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沈丘是现在的哪里（一直弄不清河南沈丘与安徽临泉到底有什么关系）

古沈之地临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公元前1042年周成王封聃季载于“沈”，在此建立沈国。春秋战国时期，先后为沈子国、楚国沈尹、寝丘、平舆，秦为寝县，西汉改为寖县，西部置鲖阳县。从东汉到南北朝名为固始。隋开皇三年设沈州。唐初废州设沈丘县，宋、元沿用沈丘县名。明初废沈丘县改为沈丘镇，设巡检司，属颍州。清沿明治，属阜阳县西乡之地。清末现临泉辖区划为阜阳县西五镇，即西南镇(吕寨)，西三镇(沈丘)，西四镇(鲖阳)，西五镇(杨桥)，西一镇(宋集一部分)，列为阜阳西乡之地。民国初年（1912年），废道、府、州、厅，建县。民国二十年（1929年），废镇设区， 第七区驻滑集，第八区驻杨桥，第十区驻沈丘。1934年9月，设立新县，因县城濒临泉河，故名临泉县。1935年1月，临泉县正式成立，驻地沈丘集，属安徽省第七专员公署。本报约请临泉县文史学者文涛撰文，谈谈80多年前临泉复置县治的历史故事。

豫匪窜扰蹂躏乡里

沈丘镇地处豫皖交界的安徽省西北部，清末民初以来，阜西之地幅员辽阔，又远离（阜阳）县治。故常遭受来自豫南土匪的窜扰。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地盗贼蜂起，匪患更为严重，百姓生灵涂炭。仅建县前十多年，大杆（五千人以上），小股（千人以下）土匪到今临泉境内达20多起。仅豫匪王太、李老庄两大杆拉来拉去各七八趟。1922年11月，豫西匪首老洋人带8000余名土匪一路烧杀淫掠经沈丘镇后直奔阜阳城，给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

沈丘集遭受匪患最为严重的一次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12日，巨匪王老八（河南省杨埠南王庄人）集结匪徒5000余人，由河南窜入境内，过迎仙店、李铁集、韦家寨一路烧杀抢掠。在半拉庙附近停留一天后，11月14日凌晨开始攻打颍西最大的镇——沈丘镇（今临泉县城老街），匪徒过黄庄从斜街进入正南门（沈丘门）下开始攻城。当时，南门两边的二座砖炮楼，炮楼内架有两架铁铸火药土炮，在南门防守有武装乡勇30人，由沈丘镇地方民防团团长兼青帮头子王茂林带领（沈丘集人尊称其为王老茂），当匪徒数百人过了护城沟，王茂林下令30人同时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数十个土匪，众土匪假装退去。王老八带着几百人过鬼沟沿流鞍河东岸，过了小曾庄后，转入西门攻城（金德门，今顺河西街首），由于西门较低，外面护城沟也较窄，防守也较为薄弱，众多匪徒杀死守卫城门的武装乡勇，很快潮水般从西门涌入，集内居民和城墙上民防团四散逃跑。匪徒先闯入小十字街口西边最大的户“王家合院”，将家产抢掠一空，并将其长孙王明德（名大福）作人质架走，勒索赎金二千银元。匪徒东窜，闯入东街刘家大院（刘老茂家），将其子刘洪魁作人质架走。巨匪王老八在沈丘镇盘踞3天，将沿街商店抢掠一空，又纵火焚烧房屋200多间，沈丘集内一片火海，死尸到处可见。共架走 105人作人质，打死东街刘明昆等40余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特别是镇颖门（东关外今青龙桥下）、下洼水塘、沈丘门（南门）外鬼沟里漂满死尸。此时，韦寨镇秦营人秦庆霖在倪嗣冲的安武军中任团长，驻扎阜阳。王明德的四叔王琢璋正在阜阳教书。于是，王琢璋（后来的临泉县商会会长）、王觐陈（后来的民国安徽区国大代表）和时任阜阳县立高小校长张蕴华（共产党员，后来的革命烈士）等人一起找秦庆霖，请求秦庆霖剿匪安民。秦庆霖派第二营营长曹胡子率军星夜追击土匪，追到韦寨予以痛击，将王明德、刘洪魁等人质救出。溃匪向西南窜，曹胡子营长追踪至河南省杨埠将王老八的土匪全部歼灭。

1928年北伐结束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西三镇镇董韦茄敬垮台后，由乡绅土豪韦子庆接任。是年，土匪头子老岳的部队要经沈丘镇开过去，保安大队长曹国勋（中共地下党员）下令沈丘集四门落锁，不准老岳的部队进镇，要他们从镇外绕过去，镇董韦子庆卑躬屈膝，巴结土匪头子，不经保安大队长允许，打开城门，让匪兵进食沈丘集。匪兵进镇，格外眼馋，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抓，扬长而去。镇内一片混乱，哭叫连天。曹国勋十分不满，集合了保安大队武装，带领受害群众找韦子庆算账，游行示威，韦子庆在群众的谴责下，被迫下台。面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软弱，1931年3月，曹国勋毅然辞去了第十区保安大队长职务。

民国十八年 (1929 年 ) 2月3日，匪首老王泰率3000余众匪徒在杨桥集大肆抢掠，奸污妇女。后冯玉祥派其一团人马驻扎在杨桥集东南郭寨，与匪徒激战3昼夜，击溃匪徒。民国十八年 (1929年)春，豫匪老戴正带6000余众自豫西拉到姜寨一带，匪徒一路烧杀淫掠，破熊桥、大杨庄、马庄、潘庄等寨， 财物被劫掠一空，又拉走“票子”300 多人。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春大荒，哀鸿遍野，灾民绝望，而匪首张四贞和黄岭集西王大庄人赵洪善乘机搭伙，匪势迅速聚结，一时聚众4000多人。7月20日，赵洪善带股匪窜至邻近沈丘集西北的庞楼砖寨。土匪里应外合，四面猛攻，当夜攻破庞楼寨。入寨后匪股杀死 百姓70余人，妇女被奸污者30余人，烧毁房屋100余间。

修复后的民国临泉县政府礼堂

沈州故址复置县治，批准设立临泉县

土匪经常窜扰，使沈丘集附近百姓苦不堪言，时人曾不无绝望地感叹道：“为政者弭盗无术，执兵者鞭长莫及！”为此，地方乡绅积极奔走请愿，“增设县治，以便管理”的呼声日甚一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阜阳县教育局长许仁章任意开支教育经费，经地方控告离职去省城。省教育厅命阜阳县派员到省共同核算。阜阳县派县立杨桥小学校长兼县教育经费稽核委员的王慎修去省城与许结算期间，与在省城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田葆初、宿县教育局长彭亮亭3人面谈时讲到家乡匪患严重，认为沈丘集一带距县城阜阳120里，政治力量边远莫及，文化落后，民性强悍，豫西成千上万的大股土匪不时向东窜扰，为害甚惨。烧杀淫掠，贫民逃荒，实在有必要在阜阳西乡置立新县， 加强地方治安力量。于是，3人共同起草，向省府提出建县报告。面见省主席刘镇华，陈其缘由。刘遂面批交民政厅核办，并面允派员前往考查。

后省政府即派臧德滋到阜阳，阜阳派员会同至阜西一带实地勘察后，将所得情况拟实报告，呈由民政厅核转。大家一致认为，阜阳西境地域广阔，距治县辽远，又与河南省毗连，且连年匪祸不易治理，而增设新县的条件，亦与《部颁行政区域部分办法大纲》基本符合。新县城址曾选择3处，即杨桥集，在泉河南岸有东通阜阳，西达沈丘、项城的大道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且商业繁荣，集镇面积大，便于建设；长官店，为全境中心地点，地势平坦，横跨延河两岸，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易于指挥全境；沈丘集，据流鞍河与泉河汇流处，形势险要，明、清两代均置巡检司，为皖西北之门户。新县名曾拟定 3个：即阜西县，以新县设立在阜阳西乡而命名；泉阳县，以新县城设泉河南岸而命名；临泉县，以新县濒临泉河岸边而命名。随后，安徽省政府据情转报南京行政院核批同意建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为阜西设县事，省政府派省民政厅第四科第二股主任张国华协同建设厅测绘人员来阜阳。阜阳专署选聘阜西地方人士田葆初、王慎修等10人为委员，省府委员张国华为主任，成立阜西设治筹备委员会。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29日，安徽省政府第257次谈话会议决定通过，新县名定为“临泉县”，并将设治筹备事宜，逐条开单。新县治设在沈丘集，即昔隋沈州本州和唐、宋、元沈丘县故址。正式指定张国华为新县筹备员，立刻前往。遵照议决方案及指示各项办法，会同阜阳县从速筹备具报，备办处限于7月1日之前组建完成。所有开办费及差旅费定为一千元，每月薪饷办公费定为八百元。已令饬省财政厅筹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析阜阳县西乡北起颍河，南至洪河，纵以茶棚大路、龙王堂、栗头店、五坑集、欧庙集、会龙集、九龙沟以西设立新县，属安徽省第七行政督察区。治所在位于“负泉河而带流鞍河”的沈邱镇。因明洪武年间此地已废沈丘县，弘治十一年（1498年）又在河南省设沈丘县。新县城濒临泉河，故名临泉县。县下设三个区：第一区驻沈丘集，第二区驻杨桥，第三区驻滑集。前指定城内棋盘街完全小学校址（原清代辅仁书院）为县府办公用房，同时筹资收买王、刘二大户人家的宅院，用于护大建设新府。

颁发金印 彻夜狂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元月一日，临泉县正式设置。首任县长就职仪式在新县政府礼堂举行。会上，安徽省政府特派员宣读委任张国华为“安徽省临泉县行政公署”首任县长，并将南京政府铸印局颁发的“安徽省临泉县行政公署”铜质金印交给张国华。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委任田葆初为县党部特派员，受省党部直接领导，与县政府平行。李澄波为临泉县地方自卫大队队长。张国华宣誓就职后宣读了安徽省临泉县行政公署委任状：委任韦希贤为第一区区长。王慎修为第二区区长。周梦平（中共地下党员）为第三区区长。刘鹏九为教育局局长，李景溪为地方财政委员会主任，李乾初为建设科科长，原沈丘集商会会长王琢璋改为临泉县商会会长……。

接着，张国华发表就职演讲。他在就职演说中，以“地古”“县新”“境僻”“灾多”“人穷”“民白”总结了当时临泉县六大特点。中断567年的县治又得以恢复，今设临泉县是历史之跨越……时年56岁的张国华个头高大，留花白长胡须，声音洪亮。会场内外，掌声雷动。

大会结束后，在东、西、南、北城门上张贴了红色布告。当天，沈丘集商会、民间团体和沈丘镇完小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盛装彩车组成的游行队伍汇聚在大十字街口，通过棋盘街，过新政府门前，过下洼，过东小十字街口，最后到达城东关外校场。城墙内外，家家燃放爆竹，城内住户、商店，张灯结彩。夜晚，沈丘、金德、泉鞍、镇颍、迎阳5座城门上全部挂上大红灯笼。刘家、王家、陈家、施家……沈丘集大户分别在东关、西门外、南门、下洼燃放焰火，狂欢一直持续到次日丑时。县城在城东关外演戏5天，以示庆贺。第二区，在杨桥集和第三区在滑集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豫皖几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在修复后民国县政府门前辨识石碑文字

完善机构 根除民间陋习

新设立的临泉县政府行政公署内设民政、财政及建设三科，设军法、会计两室。县直机关有：教育局、地方财政委员会、田赋征收柜、治安捐征收处、卫生院(附设有戒烟所)、民众教育馆、电话管理处、无线电台、农业推广所、民生工厂、水利工程委员会、自卫大队、政务警察队、看守所、国术馆、保长训练班、县仓保管委员会、学校。民省属驻县机关有契 税局、邮政局、地方税局。

众团体组织有农会、县商会、慈善会、县总工会等。总工会下辖木、泥、石、油、画、漆、竹、扎8大业。慈善会设救济院、养老院、育婴堂、苦儿所、残废所、妇女教养所、施医所、贷款等机关。金融刚起步，只有位于大十字街南路西（清晋商王枣枣办）德顺钱庄和位于东大街的久益商号代办汇兑事宜。设在东大街的邮政汇兑亦仅限于小款。商业集以盐粮为主，因县城靠泉河，凡来购办小麦黄豆者，均带食盐，泉鞍洲上有盐粮者五十余家。城内计有盐粮、杂货、油行、丝菸（烟草）、菸叶行、染纸、国药、竹木、成衣、旅馆，饭菜、京广绸布等十三业。设治后县城内始有木、泥、竹、织布、做鞋等工业。

沈丘镇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封建保守。男人认为留辫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女人以足小为美，小女孩初缠束足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缠束又多在早晚二时，早晚女孩哭泣哀号之声在缠足时代成为社会的一大惨景。

临泉建县之初，民智未开, 当时虽然提倡妇女放足多年，但仍有不少女孩在封建家长的威逼下，仍继续缠足。男人留长辫子的陋俗依然如故。新县成立初，设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力推新生活运动，筹建民众教育馆（原剧团宿舍楼位置,前身为火神庙）和国美术馆（地址老戏园后），宣传戒烟、放足、洗澡、剪辫子、学认字等新生活运动。县行政公署发出禁止妇女缠足的训令。全县开展妇女放足宣传，要求青年人佩戴“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的特式徽章。发动学生剪辫子、查放足。如民国二十四（1935）年，第十区沈丘小学改为临泉县立城区小学。校长韦恢安，教员牛化圃，韦秀清（女）等为地下党员。规定每个学生在城内包教一名文盲。学生实行童子军训练，服装统一为草绿色，头带无檐船形帽，脖系领巾，手执童子军棍（四尺长的园木棍）。学校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大街小巷宣传检查妇女放足，挨门逐户检查，藏不及，躲不掉的妇女被发现后，令其就地将“裹脚”从脚上解下来。学校发动不管在何时何地，发现有长辫子的男人，当场强迫剪掉。有一次，城西后周冲村几位带辫子的中年男子进城，被童子军发现后，慌忙往回跑，多名童子军一直追到金德门（西门），在军警的协助下辫子最终被剪，几位被剪了辫子的中年男子抱头痛哭流涕。童子军将剪下来的辫子高挂沈丘门（南门）城楼上。又将放足收集的数条蓝“裹脚布”（ 每条八尺多长）高挂街道两座石牌坊上，算是展览。到抗战前，临泉县境内男人留辫子女人裹脚的陋习才彻底根除。

县长刘焕东剿匪安民

临泉复置县治之初，境内仅有一支地方自卫武装——泉鞍洲壮丁队，该队由商民自筹薪饷，共38人组成，与全县7万余户百姓人口总量相比，这一自卫力量远远不够。因此，建设一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地方自卫武装，对于保障新县治安，震慑周边匪乱，其紧迫性不言而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时年55岁的刘焕东接任临泉县县长。刘焕东为河南省巩县人，是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的叔父。刘焕东为前清京师法律学堂毕业，1911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北伐战争，后东渡日本，学习农业。历任安徽蚌埠营业税局局长、颍上县县长。此人不仅阅历丰富，更文武兼备，见识卓著，安徽省府将其调到新近设立的临泉县，显然是出于对其行政能力的信任。

刘焕东在任期间以剿匪安民为施政之本。当时，土匪横行，杀人越货，民不聊生。特别是青纱帐起时，道途梗阻，有时甚至两村之间不能通行。刘焕东到任后，下定决心予以清剿。他经常化装成商人或农民深入农村调查实情，酒馆茶肆时常出现他的身影。刘焕东令各乡在各要道设立岗哨，派人轮流站岗，盘查行人。一天，正值农历年关，朔风凛冽大雪纷飞。乡政府认为天气恶劣，未派岗哨，不料刘焕东竟出其不意突然前来查岗，他一看无人值勤，十分恼火，结果，乡长受了批评，缺勤人员被罚跪了事。刘焕东到任之初，对面临的处境有较为清晰的认识：“鉴于新始初分，百端待理，地方治安尤为问题，乃以剿匪安民为施政之本。”刘焕东认为，施政之本在于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进以维护地方治安。要培养人人自卫之技能，其前提条件必须要编练出地方武装力量，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要落实到训练壮丁这一基础工作中去。

刘焕东编查保甲，将全县3区编为35联保，严办清乡。各保沿路设岗轮流巡察，让外匪无隙可乘。刘焕东将全县壮丁编成3个区队及33个联保队和693个小队，组织成壮丁巡察队，每保抽调一人，集中到泉鞍洲进行军事训练。刘焕东亲自担任壮丁干部训练所所长。共计培训1000多人，分派各联保办公处任联队附联教练等职，全县武力逐渐充实。随着壮丁训练初见成效，由受训壮丁组成的地方自卫性武装力量渐强，已具备保境安民的基本职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盘踞在项城的土匪意图流窜临泉。获知消息后，临泉县县长刘焕东与第一区区长张锄非率领壮丁200余人会同安徽省保安队前往围剿，“生擒五名，其余悉被歼灭”，此战大获全胜，之后阜阳督察区、本县保安队、区乡后备队协同围剿中原道在艾亭集北寨暴乱；财政部税警总团围剿邢本朗、李明功在宋集南罗寨暴乱；地方官员自信地说：“临泉县境绝对不容匪徒侵犯！”

民国二十五年，东西、南北大街加铺成5行石条路。在开挖县西门外流鞍河工程中，刘焕东顶烈日，冒酷暑，赤脚和群众一起抬土，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南阳人朱瑞接任刘焕东任第三任县长。刘焕东在临泉有极高的威望，临泉县各界联名数度向省政府要求刘焕东留任临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的临泉县因日军侵华而遭受重创。当年下半年，走马灯式换了三任县长，分别为安徽人高敏（女）、江苏人杜光预，江苏人熊飞。民国二十七（1938年）年，副师长赖刚以防空为由督促拆除了原沈丘坚固的砖城墙。抗战期间，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曾将四个城门重修，改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门。

作者：临泉县文史学者 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