:“保者，守也，依也，神之所依为神保”，“与先祖对举，亲之为先祖，尊之为神保”。沈氏申述云:“祭祀中的事事物物都要用嘉称，如牛称一元大武、羊称柔毛、豕称刚鬣、酒称清酌、黍称芗合、稷称明粢等等，对皇尸理应加个嘉美的称号，就叫神保”［1］(P382) 。《诗•大雅•生民》“取萧祭脂”，意欲何为? 《郊特牲》说:“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爇萧合膻芗。”沈氏云:“萧即是蒿，凡祭祀都要取多种干蒿与牲畜脂膏同烧，以其香气感神。”［1］(P381) 膻芗何意? 又云:馨香，“将香浮室内”;膻芗，“将香飘户外”;“与‘殷人尚声’相区别，周人祭祀，以秬鬯灌地降神，以萧合黍稷、牲  的馨香、膻芗感神，都是尚臭的充分表现”［1］(P381) 。

读沈文倬学术论文，精湛之考据，纵横捭阖之议论，吞吐古今之气度，无不令人抚卷长叹。沈氏堪称20世纪中国礼学史上之丰碑，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之礼学研究由其而避免出现空白之尴尬。其为人为学，皆足称楷模，昭示后学，我等愿追随沈先生之足迹，矢志不移，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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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沈文倬． 宗周岁时祭考实［A］． 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唐兰． 天壤阁甲骨文存［M］． 北平: 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

［3］吴其昌． 殷虚书契解诂［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岛邦男． 殷墟卜辞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2．

［6］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7］王国维． 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M］． 上海: 仓圣明智大学，1917．

［8］沈文倬． 孙诒让周礼学管窥［A］． 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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