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李逵有关情节（从水浒庆喜筵席上李逵的表现入手）

李逵刚刚踏上梁山的土地，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庆喜筵席”上，但见他跳将起来道：“……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这决不是一时的冲动，醉后的胡说，后来几乎每次在梁山发生重大变动时，李逵总要跳“将起来”叫出这个主张；而且一直到他死，也没有在思想上放弃这个主张。

明代进步思想家、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在这里批道：“天上的言语。大皇帝，小皇帝，都是不经人道语。”他为李逵的石破天惊的声音所震惊，感觉到了他的反封建传统的锋芒，但却未能作出科学的理解。这确实是理解这个革命农民形象的一个关键。尽管李逵这个“本能的革命者”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连最粗略的理论说明也提不出，但是，今天的读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是可以作出科学的分析的。

“皇帝、丞相、国师、将军”——这诚然是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政权的构成形式)。李逵们在梁山泊这个小天地内，虽然可以暂时维持一个“都一般儿个哥弟称呼”，以聚义结盟为组织形式的农民政权。但是，很显然，它不可能推广成为全国政权的构成形式。确实，农民曾经多次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建立过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制定并推行体现农民利益的根本政策。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还不可能创造出适合农民阶级统治的全国政权的构成形式。于是李逵便不得不回过头来，把敌对阶级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为仿效的对象。

可是，封建君主制政体当然不能适应农民政权的革命性质。新内容如果不能对旧形式进行改造，旧形式便会显出其消极的反作用。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封建君主制政体给农民革命政权带来的是脱离群众，容易妥协，官僚专制等问题，终于发展成为农民政权失败或变质的诸因素之一。这当然是李逵所意想不到的。李逵在封建君主制政体面前被历史老人拦住了，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今天的读者在看到他的主张中有同封建意识形态划不清界限的一面外，更应该看到，其中震荡着关于新社会的空想和推翻腐朽王朝的实际要求。

李逵心目中的晁盖、宋江政权决不同于赵宋王朝。封建正统观念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李逵却主张有大皇帝，还有小皇帝，这就带有朴素的合议制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小皇帝，是农民自己在起义过程中拥戴起来的，他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否则李逵们便可以不顾天威咫尺，立即当面责问他们，甚至抡起板斧就此砍倒他们，就象李逵自己在“双献头”那一回中所做的那样。这些都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政治平等观念。

这个政权，用李逵的朴素得过分简单的话来说：将使梁山起义兄弟“快活”，将使李逵的老娘和哥哥“一发去快活”;或者用扬子江边一个穷苦老人的话来说：“只是救贫济老……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官污吏薅恼！”是的，把经济上“却富济贫”、政治上“不分贵贱”的梁山生活推广到全国，建设一个使天下穷苦“百姓都快活”的社会，这就是震荡在李達主张里的社会理想。

虽然这种小农的社会生活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李逵的社会理想不能不是空想的性质。但是它终究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在当时，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那种认为古代革命农民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有封建阶级思想的说法，否认了“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的真理。在这种修正主义的理论的影响下，有的评论就认为李逵只有忠义思想，或者说李逵也有忠于赵氏王朝的思想，“即使是从李逵的要求政权的积极意义上来看，他所希望的也不过是宋江式的好皇帝而已。”这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与这种社会理想相联系的，李逵还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腐朽的赵宋王朝，这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单纯的农民战争虽然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却完全可能推翻某一封建王朝。秦、新、隋、元、明等王朝，都是直接被农民战争推翻的。拿梁山义军来说，闹江州后，已经像李逵所说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如能明确定下推翻赵宋王朝的斗争目标，就可以使义军的旗帜更为鲜明；而在起义高潮后，按照小说中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描写来看，义军是有这个力量的。

总之，关于建立新社会的农民空想，和推翻赵宋王朝夺取全国政权的现实要求，这才是李连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是李逵反抗精神的主要标志。这种反抗精神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许多义军头领中，即使是小头领朱贵，也曾豪迈地声言：“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而同宋江的“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的思想却有本质的不同。历史上宋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水浒传》中的宋江虽有叛逆性，却又一贯主张受招安，他只反对奸臣，不反对皇帝，在封建正统观念忠君思想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形象也自有其典型意义，但绝不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形象。

坚决反抗的精神在李逵这一个特定的古代革命农民身上，表现为猛烈的旋风般的性格。这个黑大汉感情胜于理智，行动胜于思考，他“只是前打后商量”，一切诉之于行动，一切诉之于两把夹钢板斧。砍翻刽子手，活割黄蜂刺，劈死赵能，剁碎李鬼，搠死曹太公，劈倒祝龙，死殷天锡，打翻杨太尉……一直到在梦中对皇帝抡起双斧，李逵真是恨不得一斧头砍尽所有压迫者，恨不得一下扫荡天下不平事。李逵形象正是以这一异常突出的个性特征，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被借取作为鲁莽性格的代称。

而其实，李達的鲁莽同样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当柴进受殷天锡欺负，尚幻想仗着丹书铁券依条例打官司时，李逵早已抢出来，三拳二脚打死了殷天锡，并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也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旧时官府条例，本来就是不公道的，而这时统治者乱了，连这样的条例都不依了。本来，“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现在更被激发成暴烈的反抗行动。李逵的“前打后商量”，正是这种典型形势下典型情绪的不自觉地反映。

李逵的鲁莽，正是古代革命农民所特有的鲁莽，这使李逵能经常保持着鲜明的敌我观念，使他在战斗中总是怀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火杂杂地”冲杀在最前面。但是由于古代农民的历史局限，往往不能把这种仇恨心理纳入正确的策略轨道，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报复主义行为，徒然求得一时的痛快，却无益于对敌斗争。

李逵的鲁葬也是这样：赤膊上阵的结果，是被敌人一箭射翻；“只拣人多处”“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结果，常常是玉石俱焚；对扈太公一门老幼，只求“杀得快活”，却破坏了分化敌人的正确策略。特别是他在梁山义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也常常是单枪匹马，根本不讲究策略，不争取起义军中广大士兵的支持。这也是造成李逵悲剧的诸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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