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书籍介绍(七一文学红岩之外的)
作者简介:吴景娅,笔名亚当、央金玛。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客座教授、重庆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镜中》《美人铺天盖地》《山河爽朗》和电视剧作品《爱能飞越仇恨的天空》等。2002年获重庆首届散文文学奖,2003年获重庆文学艺术奖,《与谁共赴结局》获2004年重庆散文十年作品经典奖。2011年获中国冰心散文奖。
“狂风吹我心” 暗度香江水
1948年秋天,公爹的朋友杨心惠收到一封奇怪的香港来信,上面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只让他转交曹羡芹先生。谁是曹羡芹?他内心迷惑。后来杨心惠才知是公爹赵硕生才改的名字,便马上把信转给了“羡芹”先生。
这封香港来信至关重要!
寻找上级组织一直是公爹他们“特支”所有人最强的心声。他们曾试图找到上海和川西地下党组织接头,皆因情况复杂未能成功。
他们从报纸上得知,敌人正在搜捕两个“胖子”,一姓邓,一姓萧,说他们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角色。公爹他们竖起了耳朵,尽量打听这两人的信息,以分析他们是不是组织派来的领导人。
公爹又打听到党的南方局转移去了香港,他的老领导朱语今也在那边。但怎样才能与之联系上呢?他以曹羡芹之名,试着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同道之人”、香港《大公报》文化副刊编辑罗孚(罗承勋)写了一封信,信中引用了一句唐诗“故国遗墟在,登临想旧游”,称自己很孤独,十分想念远在香港的朋友。罗孚懂了,回信道:“四海非不宽,可语今几人。”并说:“嘱打听的荣君已知其下落。若来港,请顺带一点‘太太豆瓣’,因此间不易得。”公爹看后也懂了,罗已联系到自己以前的老上级朱语今,朱让他立即赴港。他立即回信罗孚,用了李白的诗“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暗示自己会尽快启程。(注:见《掌故》杂志2020年6期《罗孚日记中的北京生活(上)》)
现在想来,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真是太不易,不但需要机灵敏锐的高智商、高情商,有时还得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猜谜的技能,否则反应稍慢便会坠入深渊。
公爹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收到香港来信的心情:“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
1948年11月中旬,公爹从重庆白市驿机场飞赴香港,穿云过海去寻找“亲人”。见到老领导朱语今的一瞬,他鼻子酸楚,他们都在彼此的惊愕中见到自己备受光阴摧残的脸。“活着就好!”朱语今背过身去,拭泪。
朱语今,对于重庆是一个亲人般的名字。他曾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文书、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代组长。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出版局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筹备组领导成员。当年,也就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小说《红岩》才得以出版。
公爹迫不及待地向朱语今汇报了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朱连连叹息……过了两天,朱语今带来一位南方局的领导。这位30多岁、带江浙口音的领导一见面就紧紧攥着公爹的手说:“受苦了!活着就好哇!南方局也急着想与重庆、川东地下党重建联系,让党少受些损失。你是代表重庆党组织来港接头的第一人。太好了!你让我们终于完全了解了重庆现在的情况!”
这位领导简明扼要地向公爹布置了具体的任务:一、回去尽快与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即“邓胖子”)接上头,以后南岸“特支”便由他领导;二、通知邓照明与萧泽宽(即敌人通缉的“萧胖子”,时任川东特委书记)两位负责人,尽快有一个来港接头;三、向邓照明传达上级关于《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他还提到要把重庆南岸“特支”团结的六一社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他搓着手,长叹一声对公爹说:“您来港或许已暴露,按常规是不宜再回重庆。但目前重庆来接头的只有你,还需要您回重庆去传达组织的一切部署。所以,我们经过反复的考虑,仍决定您马上返回重庆。好同志,组织上感谢您了!但因为危险重重,您更得小心。文件不能带走片纸只字,您认真领会、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同志转述……”
直到老年,公爹仍可以把这份文件一口气背诵出来。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更在于每个字早已烙入他的内心。文件中指出的问题,就曾让他所在的重庆和川东地下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是多少战友的命和滚烫的鲜血啊,他已亲历了这一切——比如一些地区的党组织仓促地举出旗帜,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结果是给党和党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和牺牲……
公爹和邓照明终于在化龙桥的“适存商业专科学校”接上了头。 12月重庆的雨夜已寒意渗骨,但两个还穿着薄夹衬长衫的男子却异常兴奋,只觉得这样促膝长谈的时光温暖如春。
邓照明目光灼灼地对公爹说:“感谢你为我们大家联系上了南方局,这对目前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工作是雪中送炭啊!”
公爹更是百感交集:“从我来说,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孤军苦斗8个月之后,终于与当地党的领导机构接上了关系,真像是乱离后亲人的相聚,一颗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消失了。更何况照明同志热忱、坚毅而机敏,给人一种阅历颇丰的成熟感。”
其实那时的邓照明还不到30岁,而公爹才26岁。他们有着世间最豪华珍贵的东西——年轻!他们的年轻丰神俊逸,一望无际。
公爹和邓照明的这段对话来自公爹的长文《难忘的1948年》,文章发表在1992年《红岩春秋》第一期上。刊出时,公爹已离世近半年。也就是说,在接近生命尽头之时,公爹深深缱绻着的仍是自己青春年华的日子与之共赴信仰的人与事……
1949年3月下旬,邓照明又约公爹在李子坝一茶馆接头,神情庄重地向公爹传达了组织的决定,提名他担任重庆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从香港转道进解放区,并把重庆这边的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
这一次,公爹以迎接全国解放的喜悦之情飞抵了香港。他不但与自己的老领导朱语今有着激动的重逢,还认识了一位“经理的姑母”。她笑容莞尔,举手投足优雅又帅气。她便是党隐秘战线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钱瑛大姐。
公爹生动地记录了与钱瑛大姐初次见面的印象:“钱大姐是个中年人,穿一件剪裁合体、颜色素净的旗袍,面庞略显清瘦,神态安详而亲切,言谈举止间却隐隐透出一股英锐之气。当我转述邓照明口授的报告内容时,她抽着卷烟凝神静听。”寥寥几笔,公爹写活了这位在党内很受敬重的钱大姐。之后公爹跟随她,绕道烟台、济南、天津,四月中旬扺达了梦寐以求的北平,他们一行人住进了中南海。
公爹在中南海里睡了这些年最踏实的觉。醒来,他也敢肆无忌惮地呼吸和朗朗地笑。那里的工作人员一听说他们来自仍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国统区,都格外亲热。有一次公爹去炊事房打开水,遇见一位鬓发花白的老红军炊事员,得悉公爹是从重庆过来的,老人家一把就抓住他的手不放:“好哇,小伙子,你们也快苦出来了,不容易啊。”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公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尽情共享了解放军攻克南京那一夜的欢腾,他们翩翩起舞,热泪盈眶。
而这段经历最让公爹刻骨铭心的还是亲耳聆听到钱瑛大姐的许多教诲,钱瑛也成为了他革命生涯中崇拜的导师之一。
有一件事令公爹没齿难忘。他在香港意外地得到《大公报》的一笔稿费,就买了听装的“555”牌香烟来享受享受。与钱瑛大姐一起开会时,钱瑛看到了他的“555”,便笑着递过一支烟说:“小吴(当时公爹叫吴斌),交换起抽哟。”递过来的竟是“老刀”牌,香港最底层下力人才抽的那种。公爹的脸腾地一下通红,他接受到一种无声的感召:钱瑛大姐在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里依旧对自己苛求如此。
后来,去北平途中,她一再告诫同行的人:“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以胜利者自居,搞特殊化。”还说:“真正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领袖人物,必须得到群众的公认,首先应当是人民之子。”
要当“人民之子”,成为了座右铭一直伴随着公爹以后阴晴圆缺的岁月。他的耳畔似乎总是会响起那位喊他“小吴、小吴”的钱瑛大姐的声音,这让生性有些锋芒毕露的他,始终记住自己只是来自海洋的一滴水。水很晶莹。然而,张狂地试图离开集体时,会怎样呢?会消失!公爹说,我岂敢?!(注:以上内容来自赵隆侃发表于《红岩春秋》杂志1989年3期的文章《建国前夕的一段旅程》,署名吴斌;以及重庆党史网)
尾声
1988年9月,公爹将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岗位上离休。时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的金烈代表组织与他谈话。
金烈问:“离休前对组织还有什么要求?”
公爹笑答:“有的人把党组织视为‘银行’,把自己的工作经历看成是在这个银行存了钱,退休时便要连本带利取出来。而我在这个‘银行’里没存钱,所以我对组织没有什么要求。”
公爹的这番话让金烈同志感动、感慨,以后不止一次地在有关会上引用。
按现在有些人的价值观来看,曾经拎着脑袋为党出生入死的公爹非常“吃亏”——直到离休,既未身居高位,也无光鲜的名与利,更无大把的金钱……
的确,公爹是个清贫的老革命和官员:快八十年代末期了,还买不起一台18寸的彩电,得向子女们以每人几百元的筹款来凑足1500元的“巨资”购买,然后各种克扣自己,花了一年多时间来还清。他是那种子女的“债”都必须还的人。公爹离世时才69岁,令人扼腕痛惜。家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出一件稍微“高级”的衣服为他入殓,最后还是让他穿着素日当家且已陈旧的“礼服”上路的。那件“礼服”其实是儿子厂里发的劳保服——一件毛腈混纺的中山装。这件中山装,他已穿了七八年。
公爹爱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又说:“人的怨怒都是与他人比出来的,关键是拿什么来作为参照物。那些躺在歌乐山土地下面的烈士哪个不是青春昂扬、才华横溢的人?有些人本就是富家公子和小姐,如果说捞世俗的这些东西,他们又捞到了什么,他们又划不划算呢?但人来世间走一遭总得要完成一种使命。我们这代人推翻了一个黑暗腐朽的政权,我们已体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好人公爹,这一生过得翻江倒海,大爱而大恨,活成了江上徐来的清风和旷野里有无数条命的草木,从没因生死的威胁放弃信仰,从没因命运的坎坷而颓废自弃,始终热情澎湃,从容自在,悲天悯人。无论遭遇怎样的山穷水尽,他都私藏着一处柳暗花明——自己的那几大爱好:呼朋唤友的侃侃而谈,阅读的习惯,对文学与历史的痴迷,对一切青春事物天然的亲近!他的财富除了自己丰富的知识、满腹的经纶和波诡云谲的人生故事,便是拥有各行各业真诚又才华横溢的朋友,其中有教师、学生、司机、打字员、炊事员、作家、诗人、画家、媒体人、历史学家、考古专家、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党史研究专家……他与他们互为因果,彼此惺惺相惜。他们让他的日子既充满着热腾腾的烟火气,又蹈高而凌空……
三十年了,赵姓的公爹一直是我们“罗家院子”兴致勃勃的话题:我们会讲他常常深更半夜精神抖擞聚晚辈讲历史故事,清晨起来却弄得到处乒乓作响,吵醒满屋人的瞌睡;讲他饭后总是抢着洗碗抹桌子扫地,却弄湿了自己的衣袖,还得婆婆来“补漏”;讲他嘴馋,狂爱零食,下班后溜进糖果店买点怪味胡豆之类的“香香”,一路走一路旁若无人地咀嚼;讲他脾气火暴起来像雷神降临,吵儿子吵下属如秋风扫落叶,转眼却被孙辈们“收拾”得一脸慈祥,耐心爆棚,说话永远轻言细语,出手也很“大方”……真是个有趣的灵魂!
生于1922年的公爹如果活着,99岁了,比共产党的诞生只小了一岁。
恍惚间又见着公爹的身影在“勤劳”地晃动——细细摸摸收拾着碗筷,把大碗的剩菜倒进小碗,把小碗的装进盘碟……然后用热抹布擦第一次桌,用渗透洗洁精的抹布擦第二次,再用热抹布擦第三次……我们大大小小的人都坐在那里,看着老爷子穿梭于厨房和饭桌间煞有介事忙呵呵的,哗哗开着热水洗碗……大家心安理得,只管谈笑风生……而我已不把他看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只觉得他不过是个宠老伴、宠儿孙宠得一塌糊涂的“糯米老头”……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1948年》(重庆党史网2019年2月20日)
2.《我的良师益友》(文/宋笠)
3.《回忆赵隆侃同志的一段经历》(文/王大昭)
4.《脱险记》(文/向洛新)
5.《一封香港来信》(文/杨心惠)
6.《疾风中的劲草》(文/黄冶、王大昭、金源道、李诗秾、尹荣福)
7.《一位忠诚的战士》(文/石也)
8.《我心中的赵隆侃伯伯》(文/王川平)
9.《我所知道的赵隆侃秘书长》(文/苑鲁)
10.《人生选择》(文/李畅培)
11.《三年》(文/罗宗濬)
12.《掌故》杂志2020第六期《罗孚日记中的北京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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