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成功的秘诀（陆扬论冯道的生涯）

五代政治人物中，很少能在知名度上超过冯道。他在乱世中屹立不倒的能力让他成为许多后世人眼里的奇迹，也使他的名声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宋代起，冯道逐渐沦为士大夫笔下缺乏政治廉耻的典型，但希望能揣摩出他成功秘诀的仰慕者也比比皆是。他是为数不多能吸引现代史家注意的五代人物。20世纪以来，有关冯道的讨论从未间断，其中为他翻案或什至对他赞誉有加的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仍将重心放在分析他的政治伦理上，或者依据粗略的五代史框架去做“同情之了解”。这中间偶有例外，比如王赓武在1962年发表了《冯道：论儒家的忠君观念》，这篇收入芮沃寿和杜希德编的著名论文集《儒家人格》的文章，最早对冯道的思想做较为全面的考察，至今仍是研究冯道必须阅读的论述。1966年，砺波护出版了《冯道——乱世の宰相》，这虽是部面向日本知识大众的历史传记，却有相当高的水准，不仅细节体现出专业史家的细致和精确，对于冯道经历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有独到的把握。王赓武和砺波护的研究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关键是他们对唐五代的历史有系统的研究和贯通的理解。

然而在冯道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却仍然未得到重视。作为一位在唐后期相对封闭的幽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地方文士，冯道为何能进入五代的政治核心并成为这一时期精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仕宦生涯的成功究竟是否如一般理解的那样是个异数甚至奇迹？他和当时其他政治精英有何差别？本文的目的是要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答案。解答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思考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即唐后期发展起来的主流政治文化，其核心与边缘的交集究竟在哪里？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河北特别是幽州地区自中唐以后的特定环境与士人的形态入手，看看8世纪后期到10世纪初，那一地区的文士与唐代的主流文化的关系，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一、晚唐五代幽州的文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唐代中期以后河北实际呈现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封闭并不意味着河北的藩镇已经终止与唐廷的互动，而是说河北藩镇出现的种种现象更多地要从其内部的政治和体制来理解。对这种封闭状态的解释历来有两种，一种是从陈寅恪等学者开始的，强调该区域趋于胡化而导致和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在文化上的根本对立；另一种则是日野开三郎等从唐代军事职业化和藩镇体制的角度去强调河北的特殊性。虽然以笔者个人看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证比较绵密，陈寅恪的“胡化说”仍享有较大的号召力。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讨论唐代胡化现象时，分别举出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关于李益入幽州刘济幕的记载和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等文字，说明当时“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因为“河朔及其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陈寅恪的这一论断不断受到学界的挑战和修正。近年随着新资料的涌现以及黄永年、荣新江、森部丰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唐史界对“胡化”的理解已不再停留在陈先生时代的层次上。不过此处的重点不是要讨论河北的封闭性究竟根缘在何处，而是要指出陈先生采用的韩愈等人的文字并不能用来证明他的“胡化”观点，而只能说明在经过安史之乱后三四十年的动荡期，从8世纪末开始，即便是政治和文化上相对隔离的河北也出现了明显的朝廷主流文化的渗透，以至于以科第仕进为目的的中原文士，失意之后，愿意去河朔寻求机会。当时的河北诚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风俗，但这与来自长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存在。作于贞元十八年（802）的《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里，柳宗元说：

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

这段话固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河北地区出现的这种微妙的转向。在河北诸镇中，幽州的情况最为特别。作为安史之乱的发源地，幽州和长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十分鲜明。但同时由于空间的阻隔，自贞元元年后，以幽州为中心的卢龙和唐廷的直接冲突相对较少。陈寅恪用李益入幽州刘济幕作为河北文化迥别于长安的证据，其实刘济不仅是幽州节度使中最好文学的一位，也“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和朝廷的互动最多。因此李益这样的著名文士才会去投奔。不仅李益，出生于关中的诗人王建也在贞元十四、五年间入刘济幕。王建的入幕背景与李益可能极为相似，都是贞元末期仕途阻塞的结果，而幽州刘济又是位不同寻常的奖挹文士的节度使。

但是在9世纪大部份时间里，对于长安的士大夫而言，河北特别是幽州近于化外之地，这一刻板印象随着以长安的核心的清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而得到加强。这种印象最生动夸张的表述就是杜牧对秀才卢霈的描写：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但能为先王儒学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显荣富贵，流及子孙，至老不见战争杀戮。”生立悟其言，即阴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夜抵襄国界，舍马步行，径入王屋山，请诣道士观。道士怜之，置之门外庑下，席地而处。始闻《孝经》、《论语》。布褐不袜，捽草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学，日闲习人事，诚敬通达，汝洛间士人稍稍知之。

杜牧将来自燕赵的卢霈作为当时河北士人的典型，用一种类似纵横家的口吻来铺叙这位文士到唐代核心区域后的文明开化的过程，但其中包含了杜牧本人的诸多想像。据杜牧，卢霈的父祖辈都曾在燕赵地区的涿州易州和镇州任官，正是本文关怀的对象冯道成长的地区。杜牧本人并无涉足燕赵的记录，他的这种印象很可能得自类似下面这种重大冲突事件的解说：

（张）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

长庆元年朝廷委派重臣张弘靖接替刘总为幽州节度使，上任不久便引发镇兵动乱，造成朝廷对幽州节度使委任权在短时间内得而复失，也导致宪宗以来朝廷压制藩镇力量的雄心的萎顿。上引段落虽然出自五代编的《旧唐书》，但其中的叙述和解说必然出自当年杜牧接触到的《穆宗实录》一类官方记载。这一事件向来被当作唐后期燕蓟骄悍、轻文少礼的证明，其实这样的结论失于简单。首先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种带着官方色彩的解释，具有强烈的“怪罪游戏”倾向。张弘靖和他的僚佐韦雍等人也许真不了解当时燕蓟军事化的风习（这一指责其实还是缺乏充分证据的），但他们与当地人的隔阂和冲突与其说是文与武两种价值观对立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长安清流文化和幽州地方传统和风习的冲突，也就是说，对嗜酒醉饮、烛火满街等行文的反感并不能用来证明幽州地区完全排斥文的传统。此外，张弘靖的一些举措，比如发安禄山墓等等，也不仅仅是儒家士大夫意识中必要的移风易俗的惯性思维所致，而是朝廷确立权威的象征性一步。

事实上在河北诸鎭中，幽燕地区的文化积淀最深厚，内容也最丰富。除了诗书传统的不绝如缕，当地始终是整个唐帝国佛教文化的盛地。即便处于割据状态达百数十年之久，幽州依然是河北地区文人的主要产地。在唐后期，由于幽州与唐中央的隔阂，当地文士很少进入主流士大夫的视野，所幸唐代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个案。比如死于会昌五年（845）的王时邕，曾祖王洪是瀛洲录事参军，祖父王解公五经及第，官涿州范阳县丞，父亲王杲也是五经及第，先任瀛洲河间县主簿，后至幽州功曹参军。几乎可说是冯道的乡人。应该说王时邕的父祖辈已经参与了唐代的科举，虽然只是明经及第。但这些积累显然为王时邕提供了进一步争取科第成功的条件。墓志说他“幼学在志”，“兼富词采”，并且“辞田园，赴春闱。已行及离乡千里，而遇德音。如得坎而止，增益厥道。旅游一十五祀，是以骤驰乡思而怀归焉。”可见经过长达15年的漫长岁月，王时邕举进士的努力终告失败，不得不回到故乡。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投效卢龙军府时，却“从事军门”，“首署佩刀之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武官，连婚姻对象都是武将之女。

和王时邕情况有点类似的还有死于大中二年（848）蓟门私第的幽州地方高级官僚王公淑：“府君讳公淑，字均。太原人也。（中略）曾祖亮，皇幽州节度衙前虞侯。祖连，皇卢龙节度要籍。烈考戬，敦诗阅礼。（中略）府君即征君之元子也。悬弧之时，弄璋之仪，足慰九族之心，已骇四海之目。五岁从师受业，百家罔不渔猎，观光京辇，元戎累辟。解褐幽州节度要籍。立谈边务，坐见清尘，特署卢龙节度巡官。”显然王公淑也是当地的一名文儒，虽是太原人，但已三代服务于范阳鎭。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他的确具有当地官僚的特色，也就是家庭背景中文武的界限并不清楚。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是武将，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敦诗阅礼”，而他更是“五岁从师受业，百家罔不渔猎”。当然墓志中没有特别再详说他文学或其他学问方面的造诣，但他和祖辈趣向显然相当不同。

在9世纪后期的幽州的文士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张建章。《册府元龟》载：“张建章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建章曾赍元载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回及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苞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也如此。后至幽州行军司马。”张建章墓志的发现，为我们了解9世纪幽州的文化生态提供很有用的资料。撰写其墓志的张珪则是张建章之从兄，建章之弟张总章书石，张总章结衔为“前幽州节度衙前散兵马使”，显然是武职，这说明幽州的地方官僚家族中文武界限的淡薄是普遍现象。张原本是定州人，祖上三代都在河北任职，其曾祖张阌是太府少卿充河北转运使，祖父是定州北平县丞知县事，父亲是涿州别驾。建章死于咸通七年。墓志文提到：

年十六，云水兴高，风月吟苦。旋自试于秋赋，□□著名；尚持疑于春闱，琢磨益厉。大和四载，博陵歉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谋曰：仲由负米，毛义气捧檄，孝敬之行也。予独何为执以厥养？违亲便近，游方至燕，既馆于碣石，太保李公厚遇，縻之安次尉。

可见张建章原本是要走贡举的道路，但不久放弃，选择就近在幽州出仕并得到节度使李载义的赏识。以他的才华而选择放弃科第，当然不排除墓志中提供的那种私人原因的真实性，但更可能是受到地缘政治背景的阻碍。而在墓志中插入的这番感叹，表明对于晚唐燕赵一带的文士来说，参加贡举并取得成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选择。和其他幽燕文士不同，张建章的影响远远超出地域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他有机会在大中十二年以幽州节度判官的身份到长安奏对，获得宣宗的欣赏。一方面则是凭借撰作的水平。张建章墓志说他撰写的《渤海记》“当代传之”，并不夸张。

随着科举地位的不断上升，致力于科举的河北士子日益增加。刘琴丽的研究认为，随着宪宗朝以后朝廷与河北藩镇关系的缓和，有越来越多的河北士子取得了贡举资格。这一趋势说明当地对朝廷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度的增加。但无论是王时邕还是张建章，幽州文士在9世纪末以前，始终无法突破地缘政治的局限，在国家科第中实现真正的突破。事实上整个河北地区只有唐末的公乘亿是唯一在进士科第中取得成功的当地人士，但也同样经过长期的努力。这种情况如果和偏远而且文化发展较晚的闽中地区相比，差别就非常大，后者在晚唐进士科第中频现成功。河北黯淡的贡举记录固然是因为进士科第日益为长安的清流官僚家族所垄断，对于来自河北的士子必然不加以重视，但同时河北藩镇本身的自我控制也给士子带来阻碍。嬀州刺史刘钤死于文徳元年，他的墓志告诉我们：“十五察孝廉，二十举茂才。挥谭操觚，绰有余裕，迫藩侯之命，不得与计吏偕。”刘钤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卢龙兵马使这样的上层武将，他却因迫于藩侯之命而难以取得贡士的身份，只能投身军门。河北藩帅的这种阻挠很可能是一种象征性手段，以表示河北的独立身份。对于河北士人而言，科举几乎是他们能打破地域的藩篱而进入全国性的政治舞台的唯一途径。可是只有到唐廷权威趋于瓦解之时，这种突破才真正的实现了。长期储备在燕地的文士立刻成为各方诸侯竭力争取的对象。《旧五代史》卷六〇《王缄传》：

王缄，幽州刘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笔直记室，仁恭假以幕职，令使凤翔。还经太原，属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词稍抗，武皇怒，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推官，历掌书记。从庄宗经略山东，承制授检校司空、魏博节度副使。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骤达。

这段文字中的“燕蓟多文士”是晚唐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与此同时，唐末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几乎都呈现出好文的倾向，比如易定的王处直、王都，魏博的乐彦祯和罗绍威，成德的王镕等等。相比之下，幽州的统治者刘仁恭就逊色很多，尤其是在他儿子刘守光统治期间，幽州饱受摧残，人材大量流失，很多逃亡河南河东，为李克用和朱温集团所笼络。除了王缄，还有同样著名的刀尺之才马郁，据《册府元龟》记载：“马郁，幽州人。刘仁恭入燕，用为掌书记。唐天佑元年，汴人寇沧景。仁恭求援于武皇。武皇征其兵，同攻潞州。仁恭遣郁与监军张居翰，率师数万赴会。泽潞既平，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兄守文又失沧景。乃留郁不遣，署为副留守，累官至检校司空秘书监。武皇与庄宗礼遇俱厚，岁时给赐优异。”有的则为势力日益强大的契丹所吸收，比如阿保机的重要谋臣韩延徽就是幽州安次人士。

上文在讨论王时邕、张建章等例子时提到河北的文士或儒士，常需要跨越文武的界限，在仕途上做两手准备。这种情形在唐末五代依然存在。比如《旧五代史·张希崇传》：

张希崇，字德峰，幽州蓟县人也。父行简，假蓟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复癖于吟咏。天佑中，刘守光为燕帅，性惨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掷笔以自效，守光纳之，渐升为裨将。俄而守光败，唐庄宗命周德威镇其地，希崇以旧籍列于麾下，寻遣率偏师守平州。案：欧阳史作刘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军中为偏将，将兵守平州。是守光未败即守平州，非为德威所遣也，与薛史异。（旧五代史考异）阿保机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阿保机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帅府判官，后迁卢龙军行军司马，继改蕃汉都提举使。

这位“希崇素朴厚，尤嗜书，莅事之余，手不释卷”的儒者固然为了出仕不得不投笔从戎，但他显然拥有军事方面的能力。

出身于幽燕而为唐末五代各政权网罗的文士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出众的词学之才，而其政治生涯的发展，凭借的主要也是这一才能以及因之而获得的声誉。关于这一世变时期霸府负责文翰的掌书记的重要性及其必备的素质，吴丽娱的论述最为详尽。这一现象的出现，即所谓“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正是冯道进入历史视野的前提。

二、冯道生涯的缔造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9世纪中后期，唐廷倡导的以文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已日益渗入河北，而原先河北自身的文化传承也没有因藩镇武人力量的强大而中断。这一传统主要是以私人传授和乡校的方式得以延续，内容中儒学或经学所占的比重应该较大，当然文字能力也没遭到忽视。地方传统与主流文化碰撞的结果使河北士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以长安为中心的科举和书写文化的实践中。但从王时邕、张建章、公乘亿和司空颋等人参加贡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在晚唐仍是缓慢的，而且也并不成功。但随着唐廷清流文化的影响力日渐扩展并受到河北统治集团的重视，加上唐廷政治权威的的瓦解，河北藩镇从相对孤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同时成为五代前期北方李克用、朱温的争霸中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些因素结合为河北地方文士造就了更多进入核心文化的契机和更为广阔的政治活动舞台。而幽州这个原本河北文化传统最为深厚的区域又因当地军阀的野心而导致大乱，促使该地有抱负的士人大量外流。冯道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冯道耕读之家的出身背景和“儒者”的身份，不仅史料记载清楚，学界的讨论也很充分。冯道的生涯之所以对我们了解五代政治精英的形成很有帮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既有鲜明的乡土意识和网络，又成为晚唐以来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与河北特别是幽州地域关系的密切可以从多方面看出，这一点下文还将涉及。王赓武注意到冯道成长的瀛洲景城虽在幽州节度辖下，但地处该镇边陲，唐末为三方诸侯征战之地，这样的环境会让冯道更善于应付五代的乱世。比如冯道10岁时该地就发生过大规模兵变，而镇压这次兵变成功的景城令恰是日后统治卢龙的刘仁恭。王赓武推测刘仁恭曾和冯道家族捻熟，冯道后来在刘仁恭之子刘守光下获得第一个职位或许和刘守光的介绍有关，这是个有价值的推测。

根据现存记载，冯道仕宦生涯的肇始得力于三位人物，他们是幽州的军阀刘守光，唐末的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和投身李克用的中朝士族子弟卢质。这三人对冯道仕途的影响程度当然不一，但冯道受到这三人的赏识并非纯属偶然。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是唐末五代河北最为残虐的武人节度使，但与其他河北蕃帅一样，刘氏父子也需要文士的协助。刘守光之用冯道和上文提到的刘仁恭之用马郁、王缄类似，也说明刘守光不是全无见识，只是他对待文士（或儒者）的恶劣态度和幽州日益恶化的环境导致冯道的离去。冯道当时的际遇其实并不特殊，同时有两位和冯道背景极为相似且同样来自幽州的士人在类似境况下殊途同归，后来成为冯道生涯中最重要的同僚，他们就是刘昫和赵凤。《旧五代史》卷一五《刘昫传》：

刘昫，字耀远，涿州归义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学优赡，与兄晅、弟皥，俱有乡曲之誉。唐天佑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获免。后居上国大宁山，与吕梦奇、张麟结庵共处，以吟诵自娱。会定州连帅王处直以其子都为易州刺史，署昫为军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还乡，都招昫至中山。会其兄晅自本郡至。都荐于其父，寻署为节度衙推，不逾岁，命为观察推官。历二年，都篡父位。时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晅，构而杀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阳，节度使李存审辟为从事。庄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寻擢为翰林学士。

刘昫来自典型的唐后期幽州地方官僚家庭，他的父祖辈的仕途虽因幽州的特殊境况而局限于当地，但也因此积累了地方资源。就地位论，刘昫家族应在冯道家族之上，且兄弟均以文才著称，更具备地域型文官家族的特征。《刘昫传》说他曾入山中过着文学隐士的吟诵生活，实际情况是他为躲避刘守光的暴政而逃身于山中僧舍。有意思的是，刘氏兄弟在当时的离乱中，各自运命不同。刘皥在太原附近被梁军俘获，随后效力于后梁政权多年。上段文字中刘昫藏身的“上国大宁山”据《册府元龟》当作“上谷大宁山”，即今日之易县泰宁山。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和他的养子王都是唐末河北藩镇节度使中重视文士的典型。当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将他信任的养子属为易州刺史时，已在该地的刘昫自然成为王处直或王都延揽的对象。刘昫先在王都下任军事衙推。王都离任回定州后又将他招到定州，而刘晅也来加入。王都将刘昫推荐给王处直，不久刘昫成为王处直的僚佐。但此后他们兄弟的命运就遭遇到重大改变。后梁龙德元年（921），王都兵变囚禁王处直，成为易定节度使。王都的亲信和少微因嫉妒而导致刘晅冤死，刘昫因此投奔李克用集团。关于和少微的生平我们所知很少。史料中关于和少微的事迹最重要的是他帮助王都策划了囚禁王处直的政变。通过考古发现的《王处直墓志》正出自其手。这方墓志作于王处直被鸩死之后，是王都授意下的产物，说明正史有关和少微在易定受代中的角色的记载较为可信。从墓志文字判断，和少微固然有文才，但不能说非常特出。他和刘晅刘昫之间的冲突的原委细节难现无从知晓，但和少微要置对方于死地则说明彼此的冲突涉及他的切身利益。王都篡位成功，和少微的地位必然随之上升，但刘昫早已是易定幕府高级僚佐，兄弟二人无论名望、资历还是文才都应在和少微之上。且王都是他们的举荐人，不难想象在篡位之际他更试图笼络刘氏兄弟。和少微即便是王都亲信，要想立刻超越刘氏兄弟成为易定文职僚佐之首或霸府书记这类关键职位也未必容易。和少微这样一个有野心的地方文士决定下手除去竞争对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史料显示和少微长期把持王都的幕府，对潜在的竞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些固然说明当时河北藩镇内部斗争的激烈，但这个例子也和上节讨论过的韩延徽与王缄的冲突一样，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实际政治中“文”的作用正在扩大，成为地方士人最重要的进身资源。

接下来再看赵凤的情况。《旧五代史·赵凤传》：

赵凤，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佑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顷之，从刘守奇奔梁，梁用守奇为博州刺史，表凤为判官。

赵凤和冯道、刘昫一样具有“儒者”的身份，但他不得不为避军役而削发为僧的举措说明他属于普通士人。赵凤最初也是为了躲避幽州暴政而到太原，只是随刘守奇的离去暂时效命于朱温集团。赵凤的文才和冯道应相当，这点下文再涉及。但他比冯道更为敢言，一生行事立场分明。《旧五代史》的传记说他“性豁达，轻财重义”，看来是有根据的。赵凤的侠义和冯道的持重，风格虽不同，却都受到幽燕土壤的深厚影响。

对冯道政治生涯的顺利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成为李克用重要辅佐的原唐河东监军使张承业。笔者已在他处讨论过中晚唐宦官集团在维系唐廷政治权威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越到了唐代末期，宦官作为唐廷权威的象征的意味就越浓厚，当时的世人对此的认知远比后来的史家来得清楚，因此朱温以屠杀宦官集团的方式从肉体上摧毁唐廷政治基础。受到李克用庇护的张承业和受到刘仁恭庇护卢龙监军使张居翰成了硕果仅存的两位重要的监军。张居翰最终也加入了李克用的阵营。李克用保护张承业的举措有象征意义，表明他悉尊唐廷，和朱温势不两立。宦官制度在后唐初期的延续也具有类似保持唐代制度的性质。但张承业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贡献也是让李克用和后来的李存勖对他无比信任的缘由。从史料记载的张承业生平看，无论剖划经营还是政治胆识都有卓越表现，在晋梁争霸战中，几乎兼具了楚汉时期萧何与韩信的作用。他和张居翰的生平事业值得另文考察，这里只着眼于与冯道生涯的关系。

张承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后唐事业储备人材。他留守太原期间正值幽燕大乱，太原成了吸引避难幽州士人的投奔对象，前面提到的赵凤和刘皥都是这种情况。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王势力如此重视来自幽燕的文士，部分原因是太原地区的文化资源相对薄弱，即如《旧五代史·张宪传》说的“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从史书收录的例子看，张承业重视的幽州士人大都有器局操守且文辞优瞻。吕琦是幽州安次人，和刘昫一样出身于典型的幽州地方官僚家庭，祖父还是瀛洲景城主簿，“唐天佑中，庄宗方开霸府，翘伫贤士，墨制授琦代州军事判官，秩满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重琦器量，礼遇尤厚”。又《旧五代史·马郁传》：

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检校司空、秘书监。武皇与庄宗礼遇俱厚，给赐优异。监军张承业，本朝旧人，权贵任事，人士胁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归，有时直造卧内。每宾僚宴集，承业出珍果陈列于前，食之必尽。案：《太平御览》引《后唐书》作：陈列于前，客无敢先尝者，当郁前者，食之必尽。（旧五代史考异）承业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马监至，唯以干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窥其不可啖，异日，鞾中出一铁檛，碎而食之，承业大笑曰：“为公设异馔，勿败余食案。”其俊率如此。

可见张承业对来自范阳的马郁也眷顾有加。冯道只是张承业吸纳的幽州人士中最为史家所知的一位。《旧五代史·冯道传》有段关于他被张承业辟用的描述：

（刘）守光败，遁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承业重其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时有周玄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洽，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时河东记室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寻荐为霸府从事，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

《册府元龟》中类似的记载把这段过程说得更戏剧化：

后唐周玄豹自言善相术，太原监军特进张承业尝延之。历视诸僚佐时，巡官冯道初自燕来，性不事华洁，灰尘满面，而以文行见知承业，命典书奏。承业问玄豹曰：“冯巡官何如？”曰：“巡官依莲泛水，幸遇特进礼士之秋，官不逾宰百里。”承业笑曰：“他已为起居郎，公何忽耶！”

这两段文字有渲染的成份，但勾勒出冯道进入太原这个新的政治中心在时人眼里是何种形象。张承业起用冯道固然有乱世用人不拘一格的味道，但他重视的才能还是以文章为核心，可以说符合主流文化的标准，所以他更像是在遵循晚唐以来政治文化中奖掖孤进的模式。砺波护称张承业为冯道一生中的“贵人”（patron），实为精确。上段记载也提到了卢质对冯道的推举。卢质当时正担任河东掌书记，是配合张承业经营河东的搭档之一。虽然就个人背景而言，卢质出身唐代中朝清流世家，但他未追随当时名家子弟相互援引的习惯，而推举背景相差很远的冯道。从后来冯道对他的态度来看，当时卢质的推举显然是有效的。周玄豹的情节在现代读者眼里可能显得略为不经，但这一情节在此自有其叙事功用，不应轻轻放过。认为相术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生涯前景是唐代普遍的看法。其实同样来自幽燕的周玄豹绝非一般的相士，《旧五代史》专门为之列传，并特别提到他因凭骨相准确判断出唐明宗的身份而名声大噪，也见知于张承业。故而此处的描述，真正用意恐非否定相术的可靠性，而是用来批评甚至嘲弄主流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浮薄的人材品鉴取向。这点上《册府元龟》的文字更明显。冯道拥有主流文化所要求的文笔和识见，缺乏的只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这种文化的中朝子弟的“华洁”外表，但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常被视作清流人物不可缺少的条件，周玄豹接受的正是此种肤浅的观点。反倒是卢质能独具慧眼，看出冯道的非凡来，甚至以被当时史传称为首唱元和中兴的杜黄裳作比。

据砺波护的研究，冯道开始担任河东节度巡官时大约32岁到33岁之间，而那时张承业已六十六、七。冯道担任这一职位直到38岁。919年李存勖回归晋阳时，河北已基本为晋所有。冯道接替了卢质成为河东的掌书记。对此，《旧五代史·卢程传》的记录也颇详细：

初，判官王缄从军掌文翰，胡柳之役，缄殁于军。庄宗归宁太原，置酒公宴，举酒谓张承业曰：“予今于此会取一书记，先以巵酒辟之。”即举酒属巡官冯道，道以所举非次，抗酒辞避，庄宗曰：“勿谦挹，无逾于卿也。”时以职列序迁，则程当为书记，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职，私怀愤惋，谓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先是，庄宗尝于帐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由是文翰之选，不及于程。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

五代初霸府掌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史书生动记载了公认的章表能手王缄的意外丧生给李存勖带来的悲恸，因此冯道得以成为王缄的继任是非比寻常的，说明李存勖和张承业对他文字能力的信任。但上述记载还告知我们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精英正在出现重组，和张承业一样，李存勖一面接受晚唐以来重视文才，尤其是那种擅长表状笺启的燕许刀尺之才的观念，一面则开始在长期垄断这一场域的中朝名流之外寻找人材，以至遭到李氏集团中世族成员的抗议。卢程自视为“人物”，即品流甚高的中朝子弟，《新五代史·卢程传》在这里径直用“门阀”替代了“人物”。《旧五代史·卢程传》说他“矜恃门地”。虽在一处共事，卢程可能长期视冯道为“田里儿”。这次选掌记，他得到地位甚高且属于中晚唐最为重要的词臣家族的成员庐汝弼的背书，因此，不难理解卢程对最终结果感到错愕。

冯道生涯前期的一个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唐末清流世家人物的轻视，这是与他相关的记载中出现多次的主题。但他虽属孤进，政治上却不孤立。晋唐政权虽然大量接纳唐廷旧臣，但从李存勖时代起，家世背景并不煊赫的新人也逐渐占据重要职位，冯道出任掌书记就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如果以庄宗一朝翰林学士任用来看，这一情况更加明显。以下是唐庄宗朝翰林学士入院与出院表：

卢质：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东节度判官为兵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承旨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戊子以翰林承旨、兵部尚书、知制诰卢质为检校司空，充同州节度使

冯道：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同年十月后丁父忧；同光三年十月丙子，以前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依前本官充职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乙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以本官充端明殿学士

卢文度：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同光二年正月十九日病逝

刘昫：同光元年四月后不久入院，十一月以翰林学士、守尚书膳部员外郎为比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职同光三年丁母忧，服阕，授库部郎中，依旧充职唐明宗长兴二年八月，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守本官，充端明殿学士

冯嘉锡：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右散骑常侍、充宏文馆学士、判馆事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出院时间不详

赵凤：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扈銮制书学士、行尚书仓部员外郎为仓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乙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以本官充端明殿学士

于峤：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左拾遗守本官，充翰林学士

李愚：入院时间在同光元年十二月与同光三年九月魏王继岌伐蜀前唐明宗长兴元年五月辛卯，翰林承旨、兵部侍郎为太常卿（资料来源：《旧五代史》、《册府元龟》。）

庄宗一朝，卢质始终是地位最高的承旨学士。卢文度和李愚、冯嘉锡等都曾是后梁的翰林学士。其中尤以卢文度地位最高，他从昭宗干宁二、三年间就入内署，虽先服务于后梁，却在李克用集团中有不少至亲，比如重臣卢汝弼是他的从叔，卢文纪是他的从弟。不过文度同光二年正月即暴病而死。同光年间翰林学士的构成还是以庄宗吸收的新人为主，而且最重要的三位都是幽州人士。冯道、赵凤和刘昫的仕途可以说从此齐头并进，冯道的生涯轨迹也只能说是这一群人中略微特出的一位而已。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群体和来自后梁的成员关系并不见得融洽。比如明宗朝入相的李愚和冯道、赵凤同为河北人，且在学士院共事，但他和冯、赵二人就时有矛盾。《新五代史·李愚传》：“明宗即位，累迁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为宰相冯道、赵凤草加恩制，道鄙其辞，罢为太常卿。”明宗祀天南郊为长兴元年（930）二月事，当时宰臣冯道为南郊大礼使，赵凤也在相位上。李愚为承旨学士，因此郊祀后的加恩制理当由李愚草拟。《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元年五月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为太常卿”，正是在郊祀后不久。太常卿就职位而言自然清显，但从承旨学士迁出则不太寻常，可见《新五代史·李愚传》叙说的情况是有依据的。有意思的是长兴二年三月李愚入相时，命相制特别说他“当祀周郊，密承殷诰。泥金而将期献颂，击石而寻致来仪。既历试诸艰，且爰立作相。是命亚凤池之贵位，领虎殿之群儒”，特别表彰他在明宗郊祀时写的敕书有份量，并以此作为他入相的一项条件，这很像是在此事上还他一个公平。李愚的加恩制让冯道等不满，估计是特别提到冯道等人的部分。《新五代史·李愚传》指出是冯道鄙薄李愚的文字，实际赵凤的不满可能更关键，长兴二年李愚入相就是在赵凤出镇邢台的前提下实现的。他和冯道也有类似冲突，但基本还是能共事的。

就家世及政治资历而言，李愚早有盛名，但仕途却也是到了后唐才真正跃起，这一点和冯道等类似。他和冯、赵的冲突可能有身份背景这一因素，一个旁证来自《新五代史·刘岳传》：

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其后李愚为相，迁岳太常卿。

这一故事下文还将涉及。刘岳是中朝名家子，因此看不起出身幽州的乡儒冯道。李愚则对刘岳有所援助，或许和李愚也有类似刘岳的背景有关。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性格差异和文士相轻等可能。据史传，李愚和赵凤都是峻急的性格。李愚也是文章能手，文风深受韩柳古文的影响，而且后唐平蜀时，“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从此获得庄宗的信任。作为宰相的冯道和赵凤可能不愿意李愚这样一位文字能力强却不太能与他们配合的官僚为翰林学士之首，借口草制文字不妥而将李愚调离学士院。

后唐是冯道个人事业和声望奠定的最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在唐明宗的时代。细读新旧《五代史》以及《册府元龟》等提供的材料，记录表彰冯道言论最多的君主也是唐明宗。史官有意识凸显这一时期冯道的影响力不排除有他们个人的好恶和利益考量，但不能否认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冯道和明宗之间是有相当融洽的君臣互动。甚至在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十二月颁布的以冯道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的诏书里，还再次强调冯道在明宗在位期间的贡献：

自明宗皇帝克绍基扃，仰膺图谶，于草昧皇灵之际，有攀鳞附翼之功。密赞皇猷，静司帝诰，出纳奉命，周旋八年。持葛秤以定锱铢，浮殷舟而拯沉溺。四时成岁，阴阳毕顺于调燮；九德不愆，朝野咸推于表式。

纵观冯道一生，这也是他对实际政治贡献最多的年代。在这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政坛元老的身份，但却未必有那种持续的影响力。明宗刚即位，冯道就成为新设立的端明殿学士的首任。这一职位自此成为由翰林学士到宰相的重要过渡，砺波护称之为副宰相，不无道理。对于冯道的入相过程，《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当时枢密副使孔循不愿河北人入相，于是推举了出身世家的崔协。权臣枢密使安重晦倾向于孔循的意见，而与孔循不和的平章事判三司任圜则推举李琪。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明宗提出了韦肃和冯道：

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审详。然吾在藩时，识易州刺史韦肃。人言名家，待我尝厚。置于此位，何如？肃苟未可，则冯书记先朝判官，称为长者。多才博学，与物无竞，可以相矣。”书记，即冯道也。尝为庄宗霸府书记，帝素款颜，偶不记名，但云书记。

根据这些资料，砺波护指出唐末以来，贵族制虽然崩坏，但宰相这样的职位依然掌握在唐代贵族家族的手中。这次命相推举出来的崔协、李琪乃至韦肃都是这类人物。因此冯道成为执政完全出于明宗个人的意旨。明宗的考虑主要是两点，一是冯道的文笔，二是冯道乐天的性格，而此性格与明宗有共鸣之处，所以冯道的入相属于特殊的机缘。砺波护的这些分析值得考虑，比如明宗对冯道的器重的确就很关键。和冯道担任河东掌书记一样，他的入相也是标志性事件。问题是其标志性的具体意义为何。上引《册府元龟》的记载显然过于戏剧性，以至于不合情理。明宗即位后，冯道立刻从翰林学士升为端明殿学士，其实入相不过时间早晚。明宗不太可能在商议命相前夕还只记得冯道是河东书记，更可能的倒是明宗早在河东时就和冯道有接触并产生好感，因此即位后才如此重视他。其次，端明殿学士一职是在权臣枢密使安重晦建议下设置的，宋敏求告诉我们当时的端明殿学士“班枢密使之后，食于其院”。可见与后唐枢密院的关系尤其密切，其首任人选必定得到安重晦的认可甚至大力支持。尽管史乘宣称孔循不愿河北人入相的意见获得安重晦的支持，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冯道入相固然有个人机遇在内，但明宗选择冯道和崔协同时入相的做法看起来却更像是政治上的平衡，也就是选择了两个不同群体的代表人物。

砺波护敏锐地注意到天成二年（927）正月冯道和崔协的命相制书中赞誉两人的文字。形容冯道的部分着意强调两点，一是家风敦厚、士行无缺，所谓“温恭为君子之儒，悫厚有大臣之体”；二是倚马可待的文才。而描述崔协的段落则完全采取描写晚唐清流门胄的套路：“星辰降彩，轩冕联荣。礼乐禀于生知，诗书博于时习。辉华继世，可鄙荀陈。清贵传家，固超王谢。自登高第，践历周行。”有关崔协的记载和他的任官经历让人感觉他虽早登科第，实际并不以文辞见着，但他出自晚唐最为清贵的家族之一，近期发现的崔协夫妇的墓志更让我们了解他的婚姻网络与中朝名族的密切关系。

如砺波护所言，天成二年制书中以“人柄”对“门第”可以解释为何冯道在担任宰相之初受到有门第背景的后唐成员的轻视。的确，除了冯道之外，五代前期的宰相大都有唐代右族名流的背景，但他们并非砺波护形容的那类靠门第维持的“贵族”，而是晚唐通过进士词科崛起的文学官僚世家。他们和以冯道为代表的来自地方的文儒群体差别并没有想像那么大，都是以文学立身。这两个群体构成了后唐政权文官集团的主体。明宗一朝，五代的政治出现新的朝向。后唐一方面仍以恢复唐朝天下为己任，刻意仿效唐朝的制度礼法，继续礼遇有中朝世族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大量曾服务于后梁政权的官僚），另一方面大力擢用来自地方并长期服务于后唐政权的官员。从他担任河东掌书记到天成二年入相，冯道已经为后唐政权效力长达14年，应该超过了当时许多朝中的高级文官。他的入相标志着五代人事更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冯道的任官经历和史乘对这些经历的描述来看，奠定他漫长而成功的政治生涯的核心素质是他长于文诰章表。这也是和他同时获得后唐重用的赵凤、刘昫等人的共同特点。比如长兴四年赵凤命相制文说：

丹山瑞彩，赤廑灵锋。清明犹水镜冰壶，质厚若浑金璞玉。动惟稽古，静可鎭时。梦传五色之毫，文章焕烂；力就三冬之志，学艺纵横。顷在禁林。尝传职业。始中原之大定，属万国以来朝，制命联绵，诏书叠委，共叹立成之敏，略无停缀之时。

命相制书难免有夸大之处，但唐五代的这类重大书写也有非常强调在文字中精确体现书写对象的特点，浮泛之词反而得不到认可。上述制文就不只信口说赵凤的文彩出众，而是提供了他不仅草诏敏速且心思绵密的具体证据。“梦传五色之毫”这样的譬喻一般也只用于形容天才型文人，而非随意夸张，这些印象可以通过比较这类书写而获得。那么冯道的文字如何呢？在晚唐五代的王言和表状笺启类书写中究竟达了到何种水准呢？我们若要对冯道早期仕途所依靠的才能作出更精确的判断，就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幸运的是，冯道的文集虽然未能传世，但他的个别相当重要的篇章却因《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的抄录而得到保存，使我们得以管窥究竟。可惜以往的研究对这类文字都未能留意。关于冯道的文笔，《旧五代史·冯道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醨之态。

这里提到的“上明宗徽号凡三章”即长兴元年后唐群臣请上尊号之事。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和《册府元龟》，天成五年唐明宗郊祀后宣布改元为长兴元年，三月丙子、庚辰和癸未，冯道率群臣三次请上尊号。四月戊午，明帝御文明殿受册徽号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现存冯道所撰的请上尊号表和举行典礼时的《上唐明宗徽号册文》，后者为《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全文载录，说明是公认的冯道的大手笔。此外长兴三年六月冯道再次率群臣上表请于明宗尊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其中一篇表文及明宗答诏保存于《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尊号》中。又后周广顺三年（953）冬十月甲子，“中书令冯道率百官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诏不允，凡三上章，允之”。这次的章表出自冯道之手，其中一篇也见于《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尊号》。这类受到晚唐五代社会上层重视的官方骈俪文字，有其特定时空下的文学评判标准和比照对象，这一点当时的读者可以很清楚，但对脱离了那一政治文化语境和审美敏感的现代史家来说，往往是个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之一是和唐五代其他同类型文字比较阅读，尽量找出其文字特色和刻意传递的讯息。笔者总的印象是冯道的诰谟文字典郁不失晓畅，平实却不浅近。比如给明宗的《请上尊号表》中写明宗的时代：

而况万邦胥悦，百谷顺成。天垂上瑞之文，人乐繇庚之化。鸡竿作解，凤纪维新。野喧击壤之歌，兵入櫜弓之咏。人只欣合，日月重光。

这类句子的确不靠用典而浑成精警。他的《上唐明宗徽号册文》也同样少浮泛之腴辞，在不长的篇幅内具体讲述明宗李嗣源的文治武功。先是说他戡定内乱，“成再造之业，由四征之功”。接下来再赞李嗣源的修内政和惩外敌。最后说：“非陛下有道有德，至圣至明。动不疑人，静惟恭己。常敦孝礼，每纳忠言。则何以临御五年，澄清四海。时久缠于灾害，民骤见于和平。休征备载于简编，徽号过持于谦让。”文章逻辑的严密使上尊号显得合情合理，文字虽是骈俪，却具备古文的格调，颇有陆贽的文风。

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作为五代政治文化精英的代表，冯道仕宦生涯的顺利一是得益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的影响。他的生涯轨迹和当时受重视的众多文士并无区别，都是沿着晚唐以来文学官僚的典型仕途模式发展；二是得益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河北尤其是幽州的文武人材被大量吸纳入后唐政权之中。这两种影响他仕途的因素也影响到他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冯道的私人生活和官场交往都透露出明显的地域倾向，这种倾向在五代的精英中是否很普遍尚有待深入考察，但至少冯道是这方面的典型。冯道自己的婚姻就说明了这种倾向。根据他的《长乐老自叙》，他先娶德州司户掾褚濆女，后娶景州弓高县令孙师礼之女，结婚对象都是他家乡人士的女儿。但他子女的婚姻就脱离了这一模式。冯道长女“适故兵部崔侍郎讳衍子太仆少卿名绚”。崔衍在长兴年间曾先后任给事中、御史中丞和兵部侍郎。虽然关于他的记载很少，但从这些职任和他的姓氏判断，他必定属于晚唐盛门之后。冯道刘昫的联姻则不仅是政坛上的联盟也是乡党的联谊。

他对于来自家乡的人材也着意提携。幽州永清人龙敏是河北乡曲文士的一个类型的代表。史称其为“儒丐”，说明他早年在乱世中无所依托，直到冯道帮忙引介才得以获得政治上的归属。《册府元龟》有段生动的叙述：

龙敏，幽州人。少为儒丐，游都邑。庄宗定魏博，敏闻故人冯道为霸府记室，乃客于河中。岁内，归太原，馆于冯道之家。监军使张承业从容谓道曰：“吾子乡友南来，何不相见？”遂得通刺。会庄宗在魏州，召道从军。承业即署敏为巡官，典监军奏记。

龙敏日后成为唐晋两朝的高官。他的经历使他具有纵横家的风格，史传说他“术不甚长，炙外柔而内刚，爱决断大计”，类似于中唐的李泌。另一位得到冯道知遇之恩的人物是王延。《旧五代史》卷一三一《王延传》：

王延，字世美，鄚州长丰人也。少为儒，善词赋，会乡曲离乱，不获从乡荐，因客于浮阳，随沧帅戴思远入梁。尝以所为赋谒梁相李琪，琪览之，欣然曰：“此道近难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称之。寻荐为即墨县令，历徐、宋、郓、青四镇从事。长兴初，乡人冯道、赵凤在相位，擢拜左补阙。逾年，以水部员外知制诰，再迁中书舍人，赐金紫。

王赓武认为冯道在五代人物中算是相当纯粹的儒者，和他背景经历很接近的同僚如赵凤和刘昫等都在人生不同阶段受佛道的影响，在冯道身上这种影响却微乎其微。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出身幽州的名僧可止，曾得到刘仁恭父子的礼遇。刘氏政权覆灭后到定州王处直处躲避。《宋高僧传》卷七《义解篇·可止传》：“天成三年戊子，王师问罪，定州陷焉。招讨使王晏休得瀛王冯道书，令寻止。既见，以车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从荣优礼待之。奏署大师号文智焉，于长寿净土院住持。”冯道早年在幽州时应已了解可止。可止不仅长于佛理，且“百家子史经目无遗。该博之外，尤所长者近体声律诗”，与出身河北的名臣赵凤、马胤孙等都有唱和。马胤孙曾受韩愈影响，以反佛著称，而赵凤也有激烈的反佛举动，因此可止得到冯道的特别关怀未必一定说明冯道接受了某些佛教的思想。但下面这则事例或许更能用以说明冯道的宗教倾向。《册府元龟》记载：

（晋高祖天福四年）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锡以缯帛。荐明，燕人也。少为儒，游学河朔，渔猎庄老，故性与道俱。其后云衣星冠，奉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极之初，数数召见。（中略）帝遂延入内殿，讲老氏《道德经》。召宰臣冯道授卷而听。道曰：“道士讲老子，僧人受戒，令文有之，不可轻也。”帝遂礼之为师，益加崇重。

晋高祖特别让冯道去听张荐明讲《道德经》，就未必只是因为张荐明也是幽州人氏。冯道的劝谏似对佛道二教都表示了相当的尊重。他对道德之学可能也颇有涉猎。流传于世的冯道抒发人生感慨的诗篇《偶作》中有“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此“道德”一词就是明显的道家意味。刘咸忻早就注意到五代到宋初政坛的柔厚之风深受道教清净思想的影响，因此冯道谦退的风格有道教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冯道仕途的成功固然得益于晚唐核心文化对五代社会和统治集团的影响，但出身为乡儒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中朝子弟的歧视，这恐怕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经验。史传中反覆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与唐代清流家族子弟的紧张关系。上文已经提到选任河东掌书记引发卢程不满的事件。这里再举几个例子。《册府元龟》记载：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车驾自汴还京。至汜水，东都留司官太子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暂违清庙，才过周星。初平作孽之守殷，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违宸极，俱恋圣恩，恨不随兽舞于汴郊，拜颜龙于梁苑。岂可只于清洛，坐俟迴銮。愿于次舍之间，得展会同之礼。庶倾就望，咸竭欢呼。臣等今乞于偃师东，排班迎驾，称贺后先赴雒阳东祗候。”奉勑：“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盖阙审详，有兹差误。李琪罚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详镇州为真定，误用之故，及于罚。

李琪将王都所据的定州（即中山）当成了成德的镇州，两地虽相距不远，性质却完全不同。而指出这一重要疏失的恰是熟悉河北地理的冯道。又《册府元龟》载：

（天成）四年八月，太子太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节度使霍彦威神道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怀感遇之意。旧之工碑版者，奉勑撰碑，皆始叙君上奖功之道，承诏撰述之旨，每于立意皆称臣。彦威仕梁位至方面，及兹叙其扬历，必须指名几任是伪，几任是朝命。琪不欲指斥伪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称臣。中书覆奏云：“李琪所撰霍彦威神道碑文，既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从之。

《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明确说李琪《霍彦威神道碑》中的讳饰之词“为冯道所驳”。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天成四年，颇不寻常。李琪绝不缺乏朝廷文字的写作经验。他不仅被认为是中朝士族的代表，且从梁太祖之时起就“专掌文翰，下必称旨，宠遇逾伦。是时琪之名播于海内”。在命相争议中，推崇李琪的任圜夸他为“学际天人，奕叶轩冕。论才较艺，可敌时辈百人”，连反对他的孔循都不得不承认李琪有“学艺”，在天成年间恐怕是极少数能在属文名声上与冯道相侔且过之的词臣。但《旧五代史·李琪传》说他长兴间“尤为宰执所忌，凡有奏陈，靡不望风横沮”。冯道指出李琪文字中的那些错误看来有要公开羞辱他的目的。这两件事均发生在天成四年，如果结合长兴元年群臣给明宗上尊号的表与册文都出冯道手笔一事，那么是否冯道有意在此之前彻底确立自己在朝廷章诰书写方面的权威地位，就只能让我们去想像了。

冯道受到中朝士族出身的官僚的轻视，最有名的例子是天成年间任赞和刘岳对他的嘲笑。《册府元龟》记载：

冯道初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刘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为丞相，人士多窃笑。道自月华门赴班，岳与工部侍郎任赞偶语，见道行而复顾，赞曰：“新相回顾，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册》来。”道之乡人在朝者闻之，告道。因授岳秘书监，任赞散骑常侍。

此条放在《宰辅部·徇私》，说明在《册府元龟》的编纂者看来，冯道有点公报私仇的意味。同一记载也见于《册府元龟》卷九四四《总录部·佻薄》和卷九三九《总录部·讥诮》，当然批评对象分别变成了刘岳和任赞。但《总录部·讥诮》的记载还加入了冯道的回应：

后唐冯道为相，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扑下《兔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邪！”赞大愧焉。

据文中“新相回顾”云云，此事或发生在天成二年冯道入相不久时。刘岳属于晚唐清流重臣刘崇龟、崇望家族的子弟，任赞估计也有类似背景。两人又曾同时在朱梁政权担任翰林学士。《旧五代史·冯道传》表彰冯道入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紧接着就叙述了这一事件。可见《旧五代史》的编者认为这一事件必须在冯道“抑浮躁”的脉络下理解。所谓“浮躁”，就是晚唐以来清流官僚甄别品流的“浮薄”风尚，对此笔者已在另文有所论列。此事件的真正历史意义并不在于这次交锋究竟是否如记载这般绘影绘声地发生过，或如其所言在当时影响了刘岳和任赞的职任，而是实际提供了一个五代人物对唐后期清流文化下存在的两种身份认知的非常贴切的表达。清流文化虽然以强调文的作用和凭文辞致显的重要，但这种文化中的成功者不断将文辞的功能和词学才能神秘化，以便给自身加上一道光环，这道光环随着以文辞致显的官僚家族的形成，更扩展到包括了外表和行为举止等等外在因素。与此相关的是一种轻视苦学而成的态度，尤其轻视出自承担中古基层教育义务的地方庠序的人材。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也记录了这则事件，并加评语说：

北中村墅乡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

关于《兔园册》或《兔园策》的性质，砺波护也有很好的说明，这里不赘述。其实孙光宪的附加说明固然准确，却未必就是刘岳任赞嘲笑冯道的真正原因。就实际文学能力的造就和实践过程而言，刘岳、任赞和冯道应无实质性的差别，但刘岳任赞对这种成功的原因的认知和冯道颇不相同。这里的《兔园册》其实是庠序教化的代称而已，嘲讽的是冯道才学的背景，并暗示出自此种背景的人士眼光和文章的浅陋。冯道的回复也是针对这一态度而发，不仅是为自己辩护，也是要提醒对手文和学的主次关系不能颠倒，这其实也是一种修辞。《旧五代史·冯道传》在描述了《兔园册》事件之后，就讲冯道写的上尊号册文如何服众和他对李琪的指正等等，这是向读者说明冯道最终在唐末五代的精英文化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过程，编纂者对当时文化的把握不可谓不精确。

上述的几则事例都发生在后唐庄宗和明宗时期，看来并非巧合。后唐正是两个背景不同的文臣群体同时发挥作用的时期，两者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状态。这也是自唐朝崩溃之后，像冯道这样背景的文士首次得以在具有较大规模的政权中执政，对于有些出自晚唐清流右族的子弟，这自然不是容易接受的现实，但刘岳和任赞对冯道的嘲笑也包涵了前者仍拥有文化和政治的资源。当然即便是刘岳代表的那个清流群体，其成员也并非就在旨趣上保持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进入后晋，冯道面对中朝子弟的那种压力已渐渐消失，他自身也在历史的记忆中经过了从田里儿的“形神庸陋”到一代名臣的“体貌山立”的塑造过程。

三、冯道的自我认同

冯道能给后人一种在乱世中柔厚与谦退的形象，《旧五代史·冯道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倚靠冯道自己的手笔来传递。《冯道传》中全文录入的《长乐老自叙》正是其中关键。作于乾祐三年（950）的《长乐老自叙》展现了漫长生涯之后感恩自足且对身后声名处之泰然之情怀。文章开首先叙家世，然后备列一生所任职官，接下来陈述自身婚姻与子女情况，最后一部份对平生志业作出评价和期许。对这一篇文字，人们历来的关注点大都在那最后一部份。这一倾向甚为自然，因为文章前半部仿佛是冷冰冰的履历表，而最后抒怀的部份才透露出冯道自己的思绪，仿佛是给自己的盖棺论定。川合康三先生撰文仔细分析这篇文字，将其与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做了比较，指出冯道的书写既有模仿白居易之处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这里先列出《长乐老自叙》的最后部份和《醉吟先生传》，以便从川合的讨论入手，对《长乐老自叙》的意义作进一步的阐发：

《长乐老自叙》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佑。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籧篨葬，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生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又念自宾佐至王佐及领藩镇时，或有微益于国之事节，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编于家集，其间见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时乾祐三年朱明月长乐老序云。

《醉吟先生传》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地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千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明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韦布之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童，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饮酌，尽兴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日酿酒约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奕，一掷万钱，倾财破产，以致于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弟子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吟罢自哂，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繇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 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髪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川合指出，《长乐老自叙》中强调的读书饮酒之乐和长寿带来的幸福感恰是《醉吟先生传》等白居易晚年诗文的主题之一，而后者当然是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传统而来。冯道文中的“老而自乐，何乐如之”之语更是套用白居易晚年所作之《老热》“何人不衰老，我老心无忧”之句。这些都是白居易诗文在五代文人圈中影响益为显著的例子。川合也注意到《容斋三笔》中洪迈将《长乐老自叙》与王溥在宋初所作《自问诗序》合观。洪迈指出两者在旨趣上的相类，即均以历事数朝，位极人臣为“儒者之幸”。川合指出，《长乐老自叙》和《醉吟先生传》虽有表面的相似，两者的区别也明显。《醉吟先生传》体现的是那种不受仕宦等俗务羁绊的旷达自适，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许是白居易的一种自我营造，因为他实际已功名成就。但至少从文字看，白氏强调的是种真正意义的超脱，但《长乐老自叙》表现出那份“自足感”则完全来自于那种白居易要摆脱的俗务的充分实现，整篇文章透露出一种夸耀，和白居易文字的境界相差颇大。川合康三的这些分析自然有见地，但《长乐老自叙》透露出来的思想尚有值得申论的地方。

首先，冯道笔下流露出的满足感的确有世俗的一面，但这种世俗意味恰恰是当时对儒者的一种期许，也就是说这是以入世为目标的儒者需要达到的境界，当然这个境界入宋后起了根本的变化，但在五代宋初恐怕还是很有代表性。若笔者的这个看法能成立，则冯道的书写不能仅仅从一种自然主义式的角度去判断，因为他很可能也是在照着当时的这种理念去塑造自己，虽然他的素材可以说是现成的，无需添油加醋。前面提到的王溥的《自题诗序》已经把这种境界称为“儒者之幸”。更清楚的说明则来自宋祁《宋景文公笔记》下“庭戒诸儿”条：“吾世为儒，今华吾体者衣冠也，荣吾私者官禄也，谨吾履者礼法也，睿吾识有诗书也。入以事亲出以事君，生以养，死以葬，莫非儒也。”有意思的是宋祁虽然和欧阳修一起造成对冯道评价的大逆转，但他笔下的理想的儒者生涯和冯道基本一致。

冯道选择乾祐三年（950）69岁撰《长乐老自叙》当与临近七十这一古来高寿标志有关，但文中提及的安葬谥号等的指示都是指身后安排。所谓祭不杀牲，不立神道碑，不请谥号等等其实是姿态性的，冯道不可能不清楚这实际上不会发生，比如冯道死后即获得“文懿”的谥号。这里他以遵循古来所谓薄葬不立碑表等的传统来表现冲晦的美德。无独有偶，宋祁在这一点上也和冯道的表达十分接近。《宋景文公笔记》下“治戒”条曰：

吾殁后，称家之有亡以治丧。（中略）掘冢三丈，小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面二奁，朝服一称，私服一称，鞾履自副。左刻吾志，右刻吾铭，即掩圹，惟简惟俭，无以金铜杂物置冢中。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着数人，故无功于国，无惠于人，不可以请谥有司，不可受赗赠，又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冢上树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兽不得用，盖自摽置者，非千载永安计尔。

宋祁的指示和《长乐老自叙》一样，都是一种修辞，不能当作实录。但冯道这么汲汲于身后安排，我们有理由推测《长乐老自叙》其实是一篇自撰墓志。文中提供的家世、官爵和子女婚宦都体现出墓志书写的特征，文末“时乾祐三年朱明月长乐老序云”中的序正是“墓志铭并序”的“序”。在新出晚唐墓志里，笔者找到两个强有力的佐证。一是卢绘自撰的《庐绘并前妻李氏合祔墓志自叙》，标题中的自叙和《长乐老自叙》一致。二是晚唐重臣崔慎由的自撰墓志。崔慎由自撰墓志的书写结构与《长乐老自叙》几乎一致，开头曰：“慎由字敬止，代为清河武城人”。接下来先列其祖上四代之情况，然后巨细靡遗罗列出一生所任职官，再是妻子情况。自撰文字的最后部分说：

呜呼！效不焯于时，行不超于人，而入升钧台，出奉藩寄。备践华显，仅二十载。其为幸也，不亦久且甚耶。处心行已，始卒善否，则有则有佥议与史官之直笔，在吾何敢逃，吾何敢云。即用为志，而且刻之墓前，以表于外。

这段话和《长乐老自叙》最后一段的表达神似，再结合前面的履历表式的结构，《长乐老自叙》就像是崔慎由自撰墓志的一个翻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家世背景而言，冯道与晚唐出自最为清贵的家族的崔慎由相差不可以道里记。冯道寒士出身，他的先人只因他的仕途通达而获取赠官，然而《自叙》开头却说：“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这显然是夸大的说法，但根据这一表述，再结合其自叙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认为冯道此时已经完全将自己放置于中唐以来在政治文化中获取空前成功的世家之列。其实伴随这一过程，士人圈对冯道的评价也愈发趋向于视其为一代名臣。前文讨论的《兔园册》事件中说冯道因“形神庸陋”而被中朝子弟嘲笑，而到了宋僧文莹《玉壶清话》里则成了“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的新想像。

上面的分析旨在说明，《长乐老自叙》一面刻意营造自身形象，一面对晚唐以来中朝士族的主流价值观作出实际的认同。结合前文讨论过的他和卢程、刘岳、任赞等人的隔阂，《长乐老自叙》中的自况也说明了现实和心理认同上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冯道传》末特别提到冯道的次子冯吉“尤恣狂荡，道不能制。识者以其不终令誉”。自中唐后，中朝士族自我延续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让其子弟凭借文学声望沿清途扶摇而上。《冯道传》为何独独要举出冯吉的例子关键或在于此。《长乐老自叙》中列出冯道的六子中，除第四子早夭，其他五子均有仕途生涯。前三子从任职看均为清途文官，但据《自叙》，长子冯平与三子冯可早在乾祐三年之前即已去世，而第五子冯义“自秘书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议郎，授太常丞”；第六子冯正“自协律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节度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太仆丞”。这两人起家虽是清职，最终走的应该是武职的轨道，显然不是以文才显。这样冯吉就成了唯一有希望延续冯道家族文学官僚特征的人物。《宋史·文苑传》有《冯吉传》：

冯吉字惟一，河南洛阳人。父道，周太师、中书令，追封瀛王。吉，晋天福初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迁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户部、司勋郎中，累阶金紫。周显德中，迁太常少卿。吉嗜学，善属文，工草隶，议者以掌诰许之。然性滑稽无操行，每中书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终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习，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为寿，赐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状，了无怍色，家人皆大笑。及为少卿，颇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虽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赋诗，诗成起舞。时人爱其俊逸，谓之“三绝”。宋初，受诏撰述明宪皇太后谥议，见称于时。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冯吉传内容虽不算丰富，但已提供此处分析所需的几点关键信息。冯吉如当代人预期那样“善属文”，因此也如预期那样“议者以掌诰许之”。他前期的郎官职位也确实是朝着此方向迈进，但传中说他终因举止爱好被视为“佻薄”而与中书舍人这一关键的词臣位子无缘。传中提到冯吉迁太常少卿在显德中，此时冯道应已去世。太常少卿一般由礼制专家担任，虽也算清要之列，却非词臣的理想之进途。这一官位表面看来颇合冯吉“嗜学”特点和他家世为儒的身份，实际却阻断了他成为词臣的希望，这一点对包括冯吉在内的当时熟悉任官制度的士大夫来说不可能不清楚，难怪冯吉要“颇不自得”而以酒自娱。这一任命可能不只是朝野对冯吉个人言行的看法导致的结果，或许也受到后周初冯道地位的微妙变化的影响。汉周鼎革之际，冯道虽然贵为中书令兼门下侍郎，后又兼太师，名义上依然文臣之首，却不是后周君主最亲信的大臣。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载：

又周祖自邺起兵赴阙，汉隐帝兵败，遇害于刘子陂。周祖入京师，百官谒，周祖见道犹设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时周祖兼侍中。周祖气沮，故禅代之谋稍缓。及请道诣徐州，册湘阴公为汉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设誓，道曰：“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臣谨按周世宗朝诏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

这段记载多少说明冯道并非汉周禅代的积极拥护者，但太祖尚须倚重冯道的声望，比如广顺三年二月周太祖制象征皇帝权威的国宝两坐，诏冯道书宝文。到了世宗即位，冯道恐很快被边缘化，据《册府元龟》记载：

周世宗显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东贼将张挥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营于梁候驿，攻刼堡栅，杀掠焚烧，所至荡尽。潞州李筠遣护军穆令均率步骑千人拒之。时帝议亲征，询于执事者。中书令冯道等奏曰：“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诱语于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摇动，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帝曰：“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诳惑人心。勾诱北虏，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故无疑尔。”时冯道以帝锐意于亲征，恐非万全之策，因固谏之。帝曰：“昔唐太宗创业天下，草寇靡不亲征，朕亦何惮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首遇王师，必如山压卯尔！”道对曰：“山压卯固不敌，不知陛下终作得山定否？”帝不悦而罢。三月癸未，帝降御札亲征。

这一记载亦见《旧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纪》及王巩《闻见近录》等文献，征讨刘崇固然是场恶战，但世宗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和这场征伐的胜利相形之下一定会使十分持重的老臣冯道不如范质、王溥、陶谷这些后进的人物来得有影响力了。冯道去世时，王溥才33岁，竟然已是中书侍郎、平章事。当宋开宝年间薛居正等修成《旧五代史》时，以特定的仕进模式作为清流家族延续的标志的观念依然深植人心，主要编撰者又多有得到冯道提携的人物如李昉等。《冯道传》特别提到冯吉而不及其他子弟并非偶然。能保持冯氏词臣家族特色的希望仅存于冯吉，强调冯吉在这一点上的挫折实际暗示了冯道家族地位的终结。

代结语：宋代的余音

显德元年（954），杨凝式与冯道先后逝去，杨终年八十二，冯七十三。这两人代表着全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处世作风则是异中有同。自唐末到五代，他们政治地位的屹立不倒，除去个人因素，最重要的缘由是他们都受惠于同一种政治文化提供的保障，而并非靠着不断改换门庭。杨凝式来自杨收家族，且是宰相之子，而陈寅恪早已指出，杨收是“唐末五代之世家”。这样的世家实际凭借的是文艺而非族望。刘咸炘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指出这些所谓门阀，“实已非唐之门阀”，而是晚唐始盛。冯道虽更无门第可靠，他的生涯是这一主流文化生命力的另一种证明。他们两人同一年离去纯然巧合，但也标志着在唐末大乱中度过成年岁月的北方重要文臣，除了两年后去世的王仁裕和开宝四年去世的大儒田敏，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冯道对宋初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通过像他这样的士人，唐中叶以后保存于河北地区的儒文化对唐代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渗透和改造，这必然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诸多细节已湮没无闻，但其踪迹仍有可循之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道奏请校勘和刻印《九经》。《五代会要》载：

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盖刻板之流行，实始于此。

又《旧五代史·冯道传》：“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冯道是促成这个项目开启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从负责人的推选到经费的安排都有他的贡献，《册府元龟》记载：

周冯道仕晋高祖为相时，尚书左丞判国子监事田敏长于诗赋。道重敏，尝从客白晋祖曰：“臣所为官合授于敏，臣不敢党蔽也。”

这条记载中田敏的官职似有误，但田敏为冯道所器重则无疑。这样的项目的经费来源是“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这一安排也应是执政冯道的决定。关于这一项目的经过，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已有所论列，为学界熟知。从发起到周广顺三年六月工程完毕，印版制作前后经历三朝二十多年。伴随这一过程是冯道和田敏的仕宦生涯的顺利延续。田敏接受这项使命时是后唐的国子博士，完成时不仅是后周的尚书左丞，且被公认为“文儒之领袖”、“后学之宗师”。连对五代事务甚少称许的《资治通鉴》也给予“虽乱世，九经流布甚广”的评价。可见五代虽然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样的文化项目却能有条不紊得持续。若无冯道和田敏这样深受儒学影响的文臣的地位的稳固，是难以想像的。而这种延续性相当程度上也是晚唐五代清流文化所带来的结果，冯道的影响是在晚唐五代的清流文化中加重了儒学的色彩。

冯道对宋初文化造成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更重要，但对史家来说也更难描摹，这就是他和宋初统治精英中不少成员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既是特殊的地缘政治，也是他个人生涯造成的。本卷《唐研究》中谭凯（Nick Tackett）的文章也从其他方面说明，宋初进入以河南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区域的官僚群体里，河北出身的人士占据了相当高的成份。正如冯道生活在一个统治精英，特别是清流士大夫转换身份延续其地位和影响力的时代，宋初的政治群体也具有类似的延续性，其代表性文臣可以说正是从冯道这一系统出来。虽然上文的分析说明冯道之经历绝非偶然，但其政坛生涯的漫长和成功使其自然成为不少宋初名臣的提携者。他们也必然用不同方式回报。名臣吕端就是一例：“故相冯道，乡里世旧，道子正之病废，端分奉给之。”

关于冯道对宋初精英文化的影响，民国的刘咸炘在《右书》中有精到的评论：

太祖所用范质、王溥乃冯道、和凝诸人之传衣钵者。冯道有《长乐老自叙》，王溥有《自问诗叙》（均见《容斋三笔》），此诸人沿唐人之习，大抵以柔厚保位。吴处厚《青箱杂记》最能表其风气。其书颇辨道之非依阿。又处厚论心相三十六善，相人取丰肥有福，论文尚朝廷台阁之文，温润丰缛，正谓官样与富贵气者，皆此一派之传也。处厚书又载道诗及张齐贤《自警诗》及《邵氏闻见录》载质戒子孙诗，旨意略同，皆主张宽厚谨慎，所谓格言入于乡原者也。又言于诗爱白乐天，又爱冯瀛王。此足见北宋初诗之多宗白及《击壤》一派所由起之故。宋初人多称冯道，虽以石介之好诋，亦谓五代大坏，瀛王救之，《青箱杂记》称冯道，《东轩笔录》谓王荆公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能改斋漫录》谓富郑公苏黄门以大人称道，《晁氏客语》谓道功高而名节非也，当以管仲比。

他又说：

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跅弛之才，乃至论文主馆阁体，论诗主白居易，其习盖出于中唐士大夫及五代冯道，和凝诸人，大氐唐之余也。

刘咸炘对于五代宋初的政治文化风气有细致的观察，虽然他强调的是官僚文化中保守持重的一面。他将冯道与和凝并列为对宋初政治文化影响最大的五代名臣也很有见地。这两人都拥有晚唐以来清流精英最强调的素质-词学之才。正史里和凝的形象较诸冯道更接近晚唐的清流之士，但他们两人在风貌上和晚唐“浮薄”的清流仍有相当大的不同。和凝的箭艺超群，冯道则子弟从文从武均有，可以说都是典型唐后期清流官僚基本不具备的特点。相比晚唐清流，冯、和的行政和处世能力要强得多，人际网络也更加广泛，因此能促成更大的凝聚力，这些恐怕只有当时亲身接触过他们的人才能有深切的体会。宋代有关冯道的争议恐怕不仅仅是道德观念引起的，还有对大臣角色的不同认知这一层因素在内。为冯道辩护的往往是以实际政治的经验作考量，强调的是个人的器量和能在纷乱变幻之中保持内心平静的素质。在这点上冯道成了一种象征。《旧五代史·冯道传》一开始就描绘的乡儒冯道“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正是这种素质的最动人的写照。王安石这样锐意进取的士大夫会对冯道尊敬有加，恐怕原因也是在此。而批评冯道的则更多从道德原则出发，强调的是超越具体场景的道德政治的终极意义。五代以来的忠的观念更强调仕事中遵循儒家观念，而并非以和某一政权相始终作为标准，所以服务的对象可以变换，但信奉的施政理念则一以贯之。出身幽州的五代良吏刘审交死后，曾为其僚佐的冯道撰文悼念，语词恳切，文中说：“今天下戎马之后，四方凶盗之余，杼轴空而赋敛繁，人民稀而仓廪匮，谓之康泰，未易轻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敛，不杀无辜之民，民为邦本，政为民本，和平宽易，即刘君之政安足称耶！复何患不至于令名哉！”这段写于乾祐二年（949）的话说明冯道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提供切实的理想。

欧阳文忠在《新五代史》中对冯道大加挞伐，认为人不知廉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他甚至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欧阳修竟认为忠义尚存于武人而不存于披儒服者，这当然是一种出自道德原则的表达，但也说明他无视晚唐以来文武两个群体，至少在其最上层，权力的基础截然不同。即便是现代，对冯道现象的误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五代的复杂多元缺乏重视，于是将冯道看作一位始终被动适应时代的人物，而不是一位拥有巨大无形资源的人物。五代的政治文化精英，即便在具体成员的来源上和晚唐大有不同，仍然具有一种超越具体政治的影响力和地位。晚唐以来的清流的光环并未消失。他们既是唐后半叶以来形成的社会想像的受益者，也为五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延续性。其实从仕进的模式而论，冯道的生涯并不显得有多么特殊。和他一样在五代经历多朝、地位不断上升的高级文臣比比皆是。也许正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欧阳修才需要将冯道特别作为攻击的靶子。倘若冯道真的只是个别现象，那这个靶子就缺少了真正的代表性。如果说在晚唐，主流政治文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排他性，那么在五代，同样这种文化体现更多体现出的是包融性和灵活性。冯道成长的世界曾处于这种政治文化的边缘，但这种文化的包融性使他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并反过来对这一文化加以改造。这种双向的变化恰恰是五代社会对中国历史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作者简介

陆扬，网名云中上师，1965年12月生，1984年9月至1987年10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本科，专业梵文巴厘文，师从季羡林。1987年10月至1990年4月，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教学研究系。1991年9月至1996年8月，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师从崔瑞德、余英时，1999年1月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堪萨斯大学任教，2011年6月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唐五代政治与文化史、中国中古佛教文化史、比较史学史。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曾高度评价陆扬的学术水平，认为中国的中古史研究将进入陆扬时代。尽管这句话已说了多年，尽管陆扬的实际年龄已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年轻，尽管他到现在仍没有一部专著问世，尽管他还整日在微博上与人做无谓的争论...但我们坚信，陆扬时代终将来临，正如我们相信中国男足将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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