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内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最黑暗的秘密）

今年五月，90后记者本·陶布（Ben Taub，成长故事见上条推送）获得2020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写作奖，作品是一年前发表在《纽约客》杂志的《关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Guantánamo’s Darkest Secret）。稿子围绕毛里塔尼亚人萨拉希的故事，揭露了美国反恐战争的真相及代价，也展现了特稿写作的所有魅力，完美的故事，丰富的细节，多线条和多视角的叙事，展现复杂的人性和内涵的延展性等。全文翻译加译者注释，一共38000余字，分三次推送，为防止失联，建议关注本号或译者。经典文章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不完美之处，欢迎留言或私信指正（原文见“阅读原文”）。

关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

作者：本·陶布

译者：邹光/董金鹏

统校：董金鹏（thinkerdong）

01 狱警

2004年，美国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的史蒂夫·伍德（Steve Wood）被派到关塔那摩湾执行任务。他和战友们得到消息，那里关押着9·11恐怖袭击的嫌疑犯，如果逮着机会，这撮人还会发动袭击。“我记得自己非常兴奋，觉得终于要干票大的了。”伍德告诉我。他先在监牢做了两个礼拜的狱警，看守从阿富汗战场上俘虏的囚犯。后来，一位少校把他拉到一边，简单聊了几句，就派他到回声特别营（Echo Special）上夜班。回声特别营是一个秘密的单人牢房，关押着美军的最高价值囚犯（highest-value detainee）。国际红十字会可以进入全世界最为恶名昭彰的监狱，有些是在没有法治的国家，最近他们派人去了关塔那摩，但关塔那摩的指挥官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没让他们进回声特别营。里面囚禁着一个男人，代号760。伍德搜遍了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数据库，没有760的任何信息。

伍德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还不到三岁，父亲就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母亲从俄勒冈州的莫拉拉把他们拉扯长大；莫拉拉是个木材小镇，离波特兰南部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母亲跟一帮酒鬼和瘾君子约会，星期天带着孩子去福音派教会；在家里，客厅的电视总在播放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美国基督教新右翼运动先驱，美国基督教联盟主席和基督教广播电视网CBN董事长，曾主持CBN核心节目700俱乐部）令人刺耳的布道。1999年，伍德高中毕业不久，就在当地的一家锯木厂工作了。机械切断好几个工友的手指，经理却在贬低他们。几个月后，他报名参加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的军警训练。他崇尚准则和纪律，渴望过上充满自豪感、目标清晰且使命明确的生活。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爱国主义取代烦躁不安，成为伍德报效国家的主要动力。美国遭遇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的那天早上，他刚做完扁桃体切除手术，吃了止痛药，躺在母亲家的沙发上忍受着余痛；疼痛逐渐散去，一股愤怒涌上心头，他精神高度集中，渴望被部署到前线。他对穆斯林没有特别的敌意，只是受了一点儿母亲的影响，她总是念叨说，“如果不是来自耶稣，那一定来自魔鬼”。在具备了宪兵的必要条件以后，他又去附近的一所社区学院，读了几门刑事司法课程。那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很简单，“福克斯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什么”。他分辨不出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别，也没有见过这些人。

到回声特别营值班前，伍德受人嘱咐，要用胶带遮住衣服上的名字，牢里只能用昵称，防止760把狱警的名字传出去，使他们及家人受到伊斯兰律法的迫害。少校也警告过他，“千万不要回头”。伍德二十三岁，刚知道女朋友怀孕，他不想冒任何风险。“你相信手铐和其他工具（能治住他），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会单独和他待一块，有个搭档陪着才安心。”伍德后来告诉我。直到最近，狱警和审讯官进牢房还要戴万圣节面具。伍德穿过战俘营，向回声特别营走去，他为能够参加一次严肃的国家安全行动而倍感自豪。他想，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或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人，不然不会有一支狱警队伍忙前忙后。

回声特别营其实是一个移动房车，里面分成两部分。伍德走进主区，那里是狱警住的地方；向前穿过一扇门，才是囚犯睡觉的地方。一份政府的文件描述说，它的性能“经过改造，尽量减少外界刺激”，门“被密封到不能进光的程度”，内墙“是白色的油漆或者纸张，清除了任何能让犯人集中注意力的东西”。一个吊环螺栓把犯人锁在地板上，音响系统提供声音轰炸。

一名军警向伍德解释说，几个月前他刚到时，760唯一的个人物品是一个枕头，他们就叫他枕头。“枕头，你现在可以出来了！”狱警喊了一声，三十多岁的矮个儿男人走进狱警的活动区域，没有带枷锁，穿着白色的连身裤，满脸笑容，小心翼翼地走向伍德。枕头自我介绍，他叫穆罕默德·萨拉希（Mohamedou Salahi），顺势去握手，问伍德：“你还好吧，兄弟？”

伍德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约1.9米），剃着光头，带着些许腼腆和斯多葛式的冷静，发达的肌肉使他看上去更像健美运动员。他比萨拉希高出不少，但伸手的一刹那还是犹豫了几秒，握了手才知道，萨拉希是多么的虚弱啊。“很高兴见到你。”伍德回了一句，但他心里暗骂，这他妈怎么回事啊？现实与期望完全相反。

按照美国军方、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机密档案里收集的碎片形象，穆罕默德·萨拉希是一位“高智商的”毛里塔尼亚电气工程师，“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是数起大规模杀伤性阴谋的幕后人物。如果说其他人是拿着美工刀（box cutters，9·11事件劫机用的就是美工刀，长度符合美联航携带标准）和炸药的恐怖分子，萨拉希则是活动在外围的幽灵。对他不利的证据虽然缺乏深度，但调查人员认为，证据的广度是足够了。他与如此多的事件以及高级圣战者有所牵连，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只有幕后主谋才会这样干，留下微不足道的痕迹。

美国政府搜集的情报介绍，1991年，萨拉希二十岁，宣誓效忠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第二年，他在阿富汗的一个基地组织训练营学会使用武器。他后来搬到德国，美国人评估说，“他去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在欧洲为基地组织招募成员”。与他有牵扯的新兵，三人是9.11事件劫机者，都能单独驾驶飞机；第四位叫拉姆齐·本·阿尔什布（Ramzi bin al-Shibh），9.11恐怖袭击协调人。被中情局抓获后，拉姆齐·本·阿尔什布说，萨拉希安排他去了阿富汗，还把他引荐给本·拉登。

1998年，基地组织分别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外引爆卡车炸弹，不久萨拉希接到用本·拉登的号码打来的电话。后来至少还有一次，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Shura Council，基地组织最高领导机构，成员有十多人；舒拉是一种民主协商的议事形式，发端于古代阿拉伯部落，后被穆斯林采纳，详见《古兰经》第四十二章）的人给萨拉希的德国账户转过一笔钱，约为4000美元；萨拉希取出现金，交给前往西非的人。美国人认为，他在帮基地组织洗钱，还为他们的电信等项目提供便利。

1999年，舒拉委员会的成员又给萨拉希打了电话，但美国情报部门不清楚这一次的指示。同年十一月，萨拉希搬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始在当地一个著名的清真寺主持祈祷。不久，一位在此参加祈祷的圣战分子用汽车后备箱偷运炸药，试图穿越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准备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引爆炸弹，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阴谋（Millennium Plot）。美国人认为，他与萨拉希接过头。加拿大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开始监视萨拉希及同伙，接着他在公寓的墙壁上发现两个针孔摄像头，他很快离开了加拿大。美国政府认为，他是“基地组织蒙特利尔小组的领导人”。

在关塔那摩，萨拉希承认了所有指控。他写了很多供词，一份供词里写着，“我来加拿大，就是为了炸毁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他还供出同伙，并补充说：“多亏了加拿大情报部门及时发现并摧毁了整个计划。”多年审讯下来，萨拉希已经成了机密档案里描述的“高度合作”的情报源，即“最有价值的在押消息源之一”。他交代了基地组织参与信用卡欺诈和毒品走私的敛财活动，以及该组织“低调入股波斯尼亚、加拿大、车臣、丹麦、英国、德国、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公司的情况”。他绘制了基地组织的组织结构图，列出关键人物的名字和角色，透露了散布在欧洲和西非的圣战组织及藏匿窝点。档案总结说，以电气工程师的专业知识，萨拉希还描绘了基地组织精心设计的通信系统，“包括有线广播、信使、加密、电话商店以及跟笔记本电脑连接的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政府确信，还可以从他身上榨取到更多情报；卷宗上也写着，他“掌握了包括9·11袭击等事件的有用情报”，还列举了二十二个“潜在的可以榨取情报的领域”。军方的官员认为，他是“关塔那摩情报工作的典范”。

萨拉希的配合，改善了他的处境，牢房里很快堆满了政府送来的各种“慰问品”。史蒂夫·伍德刚到回声特别营的时候，除了枕头，萨拉希用上了肥皂、毛巾、穆斯林祈祷帽和赞珠（prayer beads，穆斯林赞主赞圣时用来计数的珠串，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穆斯林称为Tasbih，伊拉克等地称为Yusni），后来还有图书、电视、游戏机和旧笔记本电脑，他们用笔记本电脑下棋，看DVD，消磨时光。最后，萨拉希还走出回声特别营，到室外的一小块儿地上活动，照料生长在泥土里的向日葵、罗勒、鼠尾草、欧芹和香菜。“有人告诉我，他提供的情报拯救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伍德说，“这是给他的好处，让他继续说下去。”

被带走的那一年，萨拉希还不到三十岁，但已在四大洲生活过，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德语。囚禁期间，他学会了英语，这是他掌握的第四门语言。他最早学会的英语短语是“I ain’t done nothing（我真的啥也没做）”、“cavity search（肛门检查，执法人员检查阴道和肛门内是否藏匿毒品和武器）”、“fuck this（去他妈的）”和“fuck that（我靠）”。“我遇到的问题是跟着‘错误’的人学习语言，这些新兵蛋子说话不讲究，文法也不恰当。”他在回声特别营的一张纸片上写着，“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的脏话可真多，我很快就学会怎么样跟市井小民一样骂人。”

出于职业精神，伍德一开始就下决心把他听到的萨拉希的往事埋到心底。“如果他真的那么坏，跟他坐那儿谈笑风生会很难。”伍德告诉我。夜班十二个小时，他从未看到萨拉希带镣铐或被武力控制。关塔那摩监狱的其他犯人经常打架斗殴，还随地大小便，但机密档案显示，萨拉希只有一次违规，2003年5月11日，他一个人“贪吃了过多的即开即食口粮（Meal Ready to Eat food，士兵们在战斗期间随身携带的食物，这里为监狱零食）”。

大部分时间里，萨拉希显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不过，一旦他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会用一种老练又带有挑逗的幽默语言打招呼。他喜欢激怒狱警，跟他们辩论平等、种族和宗教问题，通过自己对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广博见识，让对方摒弃自己的信仰。见到萨拉希以前，伍德从未听过毛里塔尼亚；萨拉希告诉伍德，那里还盛行奴隶制，他家乡的人也在使用奴隶。萨拉希还让他研究西方外交政策的失误，例如1953年英美情报部门策划伊朗政变，为支持一个暴虐但亲西方的国王，把一位受欢迎的总理赶下台。“你知道纳尔逊·曼德拉吗？”伍德想起萨拉希说的话，“兄弟，去查一下资料，查一下罗本岛的监狱。你还认为对他的囚禁是公正的吗？看看对他的家人有什么影响。”

一份招聘情报官员的启事，描述了关塔那摩的生活，“拿着丰厚的报酬，从事一份挑战十足的工作”，还能享受加勒比海的旭日阳光、海滩、鬣蜥和蓝色海水。“一天的紧张工作当中，你要处理大量事务，直接为全球反恐战争作出贡献，”招聘启事还写着，“尽情享受乐趣。”军官可以参加陶艺课程，玩彩弹游戏、橄榄球、网球和垒球，或在游泳池和健身房锻炼。当地的潜水商店还提供航海、滑水、浮潜和水肺潜水等的装备和认证，“没有经验？没关系的......放松很容易的。”

许多军官也在夏威夷风情的酒吧里喝着酒，看着电影，打发时间；偶尔，他们会坐着飞机去阿富汗，接收被俘的囚犯。伍德的时间都耗在图书馆，他研究萨拉希提出的问题，狼吞虎咽地阅读大量历史、外交、政治和民权的书籍。“除了爱情小说，其他任何你能想到的书，我都找来看。”他说，“我在接受教育，让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然而，萨拉希的牢房是国家机密，伍德和同事保持着距离。“我回宿舍熨制服，室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说，“他们会问我，里面关的谁啊？我会说，不知道，可能是位大人物？”

慢慢地，伍德把见到萨拉希之前的世界，视为一个美国优越感的狭隘幻相，它以忽略其他国家人民的不幸而闻名。在那前后，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正在瓦解，进一步消解了伍德对政府的信任。2004年春天，（美军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任务”也没有“完成”。伍德从晚间新闻里看到，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萨达姆时期关押平民，后被美军占领，爆发虐囚丑闻，美国总统布什被迫公开道歉）折磨和性羞辱被关押的伊拉克人。他开始怀疑，萨拉希的案子是否像美国入侵伊拉克一样，也是出于政治动机，根本就站不住脚。“当时我就想，跟这很像啊，他们还撒了什么谎？”他说。

萨拉希每天都要接受审讯。不过，伍德目睹的那段审讯期相对平静和礼貌，萨拉希试着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漂亮的金发审讯官带来一些光盘，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阿富汗训练营的录像。”伍德回忆说，视频来自圣战网站，或是突袭期间情报人员俘获的战利品，萨拉希的任务是辨认里面的人。有时候，合作之后，“他会感到沮丧和焦虑，说自己是个坏穆斯林，”伍德告诉我，“我会说，老兄啊，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现在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我这么说的时候，他总是摇头，好像在说‘胡扯’。”

一天晚上，萨拉希睡着了，伍德听到有声音，这声音让他想起夜里孩子做噩梦被惊吓的样子。他走近萨拉希，发现他保持着胎儿睡着的姿势，浑身发抖。在伍德有限的生命里，他从未见过成年人如此害怕和脆弱。他轻轻搂住萨拉希，说“没事的没事的”。萨拉希摇摇头，咂着舌头，不以为然，但又拒绝说话。第二天，伍德问前一天晚上怎么回事儿，萨拉希没有细说，只是简单回了一句，“兄弟，他们把我毁了。”

夜惊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萨拉希在做一个减肥计划，不过每天还是保证足够的维生素奶昔，还有抗抑郁的药物。有一天，他向伍德抱怨，审讯官让他提供不可能知道的信息，有些事件是在他被关押期间发生的。

伍德向萨拉希介绍自己时，用了锯木厂同事给他起的外号“舒展”（Stretch），但萨拉希很快就知道了他和其他狱警的名字。“胶条很容易从制服上掉下来，”伍德回忆说，“起初我们都想赶紧给贴回去，但最后没人管了，随他娘的便。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危险人物。”原先，伍德虽然喜欢和萨拉希待在一起，但他有心理压力；现在，每次值班结束要锁门时，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茫然地走入晨曦，无法将身后的这个人与档案里描述的恐怖分子对应起来。如果伍德只是一个普通牢狱的狱警，可能已经光荣完成了对他的部署，对全球反恐战争的理解也完好无损。可伍德不是，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关塔那摩看守的，可能是美国政府最黑暗的秘密之一：军方最有价值的犯人，根本就是被错误关押的普通人，之所以仍隔离在回声特别营，就是为了掩盖错误关押对他造成的苦难经历。

一天，萨拉希找狱警要纸张。根据近期的一项法庭裁决，囚禁在关塔那摩的人也可以请律师，萨拉希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令人痛心的拘留日记；该日记466页，用信封密封起来寄往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某个安全地方，给律师南希·霍兰德（Nancy Hollander）、西尔维亚·罗伊斯（Sylvia Royce）和特雷莎·邓肯（Theresa Duncan）。日记不允许任何狱警和审讯官查看。在某一页，他回忆起被取外号的那天，一个审讯官给他抱来了枕头。“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假装无比高兴，其实并不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个枕头。”他继续写，“而是拿到这个枕头，表明他们对我的严刑逼供要结束了。”

02 犯人

1970年12月底，穆罕默德·乌尔德·萨拉希出生在毛里塔尼亚的一个骆驼牧民家庭，他是家里第九个孩子。当时的毛里塔尼亚和大多数西非国家一样，从法国独立出来已经十年了。那里幅员辽阔，大部分国土是沙漠，居住着说不同语言的民族，本国人很少讲法语，官方文件从未顾及这种语言的多元化。他出生时，一位只能讲哈萨尼亚阿拉伯语（Hassaniya Arabic）的护士用拉丁字母填写出生证明，漏写了他名字的一个音节，“Salahi（萨拉希）”变成了“Slahi（斯拉希）”。接下来的日子，政府总是按照自己的失误对待萨拉希。

萨拉希是个早熟的学生。每天放学后，他偷偷顺走教室的粉笔，赶往首都努瓦克肖特一个叫布赫迪达（Bouhdida）的社区，那里杂乱无章，尘土飞扬，他去给付不起学费的孩子们上课，把当天学校里老师讲的内容复述一遍。毛里塔尼亚是伊斯兰共和国，在诗歌和朗诵方面有着丰富的传统，但这掩盖了它令人沮丧的识字率和经济增长。萨拉希十多岁的时候，就能背诵整本《古兰经》。

他成长在一个由军事政变打量历史的年代，1978年，1979年，1984年，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导致了权力更迭，但几乎没有改变毛里塔尼亚人体验权力的方式。毛里塔尼亚社会缺少进步、发展和自由，给萨拉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独裁和腐败曾令他愤愤不平，使他渴望为更好的前景而奋斗。

谁是狱警？谁又是犯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和表弟兼诗人马福兹·乌尔德·瓦利德（Mahfouz Ould al-Walid）在家乡的一家咖啡馆待了数个晚上，老板在店里播放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和1979年苏联入侵导致阿富汗人发起圣战的视频。1988年，沙特理论家奥萨马·本·拉登主持成立了基地组织。那年瓦利德十三岁，开始阅读本·拉登写的小册子。为了保卫穆斯林，一群衣衫褴褛的圣战者，携带着轻武器（mild weapons，指枪械及其他由单兵或班组携带战斗的武器），躲在山洞里与一个超级大国较量，他和萨拉希被这样的故事打动了。基地组织并不孤单，中情局资助和武装多个这样的圣战组织。

1988年，萨拉希高中毕业，拿到奖学金到德国杜伊斯堡学习工程学。他成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但圣战的召唤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学业。1990年，苏联已经从阿富汗撤军，但基地组织还在和苏联扶持的阿富汗共产党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亲苏派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78年持续到1992年）作战。那一年十二月，萨拉希二十岁的生日快到了，他坐飞机去了巴基斯坦，从那儿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尽管他从未见过本·拉登，但很快就宣誓效忠他了。

瓦利德当时十六岁，待在毛里塔尼亚。两个月后，萨拉希回到毛里塔尼亚，讲述他参加圣战的经历，瓦利德决定一个人去阿富汗。瓦利德是努瓦克肖特著名的诗人，拿过很多奖。本·拉登见到瓦利德，对他的口才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有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和本·拉登一起去苏丹，本·拉登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开发公司和一个圣战训练营，他们坐着他的白色奔驰车，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快速兜风。

1992年春天，萨拉希回到阿富汗。他不会用武器，被基地组织派到霍斯特附近的法鲁克训练营，在那儿学会使用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Kalashnikov rifle，前苏联枪械设计师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自动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rocket-propelled grenades）。萨拉希正接受训练的时候，苏联解体了，阿富汗政府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持，导致阿富汗内战进入新阶段，敌对的伊斯兰组织夺取控制权，萨拉希不想参加战斗了。三个月后，他离开了阿富汗，回到杜伊斯堡，一边在电脑修理店工作，一边继续着学业。

又过了两年，萨拉希的名字引起毛里塔尼亚安全与情报机构头目迪达希·乌尔德·阿卜杜拉希（Deddahi Ould Abdellahi）的注意。1994年，他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开始调查努瓦克肖特的圣战事件。他们发现，几个毛里塔尼亚人去了阿富汗和波斯尼亚战场，（萨拉希的表弟）马福兹·瓦利德成了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不过用了假名阿布·哈夫斯·毛里塔尼亚（Abu Hafs al-Mauritani）。在努瓦克肖特，阿卜杜拉希和手下按图索骥，逮捕与阿布·哈夫斯有过接触的人，并搜集其他圣战者的名字。几个年轻人提到，萨拉希是他们在德国的联系人。阿卜杜拉希告诉我，在德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开始尽最大努力收集信息，他过得怎么样？他表现如何？他对世界大事有何反应？”所有毛里塔尼亚的伊斯兰教主义者（Islamists，伊斯兰教激进派）都认识萨拉希，阿卜杜拉希不清楚他是否仍然活跃在基地组织内部。

阿布·哈夫斯进了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也是本·拉登的伊斯兰教法私人顾问。1996年，阿布·哈夫斯二十一岁，协助本·拉登起草了最重要的法特瓦(Fatwah，伊斯兰律法的裁决或教令，各国根据新出现的问题颁布法特瓦，对编著者有严格要求）。这份一万一千字的法特瓦，谴责了沙特，并警告美国国防部长，说基地组织的追随者“除了杀死你进入天堂，没有其他追求”。这也是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宣战书。《流亡者》（The Exile）是一本全面讲述9·11恐怖袭击后基地组织状况的书，两位调查记者凯西·斯科特·克拉克（Cathy Scott-Clark）和阿德里安·利维（Adrian Levy）拿到了阿布·哈夫斯的日记，发现他是“本·拉登大部分演讲、宗教裁决和新闻稿”的捉刀人。1998年，本·拉登还把阿布·哈夫斯写进了自己的遗嘱。

萨拉希已经很长时间没跟表弟联系了。突然有一天，阿布·哈夫斯用本·拉登的卫星电话给萨拉希打了电话。他们与一对姐妹结了婚，所以现在也是连襟。不过，萨拉希回到德国后，两人几乎没有联系。阿布·哈夫斯在东非处理基地组织的事务时，他父亲生病了，想请萨拉希帮忙捎些钱回去。萨拉希同意了，阿布·哈夫斯给他的德国账户汇了约为4000美元。萨拉希取出现金，交给前往努瓦克肖特的朋友，让他们把钱转交给阿布·哈夫斯的家人。

1998年12月，两人再次通了电话，随后有了第二笔金钱往来。阿布·哈夫斯用本·拉登的号码给另一位在努瓦克肖特的表兄也打了电话，后者不久就被阿卜杜拉希的手下逮捕，被折磨了两个多月。因此，1999年初阿布·哈夫斯第三次给萨拉希打电话，请他帮点儿忙时，萨拉希拒绝了，并挂断了电话。

此时，基地组织已经变成国际恐怖组织，正在东非和中东发动恐怖袭击。美国曾向其在苏丹和阿富汗的目标发射过巡航导弹，为了抓获阿布·哈夫斯，中情局还突袭喀土穆的一家酒店，但他从厨房的后门逃走了。1999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一个朋友请萨拉希接待三名途经杜伊斯堡的穆斯林。晚餐时，他们说正在向东进发，去参加圣战。他们在萨拉希家里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黎明前起身去了阿富汗。萨拉希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之后也再无消息。

就在这时候，德国情报部门盯上了萨拉希，只是没有理由拘捕和讯问。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调查，“他在阴暗的清真寺后院布道”，偶尔与圣战者保持联系，他们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出现在横跨非洲、欧洲、北美和中东的调查之中。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或是他们活动的推动者。后来，德国官员询问了萨拉希的朋友，萨拉希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这位朋友笑了。

萨拉希不想生活在监控下，决定离开这个国家。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朋友建议他搬到蒙特利尔。多年后，萨拉希在美军听证会上说：“他告诉我，加拿大令人惊讶，人们讲法语，没有种族歧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朋友告诉他，你一到就能找到工作。斋月快到了，接下来一个月需要有人带领祈祷者大声朗读整部《古兰经》，萨拉希回忆说，“我的朋友说，‘我们在加拿大需要你，因为我们没有哈菲兹（Hafez，阿拉伯语的意思为守护者，为伊斯兰教职称谓，能够熟记《古兰经》的男子）’。阿拉伯国家有很多哈菲兹，但在欧洲和加拿大却很少见。”

1999年11月26日，妻子回努瓦克肖特，萨拉希去了蒙特利尔。朋友霍斯尼·莫森（Hosni Mohsen）把他引荐给一个逊尼派清真寺的阿訇。这个清真寺有数千信众，其中一些人属于阿尔及利亚圣战组织，该组织引起了法国和加拿大情报部门的注意。“坏人总想融入人群，”萨拉希在军事听证会上解释。就像萨拉希的描述，莫森接待萨拉希时，莫森的“坏朋友”也去了萨拉希的公寓。

“看看吧，”萨拉希说，“我和奥萨马·本·拉登的特工有联系，他正在帮本·拉登洗钱。我现在加拿大，定期去一个清真寺，而一个非常危险的组织也定期参加这个清真寺的祷告。”这时候正是斋月，萨拉希正带着大家做祷告，“暗流正在冰面下涌动”。

“看起来不太好，”主持听证会的军官插话了。

“是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好。”萨拉希回复说，“情况还会更糟。”

艾哈迈德·雷萨姆（Ahmed Ressam）是阿尔及利亚圣战组织的成员，也是一个用假身份生活在加拿大的连环小偷。1998年，他去了阿富汗，在基地组织训练营待了一年，学会使用武器和炸药。1999年春天，法国情报人员要求加拿大同行就欧洲圣战活动传唤雷萨姆，但他入境用了假护照，加拿大找不到人。

萨拉希主持祈祷活动一周后，雷萨姆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从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登上一艘开往美国的渡轮。当船抵达西雅图附近的安吉利斯港（Port Angeles）时，海关在车上查获了超过100磅的炸药和4个定时雷管，每个雷管由9伏的电池、电路板和卡西欧表制成。雷萨姆告诉调查人员，他计划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较为拥挤的候机楼引爆手提箱里的炸弹。

袭击计划失败暴露以后，加拿大加大力度检查蒙特利尔。“他们非常紧张，”萨拉希在听证会上回忆，“清真寺和警车里到处都是调查人员，整天都是这样。”调查的目标包括萨拉希的朋友兼东道主莫森。根据一份庭审材料，莫森被捕后，调查人员从他口袋的碎纸里发现了“萨拉希的名字和雷萨姆的电话号码”。对此，莫森未予以置评。

一天晚上，萨拉希被一阵打孔声吵醒了。第二天早上，他在公寓的墙上发现两个针孔摄像机。萨拉希打电话报警，说邻居在监视他，但警察告诉他，用胶带盖住摄像头就好了。很快，加拿大调查人员来到这间公寓，问千禧年阴谋是怎么回事儿。“我吓得要死。”萨拉希在听证会上回忆，“他们问我认不认识艾哈迈德·雷萨姆。我回答说，不认识。”调查人员后来确定，11月17日，雷萨姆离开蒙特利尔前往温哥华的窝点时，萨拉希还在德国，九天后才抵达加拿大。他注意到，监控无处不在。“好吧，管他娘的，没事，监控就监控吧。”他说，“他们担心我会杀人。”

在毛里塔尼亚，阿卜杜拉希的手下带走萨拉希的妻子和兄弟，就千禧年阴谋对他们进行审讯。萨拉希回忆说：“家人没有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他们很害怕。”不过，他们很想让萨拉希回家，所以谎称母亲病了。

2000年1月21日，萨拉希飞往塞内加尔（Senegal，毛里塔尼亚邻国，首都达喀尔），到达喀尔的机票比到努瓦克肖特的便宜。他的兄弟们开着车，跑了三百英里（约为483公里）去接他。萨拉希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离开行李领取处，“我就被一群蒙面人包围了，手被铐在背后，他们把我和家人隔开了。起初，我以为这是一起持械抢劫，”但机场警察靠近时，“我身后的人亮出一枚特别徽章，立刻让警察撤退”。萨拉希和他的兄弟被扔进一辆货车的车厢，送到看守所。

黎明前，萨拉希被带到审讯室。塞内加尔的官员问他千禧年阴谋的时候，一位美国女人进了房间，她站在一旁没有出声，萨拉希认为是美国情报官员。他说不认识艾哈迈德·雷萨姆，还认为围绕这次袭击的整个叙述是捏造的，目的是“骗取反恐预算，伤害穆斯林”。他后来记录，当时“我过分相信阴谋论，尽管可能没有美国政府那么相信”。

第二天，塞内加尔的高级官员确信没有理由继续扣留萨拉希。“我很高兴，因为美国政府给塞内加尔人的一吨纸张，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萨拉希在日记里写着，“我的审讯官，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了解情况。”另一位美国官员给萨拉希拍了照片，还提取了指纹。很快，他们把萨拉希的兄弟放了，让他们返回毛里塔尼亚，并说不要等萨拉希。

随后几天，他们又提审了萨拉希。塞内加尔人出面审讯，但问题是美国人提供的，审讯结果报告给华盛顿。最后，一名审讯官告诉萨拉希，他会被送往毛里塔尼亚，接受更多审讯。他很害怕，要求回加拿大受审，毕竟那里有法律约束审讯官。

萨拉希被带上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飞往努瓦克肖特的旅程大约花了一个小时，飞机沿着毛里塔尼亚海岸飞行，海岸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是撒哈拉沙漠。这一次，他怀着夹杂了怀旧和恐惧的心情，回到了1993年离开的家乡。“透过窗户，我看到努瓦克肖特周围被沙子填埋的小村庄，我的前景跟它们一样暗淡。”

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日落时分，飞机降落了。一位安保人员递来一只脏兮兮的黑色头巾，在开车去秘密警察总部的途中，用它遮住萨拉希的脸。到了那里，一个名叫亚库布（Yacoub）的情报官员没收了萨拉希的《古兰经》，把他送进一间潮湿的牢房。他想睡觉，但脑子里总是充满黎明时遭受折磨的幻想。“我读过穆斯林英雄直面死刑的故事，他们昂首挺胸。”他在日记里问，“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天早上，萨拉希被带到毛里塔尼亚情报头目迪达希·乌尔德·阿卜杜拉希（Deddahi Ould Abdellahi）的办公室。“房间很大，设备齐全，”萨拉希说，房间里总统的画像“传达了法治的薄弱和政府的权力”。接下来的几天，阿卜杜拉希和手下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审讯了萨拉希，问他在阿富汗待了多长时间，他与表弟阿布·哈夫斯还有没有联系，以及千禧年阴谋。他们没有虐待萨拉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希望他们能把他交给美国，到了那里至少可以质疑拘留他的理由。

大约三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去了萨拉希的牢房。萨拉希记录了他们的问题，跟之前大同小异，不过“整个过程让我开始怀疑美国审讯官的诚实和人性，就好像在说，我们自己不会打败你，但你应该知道你在哪儿！我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想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审讯，以便使用压迫和威胁。”

2000年2月19日，阿卜杜拉希让他回家。“我们已经做了所有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对萨拉希不利的证据。”阿卜杜拉希告诉我，他的手下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没收了萨拉希的护照。一个朋友帮他在家乡找到一份工作，为一家电信公司安装互联网路由器。“我没有了旅行的自由，这真是太糟糕了，”萨拉希在军事听证会上说，“但是，嘿，我得应付。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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