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的日常状态（致愤青单读）

如此大规模且混乱不堪的愤怒情绪，愈发高频地产生，我们也愈发迷失在混乱中，迷失在浅层的情绪里，有时甚至找不到愤怒的准确对象。当“反对”变成浅薄者的姿态、旁观者的狭隘，或者滑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施暴者的借口，这就是我们需要重读希钦斯的名作《致愤青》的时刻。青年翻译家、单读作者陈以侃贡献了最新也是最可靠的译本。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被誉为“我们时代最出色的新闻记者”、“美国最杰出的修辞斗士”，作为全球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在这本书中以书信体的形式，言传身教地讲述了如何做一名真正的 contrarian——“异见者”“激进派”“反叛者”，抑或“惹麻烦的人”“不容于社会之人”。

《致愤青》

[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著

陈以侃 译

华夏出版社 出版

01 需要一点勇气

亲爱的 X，

好了——你问我激进派或者“叛逆”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只让我觉得尴尬，觉得是种过分的恭维。这恭维过分在暗示我可以作为任何人的“榜样”，而照题中之义，单个的生命是提供不了任何范式的（而且，如果真是生活在反叛之中，那所谓“模仿”更是无从谈起）。尴尬则是在你提的那几个头衔上。说来也奇怪，这些你想要成为的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居然没有合适的字词来形容。“异见者”（dissident）太高贵，要靠实在的事迹来挣取，而不能自封；它的含义更多在于牺牲与冒险，而不单单只是反对，而且有那么多无畏的榜样在前，让这个头衔不可亵渎。“激进派”（radical）倒算是个光荣的好词——我很多时候用的就是它——但它里面带着各种对于健康的威胁，我会之后写信与你探讨。剩下的那些——“脱缰者”、“失控的大炮”、“反叛分子”、“愤青”、“牛虻”——都微微带着些亲昵和轻巧，或许也因此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从这些词里看得出，社会和一个宽厚的家庭一样，不但包容乖张之人，甚至有些宠爱。即使像“反传统”（Iconoclast）这样的词也很少是贬义的，往往暗示打破偶像作为释放精力的途径并没有什么坏处。甚至还有些冠冕堂皇的说法来褒扬这种性情，最新的一种叫做“思维不受条条框框所限”（think outside the box），大概认为这也是种优点。我自己则希望我能活到从“坏小子”——我曾经的确是——成为一个“老顽固”。一旦入土，谁还管他“后世无限同情”——这个说法是 E·P·汤普森创制的，在我少年时，在离经叛道上他已经是个老兵了。

当然了，冲出“条条框框”太远，迎接你的那组语汇就没有那么“包容”了；这时候的关键词成了“狂徒”、“惹麻烦的人”、“不容于社会之人”、“愤世嫉俗者”。但在这两种态度中间，我们还能找到无数自鸣得意的回忆录，把“逆流而上”或者“逆势而行”这样宽泛的词作为标题。（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描绘和他一起的那些“纽约知识分子”，曾经用过一个集体称谓叫“一群自由的思想”。）

与此同时，娱乐工业所提出的无止境要求也在剥夺我们一些其他的批判风格，或是对这些风格的鉴赏力。现在“讽刺家”或者“反讽家”这样的称谓也带着某种同情；讽刺家只是语速过人的犬儒，而所谓反讽家，要么只是讽刺家被错认了，要么指的就是那些言谈局促或自作聪明之人。“反讽”本是个珍贵到无可替代的词，但要是我们不加甄别，只当它等同于“泯灭一切社会准则”，那创造力可以施展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1949 年-2011 年），作家、新闻媒体人

不过，我们不要抱怨。一个真的会让异议者“吉祥如意”的时代是不会来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总是更愿意选择安全，选择被认同。对此我们也不用觉得意外（顺便提一句，这两种欲望本身也并不可鄙）。只是，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以某种方式感到自己“与众人异”。要说这些人对整个人类有恩不算夸大其词，不管后者是否承认这份恩情。（也不要期待被感谢。一个反对派的生命艰难一些理所当然。）

我刚才差点就想用“反对派”（dissenter），只是它里面有太多宗教、宗派的涵义，否则作为定义倒很合适。“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后面这个大概更胜一筹，因为它所表达的一点触及本质，那就是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者的关键不在于他想的是什么，而是他/如何/想。“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始作俑者，是当初法国那些相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有罪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捍卫的是一个自然、和谐、有序的社会，让它不受虚无主义的荼毒，把这个词带着鄙夷用在那些他们认为腐坏的、顾影自怜的、不忠的、不健康的人身上。即使是今天，这个词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上述联想。（另外，像“托利党”、“印象派”、“主张妇女参政权的女子”（suffragette）起初都用来辱骂和嘲讽，但它们一些攻击的对象却骄傲地将它们收为己用了。）一个人要声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还是有些尴尬，就像之前谈起“异见者”时一样，但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这个人物是种鼓舞，他那次为公正而发起的非凡运动是又一个不可磨灭的例证，告诉我们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完成怎样的事。

事实上，要为那样一位含冤者辩护，并不需要左拉动用多少一个知识分子的才智。首先，他可以用到小说家在处理社会背景时的法理知识和新闻手段；这样一来，他已经拥有了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光有事实还不够，那些“反德雷福斯者”的论断并不真的建立在被告是否有罪上。他们公开宣称，为了国家，最好还是不要重启案件；否则只会驱散公众对于秩序和制度的信心。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而且说到底，为一个犹太人更不值得。于是，对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的攻击，不仅称他们掌握的事实有误，更指责他们用心险恶、不爱国、没有信仰；这足以让不少小心的人避而远之。

古罗马有句谚语：Fiatjustitia ruat caelum。“行正义之事，管他天崩地裂。”每个时代都有一群人会提出这样一种论点，即“更高利益”——比如，族群的团结或社会凝聚力——高于公平和正义。个人，或真理，不可以为了“秩序”这类假定的好处而牺牲，本算是“西方”文明的一条自明之理。但实际情形中，类似的献祭却屡见不鲜。纵使人们对那些崇高远景只是口头上效忠，但个人的反抗和大家想要平安度日的本能冲突，结果还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坚持人本主义的严肃激进派都可将埃米尔·左拉作为榜样，他所坚持的不仅是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且他把教权主义、种族仇恨、军国主义和对“国家”和政权的盲目崇拜，都纳入到他的抨击范围之内。1897 至 1898 年期间，左拉用那些尖锐却又才情洋溢的书信掀起的运动，可以说为翻搅二十世纪的大多数重要对峙拉开了序幕。

左拉（Émile Zola，1840 年-1902 年），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

人们已经忘记，在向共和国的主席寄出那封最有名的信——《我控诉》（J’Accuse）——之前，左拉还写过公开信给法国的青年，以及法兰西这个国家。他没有让自己只是控诉腐败的精英阶层，而是举起镜子，让公众的心思看到自己的丑陋模样。他先是跟年轻人忆起当年的光荣，曾经拉丁区声援波兰、希腊的光荣往昔，然后写到自己为那些支持德雷福斯有罪的学生感到不耻：

我们的年轻人之中居然有反犹分子？这么说他们真的存在，是吗？这种愚蠢的毒药真的已经颠覆他们的心智，污染他们的灵魂？这对于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是多么让人哀伤和不安的因素啊。《人权宣言》一百年之后，在展现了那样卓绝的宽容和自由的一百年之后，我们居然又回到了宗教战争，回到了一种最为可憎和愚昧的狂热中去了。

描绘这种病态的道德氛围时，左拉用了一个让人震撼的意象：

一种可耻的恐惧统摄一切，最勇敢的人也成了懦夫，没有人敢直言心中所想，怕被控告成卖国贼或受贿者。一开始还能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寥寥几家报刊，现在也匍匐于读者身前的尘埃中……

他在致法国的公开信中回到这个主题，呼吁他的同胞考虑三思：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大众的看法如此郑重而顽固，正是危险所在？一百家报纸重复着一种论调，即民众不希望德雷福斯是清白的，他的有罪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是必需的。你知不知道，有一天当权者再次利用这种诡辩去掩盖真相的时候，有罪的可能就成了你自己？

在剖析社会时左拉下笔从不抽象，他展示了不安的暴民以及他们对于“强人”和军队的讴歌之间，其实几乎是一种施虐受虐的关系。

检视一下你的良心。你们想捍卫的真的是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的军队吗？还是你突然觉得需要颂扬的，是军人手中的那把剑。

说到底，你流淌的还不是共和国的血，见到军盔上的羽饰依旧让你心跳加速，在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帝王，但你心意依然向往……你所想到的并不是你的军队，而只是那个让你动心的将军。

在我看来其中最犀利、精准的是左拉对于宗教助纣为虐的谴责：

你知道你脚下的道路还通往哪里吗，法兰西？它通往罗马的教廷。曾经你最伟大的儿女曾与偏狭和神权作斗争，现在你却要回头朝那个方向走去……今天，反犹主义者的战术很简单。天主教成立工人俱乐部，发明一条条朝圣之路，但他们已经无法再影响民众了，已经无法再将他们赢回到圣坛之前。这个问题似乎确凿无疑地有了定论，教堂依然是空的，人们已经抛弃了信仰。但你再看，形势转变带来了新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感染上对于犹太人的愤恨；而一旦狂热的病毒传开，他们会吼叫着“打倒犹太人！消灭犹太人！”冲上街头……当法国人被转变成了狂徒和施虐者，当付出那么多代价换来的宽厚和对人权的爱从心中连根拔起，毫无疑问剩下的事情交给上帝就行了。

能抒发得如此精湛的 saevaindignatio，恐怕斯威夫特本人之后就再没有见过。所以，等左拉在《震旦报》首页把收信人定为总统菲利·福尔之时，那只是给诉讼状做了些小小的查漏补缺而已，他控诉的是一整个极端保守主义的团伙所犯下的双重罪——既陷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又放过了一个罪犯。（当局者喜欢把此类事称为正义“处理不当”，如此中立，如此文雅，但我们要永远当心，冤枉一个无辜的人，不言而喻就已经在替有罪之人开脱。这是堕胎，而不是流产。）

如果你读左拉读得仔细，那么对于之后——从凡尔登到维希——席卷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种种愚蠢和罪行：例如假公审、拘留营、阅兵和永远正确的领袖等等，那就不会那么惊异了。你也更能明白，为什么罗马教廷现在像是每天都要炮制些新的说法，掩饰自己对犹太人、清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所作所为。而要领会所有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坚定、有原则的人实践自己说“不”的权力，而且在被告席中（我们常说在“法庭上”，也同样太“中立”了）立场不改，就像左拉做到的一样。

现任天主教教宗 方济各

另一条源远流长的道理是，虽然勇气不能算最重要的美德，但没有勇气，其他美德也无法践行。于是讨论就不仅仅只限于“智识”了。伽利略的发现或许推翻了基督教传统中沾沾自喜的宇宙观，但刑虐的工具一出，他立马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日月星辰自然是不怕被他抛弃的，不管梵蒂冈怎么说，行星依旧围绕着太阳旋转。（伽利略念完声明，可能低声补了一句：“epur si muove.”——“它依然在转。”）

不过伽利略的楷范作用，不是体现在他违抗宗教的勇气，而在于毫无功利心的探求之心。其他人必须替他勇敢，就像左拉替德雷福斯所做的那样。（顺便提一句，我们现在似乎越发确信，左拉是被人谋杀在自己床中的，而不是失火再加烟囱恰好堵塞；伟人大多不在自己的时代和国家里被尊崇，这又是一个例子。）

我时常想起一个朋友，罗恩·莱登诺尔（RonRidenhour）；他参加过越战，因为收集、披露了 1968 年美莱村大屠杀的证据，还曾一时间小有名气。“自己”的一方在战争里做错了事，这个结论谁都很难面对。保持沉默、集体主义都是实在的压力，因为一旦发出异议，很快就会被指责为怯懦或变节。“背后捅刀子”、“给敌人提供弹药”这样的阴毒短语，最初怕就是在这样的抉择中产生的，而且永远可以用来让人不敢打破一致。莱登诺尔拒绝这种压力，坚持美国的军人和百姓都要遵守通行的战争法则，很多比他更少后顾之忧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惭。他曾告诉我，自己成长在亚利桑那州一个正直的家庭，家里少书卷气，也没有书生的多愁善感，这可能也塑造了他的性情。他回忆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新兵躺在床铺上，偶然几个战友正筹划着夜里要如何欺负一下营房里唯一的黑人士兵，这是后来所有事情的开端。罗恩坐了起来，只听得自己说道：“你们要这么干，得先把我放倒。”很多时候，个人的决心能击溃乌合之众互相怂恿而来的所谓勇气。但不要忘了，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那样行事。

我曾经有幸见过几个其他国家和社会中勇敢的异见者。他们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是事业选择了他们，而不是被他们选择）不少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们所选择和坚持的立场几乎都是不由自主的。有时候，是他们收获的某条箴言留在了心里。伯特兰·罗素在自传中说他祖母是个严厉的清教徒，“给了我一本《圣经》，扉页上写着她最喜欢的经文，里面有一句是：‘你不可随着众人作恶。’她对这句话的看重让我在之后的人生里再没有惧怕过成为那‘极少数人’。”未来敲打基督教的大锤当年是这样接受“洗礼”、确立“信仰”的，的确让人感慨。这也证明了在最意外的地方也可能出现可靠的真理。

日后的异见者接受“洗礼”是在某件偶发之事上，很多是下意识反抗欺凌或偏见，有时是挑战师长的愚昧；这样的反应与其说是被灌输的，我们倒更有理由相信那是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危急关头到来之时，尼克尔贝自己也不知道他会替斯麦克出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忆起年轻时听到广岛毁于一夕之间，只想走开、独处，因为身边无人可供他倾吐心声。想到这样的反应是天生的，对我们是种鼓舞，因为我们就能确信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不管有没有榜样或训诫故事去传播。

或许你，亲爱的 X，在这些事例中读到了你自己影子；或许性格里是对于专断的权威和盲目的大众或多或少总有些抗拒，或许是一个自由的心智打磨出了精妙的语句让你心有戚戚。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们继续通信，就在你恭维我，希望从我经历里学到东西之时，其实我也可以从你的经历中收获新的体会。现在，我只提醒一点，那些犬儒主义者看轻“把说‘不’当饭吃”的人，或许也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做一个反对者并不是信仰虚无主义，要靠此谋生也并没有任何有章可循的体面途径，这并不是你做或不做的事情，而看你是或不是这样的人。

编辑丨愤青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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