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

今年五月,90后记者本·陶布(Ben Taub,成长故事见上条推送)获得2020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写作奖,作品是一年前发表在《纽约客》杂志的《关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Guantánamo’s Darkest Secret)。稿子围绕毛里塔尼亚人萨拉希的故事,揭露了美国反恐战争的真相及代价,也展现了特稿写作的所有魅力,完美的故事,丰富的细节,多线条和多视角的叙事,展现复杂的人性和内涵的延展性等。全文翻译加译者注释,一共38000余字,分三次推送,为防止失联,建议关注本号或译者。经典文章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不完美之处,欢迎留言或私信指正(原文见“阅读原文”)。

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1)

关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

作者:本·陶布

译者:邹光/董金鹏

统校:董金鹏(thinkerdong)

01 狱警

2004年,美国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的史蒂夫·伍德(Steve Wood)被派到关塔那摩湾执行任务。他和战友们得到消息,那里关押着9·11恐怖袭击的嫌疑犯,如果逮着机会,这撮人还会发动袭击。“我记得自己非常兴奋,觉得终于要干票大的了。”伍德告诉我。他先在监牢做了两个礼拜的狱警,看守从阿富汗战场上俘虏的囚犯。后来,一位少校把他拉到一边,简单聊了几句,就派他到回声特别营(Echo Special)上夜班。回声特别营是一个秘密的单人牢房,关押着美军的最高价值囚犯(highest-value detainee)。国际红十字会可以进入全世界最为恶名昭彰的监狱,有些是在没有法治的国家,最近他们派人去了关塔那摩,但关塔那摩的指挥官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没让他们进回声特别营。里面囚禁着一个男人,代号760。伍德搜遍了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数据库,没有760的任何信息。

伍德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还不到三岁,父亲就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母亲从俄勒冈州的莫拉拉把他们拉扯长大;莫拉拉是个木材小镇,离波特兰南部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母亲跟一帮酒鬼和瘾君子约会,星期天带着孩子去福音派教会;在家里,客厅的电视总在播放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美国基督教新右翼运动先驱,美国基督教联盟主席和基督教广播电视网CBN董事长,曾主持CBN核心节目700俱乐部)令人刺耳的布道。1999年,伍德高中毕业不久,就在当地的一家锯木厂工作了。机械切断好几个工友的手指,经理却在贬低他们。几个月后,他报名参加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的军警训练。他崇尚准则和纪律,渴望过上充满自豪感、目标清晰且使命明确的生活。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爱国主义取代烦躁不安,成为伍德报效国家的主要动力。美国遭遇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的那天早上,他刚做完扁桃体切除手术,吃了止痛药,躺在母亲家的沙发上忍受着余痛;疼痛逐渐散去,一股愤怒涌上心头,他精神高度集中,渴望被部署到前线。他对穆斯林没有特别的敌意,只是受了一点儿母亲的影响,她总是念叨说,“如果不是来自耶稣,那一定来自魔鬼”。在具备了宪兵的必要条件以后,他又去附近的一所社区学院,读了几门刑事司法课程。那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很简单,“福克斯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什么”。他分辨不出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别,也没有见过这些人。

到回声特别营值班前,伍德受人嘱咐,要用胶带遮住衣服上的名字,牢里只能用昵称,防止760把狱警的名字传出去,使他们及家人受到伊斯兰律法的迫害。少校也警告过他,“千万不要回头”。伍德二十三岁,刚知道女朋友怀孕,他不想冒任何风险。“你相信手铐和其他工具(能治住他),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会单独和他待一块,有个搭档陪着才安心。”伍德后来告诉我。直到最近,狱警和审讯官进牢房还要戴万圣节面具。伍德穿过战俘营,向回声特别营走去,他为能够参加一次严肃的国家安全行动而倍感自豪。他想,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或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人,不然不会有一支狱警队伍忙前忙后。

回声特别营其实是一个移动房车,里面分成两部分。伍德走进主区,那里是狱警住的地方;向前穿过一扇门,才是囚犯睡觉的地方。一份政府的文件描述说,它的性能“经过改造,尽量减少外界刺激”,门“被密封到不能进光的程度”,内墙“是白色的油漆或者纸张,清除了任何能让犯人集中注意力的东西”。一个吊环螺栓把犯人锁在地板上,音响系统提供声音轰炸。

一名军警向伍德解释说,几个月前他刚到时,760唯一的个人物品是一个枕头,他们就叫他枕头。“枕头,你现在可以出来了!”狱警喊了一声,三十多岁的矮个儿男人走进狱警的活动区域,没有带枷锁,穿着白色的连身裤,满脸笑容,小心翼翼地走向伍德。枕头自我介绍,他叫穆罕默德·萨拉希(Mohamedou Salahi),顺势去握手,问伍德:“你还好吧,兄弟?”

伍德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约1.9米),剃着光头,带着些许腼腆和斯多葛式的冷静,发达的肌肉使他看上去更像健美运动员。他比萨拉希高出不少,但伸手的一刹那还是犹豫了几秒,握了手才知道,萨拉希是多么的虚弱啊。“很高兴见到你。”伍德回了一句,但他心里暗骂,这他妈怎么回事啊?现实与期望完全相反。

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2)

按照美国军方、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机密档案里收集的碎片形象,穆罕默德·萨拉希是一位“高智商的”毛里塔尼亚电气工程师,“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是数起大规模杀伤性阴谋的幕后人物。如果说其他人是拿着美工刀(box cutters,9·11事件劫机用的就是美工刀,长度符合美联航携带标准)和炸药的恐怖分子,萨拉希则是活动在外围的幽灵。对他不利的证据虽然缺乏深度,但调查人员认为,证据的广度是足够了。他与如此多的事件以及高级圣战者有所牵连,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只有幕后主谋才会这样干,留下微不足道的痕迹。

美国政府搜集的情报介绍,1991年,萨拉希二十岁,宣誓效忠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第二年,他在阿富汗的一个基地组织训练营学会使用武器。他后来搬到德国,美国人评估说,“他去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在欧洲为基地组织招募成员”。与他有牵扯的新兵,三人是9.11事件劫机者,都能单独驾驶飞机;第四位叫拉姆齐·本·阿尔什布(Ramzi bin al-Shibh),9.11恐怖袭击协调人。被中情局抓获后,拉姆齐·本·阿尔什布说,萨拉希安排他去了阿富汗,还把他引荐给本·拉登。

1998年,基地组织分别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外引爆卡车炸弹,不久萨拉希接到用本·拉登的号码打来的电话。后来至少还有一次,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Shura Council,基地组织最高领导机构,成员有十多人;舒拉是一种民主协商的议事形式,发端于古代阿拉伯部落,后被穆斯林采纳,详见《古兰经》第四十二章)的人给萨拉希的德国账户转过一笔钱,约为4000美元;萨拉希取出现金,交给前往西非的人。美国人认为,他在帮基地组织洗钱,还为他们的电信等项目提供便利。

1999年,舒拉委员会的成员又给萨拉希打了电话,但美国情报部门不清楚这一次的指示。同年十一月,萨拉希搬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始在当地一个著名的清真寺主持祈祷。不久,一位在此参加祈祷的圣战分子用汽车后备箱偷运炸药,试图穿越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准备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引爆炸弹,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阴谋(Millennium Plot)。美国人认为,他与萨拉希接过头。加拿大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开始监视萨拉希及同伙,接着他在公寓的墙壁上发现两个针孔摄像头,他很快离开了加拿大。美国政府认为,他是“基地组织蒙特利尔小组的领导人”。

在关塔那摩,萨拉希承认了所有指控。他写了很多供词,一份供词里写着,“我来加拿大,就是为了炸毁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他还供出同伙,并补充说:“多亏了加拿大情报部门及时发现并摧毁了整个计划。”多年审讯下来,萨拉希已经成了机密档案里描述的“高度合作”的情报源,即“最有价值的在押消息源之一”。他交代了基地组织参与信用卡欺诈和毒品走私的敛财活动,以及该组织“低调入股波斯尼亚、加拿大、车臣、丹麦、英国、德国、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公司的情况”。他绘制了基地组织的组织结构图,列出关键人物的名字和角色,透露了散布在欧洲和西非的圣战组织及藏匿窝点。档案总结说,以电气工程师的专业知识,萨拉希还描绘了基地组织精心设计的通信系统,“包括有线广播、信使、加密、电话商店以及跟笔记本电脑连接的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政府确信,还可以从他身上榨取到更多情报;卷宗上也写着,他“掌握了包括9·11袭击等事件的有用情报”,还列举了二十二个“潜在的可以榨取情报的领域”。军方的官员认为,他是“关塔那摩情报工作的典范”。

萨拉希的配合,改善了他的处境,牢房里很快堆满了政府送来的各种“慰问品”。史蒂夫·伍德刚到回声特别营的时候,除了枕头,萨拉希用上了肥皂、毛巾、穆斯林祈祷帽和赞珠(prayer beads,穆斯林赞主赞圣时用来计数的珠串,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穆斯林称为Tasbih,伊拉克等地称为Yusni),后来还有图书、电视、游戏机和旧笔记本电脑,他们用笔记本电脑下棋,看DVD,消磨时光。最后,萨拉希还走出回声特别营,到室外的一小块儿地上活动,照料生长在泥土里的向日葵、罗勒、鼠尾草、欧芹和香菜。“有人告诉我,他提供的情报拯救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伍德说,“这是给他的好处,让他继续说下去。”

被带走的那一年,萨拉希还不到三十岁,但已在四大洲生活过,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德语。囚禁期间,他学会了英语,这是他掌握的第四门语言。他最早学会的英语短语是“I ain’t done nothing(我真的啥也没做)”、“cavity search(肛门检查,执法人员检查阴道和肛门内是否藏匿毒品和武器)”、“fuck this(去他妈的)”和“fuck that(我靠)”。“我遇到的问题是跟着‘错误’的人学习语言,这些新兵蛋子说话不讲究,文法也不恰当。”他在回声特别营的一张纸片上写着,“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的脏话可真多,我很快就学会怎么样跟市井小民一样骂人。”

出于职业精神,伍德一开始就下决心把他听到的萨拉希的往事埋到心底。“如果他真的那么坏,跟他坐那儿谈笑风生会很难。”伍德告诉我。夜班十二个小时,他从未看到萨拉希带镣铐或被武力控制。关塔那摩监狱的其他犯人经常打架斗殴,还随地大小便,但机密档案显示,萨拉希只有一次违规,2003年5月11日,他一个人“贪吃了过多的即开即食口粮(Meal Ready to Eat food,士兵们在战斗期间随身携带的食物,这里为监狱零食)”。

大部分时间里,萨拉希显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不过,一旦他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会用一种老练又带有挑逗的幽默语言打招呼。他喜欢激怒狱警,跟他们辩论平等、种族和宗教问题,通过自己对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广博见识,让对方摒弃自己的信仰。见到萨拉希以前,伍德从未听过毛里塔尼亚;萨拉希告诉伍德,那里还盛行奴隶制,他家乡的人也在使用奴隶。萨拉希还让他研究西方外交政策的失误,例如1953年英美情报部门策划伊朗政变,为支持一个暴虐但亲西方的国王,把一位受欢迎的总理赶下台。“你知道纳尔逊·曼德拉吗?”伍德想起萨拉希说的话,“兄弟,去查一下资料,查一下罗本岛的监狱。你还认为对他的囚禁是公正的吗?看看对他的家人有什么影响。”

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3)

一份招聘情报官员的启事,描述了关塔那摩的生活,“拿着丰厚的报酬,从事一份挑战十足的工作”,还能享受加勒比海的旭日阳光、海滩、鬣蜥和蓝色海水。“一天的紧张工作当中,你要处理大量事务,直接为全球反恐战争作出贡献,”招聘启事还写着,“尽情享受乐趣。”军官可以参加陶艺课程,玩彩弹游戏、橄榄球、网球和垒球,或在游泳池和健身房锻炼。当地的潜水商店还提供航海、滑水、浮潜和水肺潜水等的装备和认证,“没有经验?没关系的......放松很容易的。”

许多军官也在夏威夷风情的酒吧里喝着酒,看着电影,打发时间;偶尔,他们会坐着飞机去阿富汗,接收被俘的囚犯。伍德的时间都耗在图书馆,他研究萨拉希提出的问题,狼吞虎咽地阅读大量历史、外交、政治和民权的书籍。“除了爱情小说,其他任何你能想到的书,我都找来看。”他说,“我在接受教育,让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然而,萨拉希的牢房是国家机密,伍德和同事保持着距离。“我回宿舍熨制服,室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说,“他们会问我,里面关的谁啊?我会说,不知道,可能是位大人物?”

慢慢地,伍德把见到萨拉希之前的世界,视为一个美国优越感的狭隘幻相,它以忽略其他国家人民的不幸而闻名。在那前后,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正在瓦解,进一步消解了伍德对政府的信任。2004年春天,(美军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任务”也没有“完成”。伍德从晚间新闻里看到,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萨达姆时期关押平民,后被美军占领,爆发虐囚丑闻,美国总统布什被迫公开道歉)折磨和性羞辱被关押的伊拉克人。他开始怀疑,萨拉希的案子是否像美国入侵伊拉克一样,也是出于政治动机,根本就站不住脚。“当时我就想,跟这很像啊,他们还撒了什么谎?”他说。

萨拉希每天都要接受审讯。不过,伍德目睹的那段审讯期相对平静和礼貌,萨拉希试着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漂亮的金发审讯官带来一些光盘,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阿富汗训练营的录像。”伍德回忆说,视频来自圣战网站,或是突袭期间情报人员俘获的战利品,萨拉希的任务是辨认里面的人。有时候,合作之后,“他会感到沮丧和焦虑,说自己是个坏穆斯林,”伍德告诉我,“我会说,老兄啊,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现在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我这么说的时候,他总是摇头,好像在说‘胡扯’。”

一天晚上,萨拉希睡着了,伍德听到有声音,这声音让他想起夜里孩子做噩梦被惊吓的样子。他走近萨拉希,发现他保持着胎儿睡着的姿势,浑身发抖。在伍德有限的生命里,他从未见过成年人如此害怕和脆弱。他轻轻搂住萨拉希,说“没事的没事的”。萨拉希摇摇头,咂着舌头,不以为然,但又拒绝说话。第二天,伍德问前一天晚上怎么回事儿,萨拉希没有细说,只是简单回了一句,“兄弟,他们把我毁了。”

夜惊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萨拉希在做一个减肥计划,不过每天还是保证足够的维生素奶昔,还有抗抑郁的药物。有一天,他向伍德抱怨,审讯官让他提供不可能知道的信息,有些事件是在他被关押期间发生的。

伍德向萨拉希介绍自己时,用了锯木厂同事给他起的外号“舒展”(Stretch),但萨拉希很快就知道了他和其他狱警的名字。“胶条很容易从制服上掉下来,”伍德回忆说,“起初我们都想赶紧给贴回去,但最后没人管了,随他娘的便。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危险人物。”原先,伍德虽然喜欢和萨拉希待在一起,但他有心理压力;现在,每次值班结束要锁门时,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茫然地走入晨曦,无法将身后的这个人与档案里描述的恐怖分子对应起来。如果伍德只是一个普通牢狱的狱警,可能已经光荣完成了对他的部署,对全球反恐战争的理解也完好无损。可伍德不是,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关塔那摩看守的,可能是美国政府最黑暗的秘密之一:军方最有价值的犯人,根本就是被错误关押的普通人,之所以仍隔离在回声特别营,就是为了掩盖错误关押对他造成的苦难经历。

一天,萨拉希找狱警要纸张。根据近期的一项法庭裁决,囚禁在关塔那摩的人也可以请律师,萨拉希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令人痛心的拘留日记;该日记466页,用信封密封起来寄往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某个安全地方,给律师南希·霍兰德(Nancy Hollander)、西尔维亚·罗伊斯(Sylvia Royce)和特雷莎·邓肯(Theresa Duncan)。日记不允许任何狱警和审讯官查看。在某一页,他回忆起被取外号的那天,一个审讯官给他抱来了枕头。“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假装无比高兴,其实并不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个枕头。”他继续写,“而是拿到这个枕头,表明他们对我的严刑逼供要结束了。”

02 犯人

1970年12月底,穆罕默德·乌尔德·萨拉希出生在毛里塔尼亚的一个骆驼牧民家庭,他是家里第九个孩子。当时的毛里塔尼亚和大多数西非国家一样,从法国独立出来已经十年了。那里幅员辽阔,大部分国土是沙漠,居住着说不同语言的民族,本国人很少讲法语,官方文件从未顾及这种语言的多元化。他出生时,一位只能讲哈萨尼亚阿拉伯语(Hassaniya Arabic)的护士用拉丁字母填写出生证明,漏写了他名字的一个音节,“Salahi(萨拉希)”变成了“Slahi(斯拉希)”。接下来的日子,政府总是按照自己的失误对待萨拉希。

萨拉希是个早熟的学生。每天放学后,他偷偷顺走教室的粉笔,赶往首都努瓦克肖特一个叫布赫迪达(Bouhdida)的社区,那里杂乱无章,尘土飞扬,他去给付不起学费的孩子们上课,把当天学校里老师讲的内容复述一遍。毛里塔尼亚是伊斯兰共和国,在诗歌和朗诵方面有着丰富的传统,但这掩盖了它令人沮丧的识字率和经济增长。萨拉希十多岁的时候,就能背诵整本《古兰经》。

他成长在一个由军事政变打量历史的年代,1978年,1979年,1984年,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导致了权力更迭,但几乎没有改变毛里塔尼亚人体验权力的方式。毛里塔尼亚社会缺少进步、发展和自由,给萨拉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独裁和腐败曾令他愤愤不平,使他渴望为更好的前景而奋斗。

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4)

谁是狱警?谁又是犯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和表弟兼诗人马福兹·乌尔德·瓦利德(Mahfouz Ould al-Walid)在家乡的一家咖啡馆待了数个晚上,老板在店里播放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和1979年苏联入侵导致阿富汗人发起圣战的视频。1988年,沙特理论家奥萨马·本·拉登主持成立了基地组织。那年瓦利德十三岁,开始阅读本·拉登写的小册子。为了保卫穆斯林,一群衣衫褴褛的圣战者,携带着轻武器(mild weapons,指枪械及其他由单兵或班组携带战斗的武器),躲在山洞里与一个超级大国较量,他和萨拉希被这样的故事打动了。基地组织并不孤单,中情局资助和武装多个这样的圣战组织。

1988年,萨拉希高中毕业,拿到奖学金到德国杜伊斯堡学习工程学。他成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但圣战的召唤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学业。1990年,苏联已经从阿富汗撤军,但基地组织还在和苏联扶持的阿富汗共产党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亲苏派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78年持续到1992年)作战。那一年十二月,萨拉希二十岁的生日快到了,他坐飞机去了巴基斯坦,从那儿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尽管他从未见过本·拉登,但很快就宣誓效忠他了。

瓦利德当时十六岁,待在毛里塔尼亚。两个月后,萨拉希回到毛里塔尼亚,讲述他参加圣战的经历,瓦利德决定一个人去阿富汗。瓦利德是努瓦克肖特著名的诗人,拿过很多奖。本·拉登见到瓦利德,对他的口才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有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和本·拉登一起去苏丹,本·拉登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开发公司和一个圣战训练营,他们坐着他的白色奔驰车,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快速兜风。

1992年春天,萨拉希回到阿富汗。他不会用武器,被基地组织派到霍斯特附近的法鲁克训练营,在那儿学会使用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Kalashnikov rifle,前苏联枪械设计师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自动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rocket-propelled grenades)。萨拉希正接受训练的时候,苏联解体了,阿富汗政府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持,导致阿富汗内战进入新阶段,敌对的伊斯兰组织夺取控制权,萨拉希不想参加战斗了。三个月后,他离开了阿富汗,回到杜伊斯堡,一边在电脑修理店工作,一边继续着学业。

又过了两年,萨拉希的名字引起毛里塔尼亚安全与情报机构头目迪达希·乌尔德·阿卜杜拉希(Deddahi Ould Abdellahi)的注意。1994年,他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开始调查努瓦克肖特的圣战事件。他们发现,几个毛里塔尼亚人去了阿富汗和波斯尼亚战场,(萨拉希的表弟)马福兹·瓦利德成了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不过用了假名阿布·哈夫斯·毛里塔尼亚(Abu Hafs al-Mauritani)。在努瓦克肖特,阿卜杜拉希和手下按图索骥,逮捕与阿布·哈夫斯有过接触的人,并搜集其他圣战者的名字。几个年轻人提到,萨拉希是他们在德国的联系人。阿卜杜拉希告诉我,在德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开始尽最大努力收集信息,他过得怎么样?他表现如何?他对世界大事有何反应?”所有毛里塔尼亚的伊斯兰教主义者(Islamists,伊斯兰教激进派)都认识萨拉希,阿卜杜拉希不清楚他是否仍然活跃在基地组织内部。

阿布·哈夫斯进了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也是本·拉登的伊斯兰教法私人顾问。1996年,阿布·哈夫斯二十一岁,协助本·拉登起草了最重要的法特瓦(Fatwah,伊斯兰律法的裁决或教令,各国根据新出现的问题颁布法特瓦,对编著者有严格要求)。这份一万一千字的法特瓦,谴责了沙特,并警告美国国防部长,说基地组织的追随者“除了杀死你进入天堂,没有其他追求”。这也是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宣战书。《流亡者》(The Exile)是一本全面讲述9·11恐怖袭击后基地组织状况的书,两位调查记者凯西·斯科特·克拉克(Cathy Scott-Clark)和阿德里安·利维(Adrian Levy)拿到了阿布·哈夫斯的日记,发现他是“本·拉登大部分演讲、宗教裁决和新闻稿”的捉刀人。1998年,本·拉登还把阿布·哈夫斯写进了自己的遗嘱。

萨拉希已经很长时间没跟表弟联系了。突然有一天,阿布·哈夫斯用本·拉登的卫星电话给萨拉希打了电话。他们与一对姐妹结了婚,所以现在也是连襟。不过,萨拉希回到德国后,两人几乎没有联系。阿布·哈夫斯在东非处理基地组织的事务时,他父亲生病了,想请萨拉希帮忙捎些钱回去。萨拉希同意了,阿布·哈夫斯给他的德国账户汇了约为4000美元。萨拉希取出现金,交给前往努瓦克肖特的朋友,让他们把钱转交给阿布·哈夫斯的家人。

1998年12月,两人再次通了电话,随后有了第二笔金钱往来。阿布·哈夫斯用本·拉登的号码给另一位在努瓦克肖特的表兄也打了电话,后者不久就被阿卜杜拉希的手下逮捕,被折磨了两个多月。因此,1999年初阿布·哈夫斯第三次给萨拉希打电话,请他帮点儿忙时,萨拉希拒绝了,并挂断了电话。

此时,基地组织已经变成国际恐怖组织,正在东非和中东发动恐怖袭击。美国曾向其在苏丹和阿富汗的目标发射过巡航导弹,为了抓获阿布·哈夫斯,中情局还突袭喀土穆的一家酒店,但他从厨房的后门逃走了。1999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一个朋友请萨拉希接待三名途经杜伊斯堡的穆斯林。晚餐时,他们说正在向东进发,去参加圣战。他们在萨拉希家里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黎明前起身去了阿富汗。萨拉希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之后也再无消息。

就在这时候,德国情报部门盯上了萨拉希,只是没有理由拘捕和讯问。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调查,“他在阴暗的清真寺后院布道”,偶尔与圣战者保持联系,他们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出现在横跨非洲、欧洲、北美和中东的调查之中。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或是他们活动的推动者。后来,德国官员询问了萨拉希的朋友,萨拉希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这位朋友笑了。

萨拉希不想生活在监控下,决定离开这个国家。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朋友建议他搬到蒙特利尔。多年后,萨拉希在美军听证会上说:“他告诉我,加拿大令人惊讶,人们讲法语,没有种族歧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朋友告诉他,你一到就能找到工作。斋月快到了,接下来一个月需要有人带领祈祷者大声朗读整部《古兰经》,萨拉希回忆说,“我的朋友说,‘我们在加拿大需要你,因为我们没有哈菲兹(Hafez,阿拉伯语的意思为守护者,为伊斯兰教职称谓,能够熟记《古兰经》的男子)’。阿拉伯国家有很多哈菲兹,但在欧洲和加拿大却很少见。”

1999年11月26日,妻子回努瓦克肖特,萨拉希去了蒙特利尔。朋友霍斯尼·莫森(Hosni Mohsen)把他引荐给一个逊尼派清真寺的阿訇。这个清真寺有数千信众,其中一些人属于阿尔及利亚圣战组织,该组织引起了法国和加拿大情报部门的注意。“坏人总想融入人群,”萨拉希在军事听证会上解释。就像萨拉希的描述,莫森接待萨拉希时,莫森的“坏朋友”也去了萨拉希的公寓。

“看看吧,”萨拉希说,“我和奥萨马·本·拉登的特工有联系,他正在帮本·拉登洗钱。我现在加拿大,定期去一个清真寺,而一个非常危险的组织也定期参加这个清真寺的祷告。”这时候正是斋月,萨拉希正带着大家做祷告,“暗流正在冰面下涌动”。

“看起来不太好,”主持听证会的军官插话了。

“是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好。”萨拉希回复说,“情况还会更糟。”

艾哈迈德·雷萨姆(Ahmed Ressam)是阿尔及利亚圣战组织的成员,也是一个用假身份生活在加拿大的连环小偷。1998年,他去了阿富汗,在基地组织训练营待了一年,学会使用武器和炸药。1999年春天,法国情报人员要求加拿大同行就欧洲圣战活动传唤雷萨姆,但他入境用了假护照,加拿大找不到人。

萨拉希主持祈祷活动一周后,雷萨姆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从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登上一艘开往美国的渡轮。当船抵达西雅图附近的安吉利斯港(Port Angeles)时,海关在车上查获了超过100磅的炸药和4个定时雷管,每个雷管由9伏的电池、电路板和卡西欧表制成。雷萨姆告诉调查人员,他计划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较为拥挤的候机楼引爆手提箱里的炸弹。

袭击计划失败暴露以后,加拿大加大力度检查蒙特利尔。“他们非常紧张,”萨拉希在听证会上回忆,“清真寺和警车里到处都是调查人员,整天都是这样。”调查的目标包括萨拉希的朋友兼东道主莫森。根据一份庭审材料,莫森被捕后,调查人员从他口袋的碎纸里发现了“萨拉希的名字和雷萨姆的电话号码”。对此,莫森未予以置评。

一天晚上,萨拉希被一阵打孔声吵醒了。第二天早上,他在公寓的墙上发现两个针孔摄像机。萨拉希打电话报警,说邻居在监视他,但警察告诉他,用胶带盖住摄像头就好了。很快,加拿大调查人员来到这间公寓,问千禧年阴谋是怎么回事儿。“我吓得要死。”萨拉希在听证会上回忆,“他们问我认不认识艾哈迈德·雷萨姆。我回答说,不认识。”调查人员后来确定,11月17日,雷萨姆离开蒙特利尔前往温哥华的窝点时,萨拉希还在德国,九天后才抵达加拿大。他注意到,监控无处不在。“好吧,管他娘的,没事,监控就监控吧。”他说,“他们担心我会杀人。”

在毛里塔尼亚,阿卜杜拉希的手下带走萨拉希的妻子和兄弟,就千禧年阴谋对他们进行审讯。萨拉希回忆说:“家人没有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他们很害怕。”不过,他们很想让萨拉希回家,所以谎称母亲病了。

2000年1月21日,萨拉希飞往塞内加尔(Senegal,毛里塔尼亚邻国,首都达喀尔),到达喀尔的机票比到努瓦克肖特的便宜。他的兄弟们开着车,跑了三百英里(约为483公里)去接他。萨拉希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离开行李领取处,“我就被一群蒙面人包围了,手被铐在背后,他们把我和家人隔开了。起初,我以为这是一起持械抢劫,”但机场警察靠近时,“我身后的人亮出一枚特别徽章,立刻让警察撤退”。萨拉希和他的兄弟被扔进一辆货车的车厢,送到看守所。

黎明前,萨拉希被带到审讯室。塞内加尔的官员问他千禧年阴谋的时候,一位美国女人进了房间,她站在一旁没有出声,萨拉希认为是美国情报官员。他说不认识艾哈迈德·雷萨姆,还认为围绕这次袭击的整个叙述是捏造的,目的是“骗取反恐预算,伤害穆斯林”。他后来记录,当时“我过分相信阴谋论,尽管可能没有美国政府那么相信”。

第二天,塞内加尔的高级官员确信没有理由继续扣留萨拉希。“我很高兴,因为美国政府给塞内加尔人的一吨纸张,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萨拉希在日记里写着,“我的审讯官,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了解情况。”另一位美国官员给萨拉希拍了照片,还提取了指纹。很快,他们把萨拉希的兄弟放了,让他们返回毛里塔尼亚,并说不要等萨拉希。

随后几天,他们又提审了萨拉希。塞内加尔人出面审讯,但问题是美国人提供的,审讯结果报告给华盛顿。最后,一名审讯官告诉萨拉希,他会被送往毛里塔尼亚,接受更多审讯。他很害怕,要求回加拿大受审,毕竟那里有法律约束审讯官。

萨拉希被带上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飞往努瓦克肖特的旅程大约花了一个小时,飞机沿着毛里塔尼亚海岸飞行,海岸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是撒哈拉沙漠。这一次,他怀着夹杂了怀旧和恐惧的心情,回到了1993年离开的家乡。“透过窗户,我看到努瓦克肖特周围被沙子填埋的小村庄,我的前景跟它们一样暗淡。”

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5)

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日落时分,飞机降落了。一位安保人员递来一只脏兮兮的黑色头巾,在开车去秘密警察总部的途中,用它遮住萨拉希的脸。到了那里,一个名叫亚库布(Yacoub)的情报官员没收了萨拉希的《古兰经》,把他送进一间潮湿的牢房。他想睡觉,但脑子里总是充满黎明时遭受折磨的幻想。“我读过穆斯林英雄直面死刑的故事,他们昂首挺胸。”他在日记里问,“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天早上,萨拉希被带到毛里塔尼亚情报头目迪达希·乌尔德·阿卜杜拉希(Deddahi Ould Abdellahi)的办公室。“房间很大,设备齐全,”萨拉希说,房间里总统的画像“传达了法治的薄弱和政府的权力”。接下来的几天,阿卜杜拉希和手下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审讯了萨拉希,问他在阿富汗待了多长时间,他与表弟阿布·哈夫斯还有没有联系,以及千禧年阴谋。他们没有虐待萨拉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希望他们能把他交给美国,到了那里至少可以质疑拘留他的理由。

大约三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去了萨拉希的牢房。萨拉希记录了他们的问题,跟之前大同小异,不过“整个过程让我开始怀疑美国审讯官的诚实和人性,就好像在说,我们自己不会打败你,但你应该知道你在哪儿!我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想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审讯,以便使用压迫和威胁。”

2000年2月19日,阿卜杜拉希让他回家。“我们已经做了所有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对萨拉希不利的证据。”阿卜杜拉希告诉我,他的手下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没收了萨拉希的护照。一个朋友帮他在家乡找到一份工作,为一家电信公司安装互联网路由器。“我没有了旅行的自由,这真是太糟糕了,”萨拉希在军事听证会上说,“但是,嘿,我得应付。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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