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外长拍桌子是第几集（看到菜肴与国宾一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颐和园内。

外交部长陈毅，正在同来访的外宾亲切的交谈——解说着颐和园内的建筑。

“时间也不早了，大家不妨移步就餐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参观活动进行到末尾，陈毅笑吟吟地开口，将外宾们请到了用餐区。

可就在看到餐桌上摆出来的菜品时，陈毅笑容一滞，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

宴会结束后，他立即吩咐身边警卫叫来工作人员，责怪对方说：“你们这样做，叫我怎么对得起毛主席？”

一向随和的陈毅突然发怒，让工作人员被吓了一跳。

多年以后，再回忆起此事，工作人员无不感慨：陈老总如此气愤，还是因为太过了解毛主席啊...

政治界的风雨至交

“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1928年5月6日，在得知陈毅在黄坳一举打退了江西军阀杨如轩的进攻后，毛泽东特意写去信一封，并在信中三用“相”字，对陈毅的信赖程度不言而喻。

而这时，两人仅仅有过一面之交。

一年前，贺龙、叶挺率领的主力部队遭到敌人痛击，陈毅所在的南昌起义部队，决定只留十五团待在原地坚持战斗，剩余兵力则撤出在三河坝的作战圈，全力南下支援。

但由于支援途中被敌人的后续部队南北夹击，陈毅部队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军心动荡不安。

为了能最大程度保留革命火种，避免军队内弥漫的不安气息影响官兵作战状态，陈毅挺身而出，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行，直奔湖南”的作战目标，开始千里转战赣南。

在当时的严峻情况下，做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将队伍置于九死一生之境。

“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与队伍里悲观厌战的战士不同，出身文人世家的陈毅，拥有对革命斗争一往无前的坚定决心。

1927年10月下旬，经过多方不懈努力，陈毅所在部队终于重新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几番交流后，陈毅得知，毛泽东已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将起义部队拉上了井冈山。

这一消息，让陈毅大为振奋。

与朱德商议过后，二人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大规模整改，将一批党团员分到各连队，新建“连领导员”职位，并将队伍改名为“工农革命第一师”。此举大大提升了组织的革命纯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

回忆起这段历史，粟裕就曾在回忆录中大大称赞过二人当时的这一决定。

终于，1928年初，在毛泽覃的引荐下，陈毅所在部队到达龙岗书院，与毛泽东率领的大部队成功汇合。

在等待陈毅的过程中，毛泽东已从毛泽覃的口中对前者有了一个不错的印象。

从出身来看，在决定投身军旅生涯之初，担任党代表一职的陈毅，与毛泽东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从革命思路来看，陷于困境中时，选择通过改造部队来提高胜率，则又是两人不约而同的默契选择。

基于这两点，想要在井冈山长期将组织发展下去的毛泽东，必然会对如知己一般的陈毅产生好感。

另一方面，从南昌起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陈毅，同样对毛泽东所表现出的雄才伟略有所听闻。

而接下来发生的“湘南失败”，更是让陈毅对毛泽东的敬仰之心更加热烈。

井冈山会师之后，由于杜修经的判断错误，使得已经重新整合在一起的陈、毛部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厌战情绪。

陈毅曾领导的二十八团战士由于无法忍受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再加上强烈的恋乡情绪，有许多人便产生了坚决要回到湘南地区的思想。

就连毛泽东曾领导的第三十一团，同样存在受其影响的情况。

如果不及时处理掉组织内的厌战情绪，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这一严肃现状，毛泽东迅速反应，拉动一切关系，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由于通信不便，担心二十八团孤身回湘遇袭的陈毅，被迫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下令二十九团协同前者回湘。

“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带部队出去，必定把部队带回来。”

临行之际，觉得此举有可能会分裂红军的陈毅，还是在最后关头给毛泽东修书一封，将当下的局势详细描述了一番。

很快，在回湘部队行进一天后，毛泽东便有了回信，要求陈毅立即停止回湘计划，尽早返回井冈山。

接到回信之后，陈毅便立即让部队停止行进，就地开始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经过商讨，陈毅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虽与井冈山相隔不远，但回井路线被大山阻隔，跨越难度较大。

考虑到人力上的损耗，在杜修经的提议下，他们还是选择继续向湘南行进，试图急打郴州以解边区之围。

“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散之路。”

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看似最优解的“急打郴州”，不仅没能挽回他们出走井冈山的错误，反而又将队伍推向了溃烂涣散甚至几近灭亡的绝境上。

7月24日清晨，在陈毅部队的突袭之下，郴州被攻克。

与料想中的一鼓作气南下湘南不同，在打退驻扎在此地的国民党后，陈毅率领的二十九团完全失去控制，开始闯入前者仓库中大加掠夺物资。

当晚，国民党军队便再度发起进攻，将沉浸在回乡发财美梦中的二十九团打了个措手不及，近乎全团覆灭。

无奈之下，陈毅与朱德只得拼死带领余部杀出重围，退到资兴旧县的布田村休整。

在休整期间，陈毅得知，由于他们的错误转移，井冈山无主力部队的实情被敌人摸透，永新、莲花、宁冈三大重地在猛攻下已经失守。

如果不是敌方此时发生内讧，共产党便再无拿回革命主导权的机会。

幸运的是，毛泽东一直都在积极搭救这支“掉队”的部队。

8月22日，不顾抱病之身，毛泽东亲率部队，在永新苦斗一月后前来南下迎接陈毅一行。

“为了你们这支队伍，我必须亲自来不可。”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示，井冈山不能没有像二十八团这样的精锐部队，自己之所以亲自前来，就是想打消士兵顾虑，将队伍重新团结起来。

毛泽东的恳切发言，让本就羞愧不已的陈毅愈发感动。

其后的反思会上，毛泽东又再度挺身而出，直言“湘南失败”并非陈毅所致，省委代表杜修经才应该负主要责任。

也正是因此，陈毅对毛泽东的感情更加深厚真挚，从此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而二人的相互信任，也让彼此的革命友情在风雨飘摇之中更加坚固。

彼此相知的坦诚信任

风风雨雨走过几十载，毛泽东与陈毅这对老朋友，并不是没有遇到过“危机事件”。

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凭着努力一步步打入中央决策层的毛泽东，也曾有过因政见不同而被战友“弹劾”的情况。

1943年，新四军内部发起整风审干行动，声称要对当年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干部进行批判。

陈毅，就成了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对象。

公开主持整风会议的饶漱石在会上表示，1929年陈毅主持中共七大时，就曾两次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挤掉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虽然在事实上，被迫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在代理毛泽东职务后顿感不安，马上给毛泽东去信表达自己对他的敬意与钦佩。

甚至，在随后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陈毅还专程前往上海，向中央再次重申“领导层不宜轻易变动”的主张。

但在向来与陈毅不合的饶漱石看来，陈毅的如此行径，仍是对毛泽东极度蔑视的表现。

整风会议结束后，饶漱石还亲自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发出一封长达4000字的电报，并在其中列举了陈毅包括“破坏党的团结”“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等在内的十大错误。

随着事态的不断演化，组织内部对陈毅的排斥心理越发浓重，直接免去了他的军长职务，命令陈毅回到延安观察。

“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

接到命令后，满腹委屈的陈毅，只得带着对未来的忐忑，与失去挚友的无措仓皇启程。

但让他意外的是，身为事件当事人之一的毛泽东，并没有受到错误舆论的影响。

当组织内部的一些人骤然掀起对陈毅的错误批判时，毛泽东挺身而出，先是安抚了激愤不已的饶漱石，而后又对赶来延安的陈毅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与支持。

为了平息组织内的偏激情绪，毛泽东还力排众议，坚决让陈毅留在延安，陪同自己战斗，用行动化解了陈毅在党内的身份危机。

经此一事，陈毅与毛泽东的交情更笃，更加了解彼此。

建国之初，经济萧条百废俱兴。

为了能尽可能恢复生产力，毛泽东曾下令，节衣缩食，全国力克时艰，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身为领导人，在自己的吃穿用度方面，毛泽东也是极力节俭，杜绝铺张浪费。

外宾来华访问时，负责接待工作的陈毅，就曾发现工作人员在双方餐食上搞起了“非特殊化”：中方代表与国外来宾吃的是统一规格的餐点。

虽然保住了中方代表的面子，但这个行为，无疑大大违反了毛泽东的节俭条例。

会餐结束后，陈毅便就这个问题怒斥工作人员，直言自己无法对得起主席。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站在两国外交的角度，准备同规格餐食的举动本来无可厚非，之所以陈毅当众发怒，还是因为他心中明白，毛泽东惜民爱民，肯定不会因为一己之力而站在人民群众的对面。

他的怒火，与其说是为自己而发，不如说是因为了解毛泽东之所想，情急而怒。

诗坛上的默契挚友

在外交界，除敏捷儒雅的周恩来外，陈毅也是中国代表团的一抹亮色。

抗战胜利后，由于周恩来分身乏术，无法陪同毛泽东应对所有外交场合，陈毅便成了伟人属意的第一人选。

面对毛泽东的亲睐，陈毅的第一反应却并不是激动。

“...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

组织任命下来后，陈毅表示，自己性子直率，非常容易将外交事业搞砸。

但在毛泽东看来，陈毅的这种性格，虽考量不周但却有莽劲儿在，有放有收，适合外交。

“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

国家事无小事。之所以毛泽东敢如此大胆，将重要的外交事业交给“不够稳重”的陈毅，是因为他早已在诗词作品中摸透了陈毅的品性。

在还未加入抗战队伍前，陈毅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其实是成为文学家，依靠自己的文才谋生。

与青年时代热爱诗词文化的毛泽东相同，在父亲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的陈毅，自小在艺术方面就有极高的天赋。

“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

早在1946年出任第三野战司令员时，陈毅就曾当众表示过自己在艺术上的极高兴趣。

五岁入私塾读书、六岁半读完《四书》、熟读三遍即可背诵全文，甚至给自己起名为“陈允明”的他，要比青年时代才真正进入诗词海洋的毛泽东起步更早，理解更为透彻。

动辄波荡的战乱年代，能在革命队伍中遇到在文学方面极具天赋的同伴尤为不易。

对诗词文化的相同热爱，让毛泽东与陈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

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后，两人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不仅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创作，还因相互修订作品而留下来很多“诗话”。

出于工作的需要，在党内，毛泽东一贯奉行“公务论”，但却唯独与陈毅有着公务之外的“诗交”。

1964年，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时，就曾创作过一组《六国之行》，一抒胸臆。

诗作写成之后，毛泽东对其评价很高。

甚至，因为被陈毅倾注在诗作中的浓情所感染，毛泽东还大手一挥，欣然应陈毅的点评之邀，对《六国之行》的第一首《西行》做出改动。

得遇知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正，陈毅自然十分高兴。

虽然在职务上，陈毅与毛泽东是言出法随的上下级，但在诗词交流上，两个人却是完全平等的诗友。

那首中外闻名的《沁园春·雪》写就之后，陈毅就曾不吝笔墨地盛赞毛泽东，直言这首词是“一座雄伟的高峰”。

也正是因此，毛泽东与陈毅你作我和的诗词默契，也一度在革命组织内传为佳话。

“上马杀敌，下马写诗，将军原本是诗人。 ”

如同当代著名文学家臧克家对陈毅的评价，既勇猛又有情致的性子，成为了陈毅诗作自带“侠风”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点上，诗风奔放豪迈的陈毅，无疑正中喜爱大气磅礴作品的毛泽东下怀。

但更为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由于年少时的投笔从戎经历，有过统战经验的陈毅，并不是一个只顾大开大合宣泄个人情绪的“慕文武将”。

早年时期，在紧张参与前线杀敌工作同时，陈毅对如何团结党外盟友，有着独有的一套心得。

通过将文学作品中的作战思路与实际工作相结合，陈毅创造性的摸索出了“海纳百川、团结至上”的应对方案，出色完成了党的统战方针。

由此可见，这样的战绩成果下，曾被毛泽东盛赞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的陈毅，能在建国后被委以外交重任，属实并非毛泽东的“私心偏爱”。

恰恰相反，文逢知己、知人善任，正是这样的因缘际会，才让毛泽东与陈毅那不掺杂质的革命友情进一步走向升华。

主席亲自吊唁的开国元帅

1970年7月，陈毅的身体开始鸣响警钟。

由于自感腹部疼痛，且伴有腹泻，在服用止痛药无果后，陈毅的夫人不得不向周恩来求援，希望得到对方的帮助。

1971年1月，在周恩来的调和下，腹部再发剧烈疼痛的陈毅，来到北京入院治疗。

这一次治疗，宣告着陈毅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经过诊断，医生发现，陈毅的病情，并非是由于急性阑尾炎所导致的腹痛频繁，而是已出现局部转移的结肠癌。

当即，陈毅便被转运到了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院长吴桓兴负责诊治。

4月中旬，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陈毅的身体逐渐有了好转，已经能在院子里散步，这让大家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了一些。

然而，好景不长，短短几个月过后，异变又再次袭来。

1971年9月，在连续几天参加老干部座谈会后，正在演讲中的陈毅鼻部突然大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11月6日，一直缠绵病榻的陈毅，病情出现急剧恶化，神志不清，且无法自主进食。

为了能最大程度保证陈毅的生活质量，经周恩来批准，医院为陈毅进行了一场手术，恢复了他的进食功能。

对于已是强弩之末的陈毅而言，这场手术虽然非常成功，但却见效甚微。

一段时间过后，陈毅便重新陷入了昏迷状态，再也无法进食。

而另一边，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也不容乐观。

身体疾病加上精神刺激，11月下旬，好不容易脱离生命危险的毛泽东，重病久久未愈。

但在听闻陈毅病重消息后，毛泽东还是托人前往医院看望，代自己传达慰问之心。

1972年1月2日，陈毅从昏迷中醒来，神志也逐渐清明，在听到李先念前来探望时，甚至还拼劲全力，向对方表示感谢。

1月6日，陈毅再次恢复自主呼吸，生命细如游丝，被医生宣布进入回光返照阶段。

深夜11时55分，在听叶剑英念完毛泽东代其传达的消息后，陈毅的呼吸和心跳永远的停止了。

他的逝世，让身旁并肩几十年的战友万分悲痛。

双目近乎失明的刘伯承，在被人搀扶到医院后，趴伏在陈毅遗体上痛哭不止，悲痛之心让在场人员无不动容。

而另一边，在病床上听闻陈毅逝世的毛泽东，心情同样沉重。

在工作人员递上来的悼词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替这位知己挚友完成了批改：圈掉“有功有过”四字，由叶剑英致600字悼词。

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按照规定，陈毅的追悼会按军队元老级别安排，作为国家主席，毛泽东无需参加。

但这一天，还需卧床休息的毛泽东，精神状态明显出现波动。

来回在病房内踱步后，内心焦躁的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调车，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一开始，工作人员还曾试图劝阻过毛泽东：他的身体条件实在不适合外出露面。

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工作人员只得含泪同意。

彼时天气寒冷，身穿薄毛裤的毛泽东不待工作人员送来大衣便匆匆坐进车里，足见他内心的焦急。

下午三点十分，毛泽东来到八宝山，与陈毅妻子张茜见面。

还没等开口，两个怀有相同悲痛的人，便不约而同恸哭出声。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在交谈中，毛泽东肯定了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让张茜百感交集。

紧接着，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进入大厅，继续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在周恩来泣不成声的主持下，毛泽东面容沉重，双泪长流，久久凝视着陈毅遗像，不发一句。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伐，在人们的搀扶下来到自己的汽车跟前。

上车时，他努力的抬起无力的右腿，几次发力仍没蹬上汽车，悲痛之状让周围的人们红了眼眶。

陈毅的去世，显然带给这位伟人无法消解的巨大打击。

从悼念会回到病床上后，毛泽东本就衰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精神状态也逐日下滑，渐渐也进入了昏迷状态。

四年后，毛泽东也在重病中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结语

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中，知己者众，但如同陈毅一般合乎脾性的挚友却很罕见。

从井冈山初遇到追悼会一别，几十年的相知相携，早已让友情之花在二人心中常开。

他们的默契对话，或许会随肉身的腐朽而告一段落，但他们留下的心灵震撼，却让后世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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